佛经的翻译：正典《十三经》与伪经丨中国佛教史丨许小亮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小亮，欢迎来到我的中国佛教史课程。

在前面几讲，我和你聊了一些对于中国佛教史学习来说较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佛教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经过这几讲，我想你已经了解了佛教本身的特质，不过，要想把握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还需要了解影响佛教在中国演变的一些历史背景，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佛教史所涉及到的文本、政治、宗派和推动力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会用差不多四讲的篇幅，和你简要地讲讲这四个方面的基础知识。在这一讲，我想和你首先来聊一聊中国佛教史发展的文本基础。

为什么要了解文本问题？

文本基础，其实就是指佛经以及佛经的翻译。你可能会想，这个问题听起来又专业又无趣，和我们一般大众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佛经的翻译不仅是翻译家的事，而且，对于佛教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一个宗教来说，确立“正典”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教的《圣经》、儒教的四书五经，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是这些宗教的基础，它们的教义都是从这些经典中生发出来的。

在中国佛教史的发展过程中，普通人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流行的“佛教正典”，是所谓的“佛教十三经”，也就是《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而在这十三部佛教正典中，除了《坛经》是中国人的著作之外，其余经典都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佛经的翻译构成了中国佛教史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

所以，大家要想了解佛教在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就必须了解佛经翻译的兴起和衰落。

佛经翻译的兴盛与衰落

可以说，佛教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对中国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真正让佛教进入到中国人的知识和精神世界的，就是公元二世纪开始兴起的佛教译经运动。

最早的译经者并非汉人，而是佛教的弘法高僧。最早的两个杰出代表是东汉时期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这两位译经者的对于佛教初传东土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其中安世高的贡献尤其大。他所译的佛经数量大、质量高，耗时也非常久。更为重要的是，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安世高还利用中国传统思想的术语去对应佛教的名词。比如，他将“苦集灭道”四谛中的“道谛”，翻译为“道德谛”，将“安般”这个我们不太熟悉的词翻译为“清净无为”，等等，这样我们中国人在面对陌生的佛经时，接受起来就不那么困难。

而支娄迦谶的贡献呢？就在于他将《道行般若经》翻译了过来，这使得般若思想这种佛教中最重要的智慧，在佛教刚刚传东土的时候，就被中国人所熟知了，并且，由于般若思想和老庄思想有着天然的亲和性，所以，在老庄思想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可以看出，佛教经典翻译的选择，以及译经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熟知程度，决定了中国佛教在一开始就和印度佛教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具体来说，印度佛教史的发展是有着清晰的历史演化顺序的，也就是从原始佛教发展到部派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但是，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开端处，由于译经者大体上是小乘、大乘兼修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将印度佛教的基本框架，全都呈现在了中国人的心智生活中。这使得中国佛教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小乘、大乘相互交织的状况。

在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之后，较为重要的译经者是三国时期的支谦，在他所翻译的诸多佛经中，最流行的是《维摩诘经》。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王维的字是摩诘，他的名和字就是从这部经来的。除了翻译这部重要的经典，支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他对于佛经的翻译原则第一次给出了系统的解释。

刚才我所说的三位译经者，安世高、支娄迦谶和支谦，更多地是作为翻译家而出现的，在他们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译经者——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个翻译家，还是重要的思想家。

我先说说他作为翻译家的贡献。鸠摩罗什的翻译影响有多大呢？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很多佛经，至今还沿用鸠摩罗什的译文。比如《金刚经》中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鸠摩罗什的翻译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翻译既忠实于原文，又具有中文的可读性，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

鸠摩罗什还有更为重要的贡献，也就是他作为一位思想家的贡献。他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掺入了自己对于佛教义理，以及对于佛教修行法门的独特理解。也正是从鸠摩罗什开始，佛经的翻译具备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国性”，也就是通过佛经的翻译，将佛教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印度佛教思想对于中国佛教史的发展的支配性地位开始动摇。

经过鸠摩罗什以及之后的译经者的努力，佛经以一种更契合于中国人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形态出现。

在这个方向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东晋的僧肇。在僧肇看来，所谓中国化，就是不拘泥于佛教的原典，而是在现实生活和修佛主体的体悟能力中证悟佛教的义理。僧肇在他的名著《不真空论》中这样说道：“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也是就说，立身处世就是真实，处处都能体现和运用真理，这个思维方式是非常中国化的。

到了隋唐时代，佛经的翻译进入了另一个高潮。在这个时期，以玄奘法师为代表的译经者，几乎将印度佛教史中的各种佛教经典都进行了翻译。不仅翻译的数量巨大，隋唐时期的翻译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梵文原典的基础上，对于旧的佛经翻译做了“新译”，也就是重新翻译。这些“新译”，一方面具有高度的精准性，校正了旧有翻译的讹误，为隋唐之际佛教的各个宗派的成熟提供了文本基础，让各个宗派都有了可靠的佛经基础，免得“念歪了经”“走火入魔”。另一方面，玄奘通过“新译”，还为中国佛教的学说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那就是法相学和俱舍学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的兴起，从而塑造了整个中国佛教思想的基本特质。

在玄奘之后，虽然也有不少的翻译作品。但整体来说，佛经的翻译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顶峰。中国佛教界，在玄奘之后的基本任务，就是将这些佛教正典进行中国化的解释。而解释最成功的作品，就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从性质上来说，《坛经》是对佛经翻译的一次扼要、全面且精深的释义。它也是中国佛教以“经”命名的正典中，唯一一部中国人的作品。很多人认为，在此之后，中国佛教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总之，在中国佛教最初发展的几百年间，佛经的翻译构造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文本基础，形成了大量的“正典群”。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具备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最后，在“正典”之外，我们再来聊聊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伪经”。

我们知道，佛教正典是需要实践的，也就是需要主体的体悟能力才能够证悟完整的佛理，那么，由修佛的主体在生活实践中所体悟出来，但在原始佛经中没有记载的义理，该如何表达呢？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假托翻译而产生的各种“伪经”。据统计，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中的各种“伪经”差不多由四百部左右。其中为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伪经有《提谓波利经》、《像法决疑经》、《父母恩重经》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伪经呢？我想，对待伪经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看它们在中国佛教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儒教和道教思想的融合作用。站在印度佛教史的立场上，伪经有百害而无一利。但站在中国佛教史发展的立场，尤其是中国社会演化和儒教与道教发展的立场来看，伪经的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因为对于伪经进行引用都是很多高僧大德在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所无法避免的。譬如说慧远大师、天台宗的智顗大师、华严宗的智俨大师，如此等等。

事实上，推动中国佛教史发展的，不仅有文本的因素，还有政治因素。在下一讲，我就和你聊一聊中国古典政治制度的变迁对于佛教演化和发展的影响！

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