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统治，兴佛与灭佛：帝国政制与佛教发展丨中国佛教史丨许小亮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小亮，欢迎来到我的中国佛教史课程。

在上一讲，我和你聊了佛教的典籍翻译在中国佛教史的正典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及地位。有了基本的文献，佛教的传播就有了文字和学术上的依托。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

我想，你应该明白，一种宗教义理或理论的主张要想在中国古典社会中扎根，离开了政治精英自上而下的引导，和社会精英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地引导，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它必须在不断变迁的中国政治中安身，尤其是找到自己的传播者和信奉者。

比如说，儒教的义理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典社会中扎根，就是一方面通过政治精英确立了它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通过更为庞大的知识精英群体，实现了儒教义理的推广和教化，这就是宋明理学的诞生，以及它作为帝国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

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到在宋代之后不断地深入到民间社会，成为中国人最为日常和贴心的宗教信仰，也大体上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在这一讲中，我就来和你聊一聊：古典中国政治制度的不断变迁，具体如何影响了佛教的传播？佛教又是如何被精英接受，并进入到平民百姓中的？

魏晋南北朝政制的变迁与佛教走入精英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说过，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到中国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对中国的思想和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汉代的大一统政制构造下，佛教无法广泛传播。直到东汉末年，在整个社会发生了一种总体性危机时，佛教才逐渐开始在中国文明的内部被重视、被广泛传播。在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佛教的“大流行”。而到了隋唐再度大一统的时候，佛教的传播变得更加兴盛。

从这个历史来看，汉代是大一统的政制结构，这时候佛教的传播不如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似乎分裂的政制结构更有助于佛教的发展与传播。但是，同样是大一统政制的汉代和隋唐，佛教的命运却完全相反。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想，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于在不同政制模式下生活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性质，以及生活在这些政制统治之下的人民的身份地位。

我们大体上按照时间线索来具体看一看。佛教在汉代为什么无法广泛传播？在汉代政制结构中，儒教是支配政制统治的理论，按照儒教的统治结构，普通人民是被皇权直接支配的。在这种皇权直接支配的结构下，佛教一方面无法获得政治权威的支持，从而无法经由政治权威去推行佛教教义；另一方面，社会缺乏相对自由的人民，也就是普通大众，因为普通人民被社会与政治牢牢支配着。然而，只有具有一定自由意识和属性的人民，才是佛教获得广泛传播的前提。就像我在前面几讲中一直不断地和你强调的，佛教所追求的解脱，不过就是主体的自由意识经历了一个从被蒙蔽到“初醒”的过程。然而，在汉代的政制构造中，由于皇权通过儒教的意识形态可以直接控制每一个个体，因此，佛教是很难进入这个政制结构中，并获得广泛传播和认同的。

佛教唯一的机会，就是秦汉这套政治体制从内部开始崩溃，并形成一种新的政制统治模式。具体来说，到了东汉末年，秦汉政制体制出现了总体性危机，儒家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这套皇权政制构造崩溃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已经讲过这段历史。总之，从这个时期起，佛教开始广泛传播。

那么，这个时期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它为什么有利于佛教传播呢？

经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逐步发展，中国古典政治秩序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多中心支配的格局。也就是说，不再有汉代那么强大的皇权来治理普通人了，而是通过地方上的“豪族”为普通的人民提供秩序庇护，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治理的政制结构。我们一般把这种结构称为“豪族共同体”，豪族就是豪门大族的意思。那么，这个豪族共同体的政制结构，为什么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呢？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在这种政制结构中，人们普遍高度紧张、焦虑不安，产生了对佛教的需求。由于豪族共同体是高度地方化的，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很多地方具备了独立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又是高度竞争的关系，这就让人处于焦虑不安的政治环境中，并且，这种政治环境还不是短时期内所能改变的。所以，各个地方的政治权威为了缓解这种高度紧张、焦虑不安的政治情绪，逐渐将佛教视为是一个比儒教更好的意识形态选择。这一点，无论是非汉族群的统治者，还是汉族群的统治者，都不例外。我之间就给大家提到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国的君主，对于僧人及佛法基本上都是高度礼遇的。

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豪族共同体内，无论是作为治理者的豪族，也就是政治精英，还是作为被治理者的普通人民，他们都获得了某种意义上更高的自主性和自由性。而这对于佛教义理的传播大有益处。刚才我们说了，在汉代的政制构造中，皇权被束缚在儒教意识形态中，普通人民又被禁锢在皇权结构中，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都是不自由的。但在魏晋南北朝的豪族共同体结构中，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儒、道、释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到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像是东晋的琅琊王氏，就既有信奉道教的人，也有信奉佛教的人。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对于政治权威的人身依附性被削弱，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地位，这让很多人可以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来理解“解脱”这类佛理了。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能够在中国传播的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佛教的大流行时期，但真正主动去学习佛教，并广泛传播佛教的，还只是社会政治精英，而不是普通人民。因为人民的自由意识还不够高，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像政治精英那样，自主地选择并评价相关的宗教意识。

唐宋政制的变迁与中国佛教的平民化

真正让佛教走向平民的，是唐宋政制的变迁。

我们先看看隋唐时期的状况。隋唐在政制上的大一统，并没有像汉代政制大一统那样限制佛教的传播。恰恰相反，隋唐在政制上的大一统，刺激了佛教的政治意识，让佛教能够与最高统治者建立密切联系，深入地影响政治精英。当然，佛教的这种政治意识与其他普世宗教的政治意识有着根本的不同：佛教的政治意识并不是寻求权力的意识，而是寻求权力庇护的意识。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佛教的政治意识是不充分的。

以唐代为例，虽然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依然确立儒教的统治地位，但是在宫廷生活中，佛教对于君主的意识形态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可以说，在唐代，佛教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也就是对于君主的政治教育。唐代的皇帝有许多都重视佛教，比如武则天，玄奘、惠能、法藏等等佛教高僧都和她有关联，并且她还资助了龙门石窟中许多佛像的开凿。宫廷政治上的译经、讲经成风，无论是君主亦或是士大夫，对于佛经的熟稔，是他们从事政治生活的必备知识前提。

我们在前面的讲述中也和你提到过，佛教在统治阶层的大流行，尤其是在大一统政制结构下大流行，事实上使得整个政制本身具有了开放性的结构，从而造就了隋唐帝国的强大。

隋唐佛教通过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实现了自身的广泛传播。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渗透，佛教在中国遭遇了灭顶之灾，那就是“灭佛运动”；另一方面，“灭佛“之后的佛教，又成功在古典中国获得了新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唐代佛教对政治渗透，遭到了儒教秩序捍卫者的抵制。尤其是在唐代中后期，当时有些人提出要废掉汉语，改学梵文，用佛教取代儒教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时代儒教知识分子的政治使命，就是要根除“佛教”对于中国的政治影响与渗透。另外，还有许多社会和经济维度的原因。从社会层面来说，佛教的伦理与中国古典伦理观念是冲突的，比如剃度出家这件事就与儒家伦理直接冲突；从经济层面来说，佛教特殊的经济制度也让它和世俗社会有了冲突。这些我在以后的节目中会给大家展开介绍。

总之，“灭佛”运动开始兴起，灭佛运动的顶峰就是佛教徒们一直念兹在兹的“会昌法难”，或者叫唐武宗灭佛事件，这个事件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本质上，经由“会昌法难”，佛教的政治意识被彻底消灭，佛教意识到了政治维度的危险，意识到了与统治者走得太近的危险，于是，在唐宋代以及之后的大一统政制框架下，佛教再也没有过任何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诉求。

那么，佛教又是怎么走向彻底的平民化的呢？刚才我们提到，佛教要想广泛传播，社会需要有相对自由的人民。恰恰是在唐宋之后的大一统政制结构中，社会、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人民的自由地位和自由意识也越来越高，这就是佛教走向大众的基础。从此，佛教就此转向了社会生活层面的广泛传播。

除了人民自由的提升，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就是宋明理学对佛教的吸纳。宋代以后，佛教通过与儒教知识分子的广泛对话和交流，将自身的很多义理融入到了宋明理学之中。而宋明理学是唐宋之后大一统政制的最稳固的意识形态，基于此，佛教也随着宋明理学在社会中被全社会所接受。正是通过宋明理学，佛教真正意义上在平民的生活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聊到这里，我想对于中国古典政制的变迁对于中国佛教史发展的影响，你大概有所认识了。当然，政治因素毕竟是佛教史发展的外部因素，而文本也需要在中国佛教的各个团体中，才能被理解和实践。但我们知道的是，不同的团体基于不同的政治语境，对于相同的文本会给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这事实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佛教内部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宗派”性倾向。这种宗派性的划分，对于佛教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就是中国佛教各个宗派的发展史。

在下一讲，我就和你聊一聊宗派对于中国佛教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吧！

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