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第1章《龙见》之二

五卷第1章《龙见》之二

全球的龙

中国人并不是这一时期唯一目击龙的民族。欧洲也有关于龙的记载。伦敦的科普作家爱德华·托普赛尔在他1608年出版的《大蛇的历史》一书中，以两章的篇幅写龙。他从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寻找有关龙的记载，并把它们勉强拼凑成一个连贯的叙述。他告诉读者，龙的记载有着纷繁芜杂的来源：“有的以国别区分，有的以数量和体积区分，还有的则以其肢体的不同形态来区分。”他掌握的最可靠的近代事例来自欧洲大陆，包括1499年的法国、1543年的卢塞恩，以及德国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实例。

托普赛尔知道，有些读者会质疑他的故事。他竭力为自己辩护道：“我所记述的事情经得起任何通情达理者的检验，那就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生有羽翼的大蛇和龙。”他劝告读者宁可相信自己的话，“免得最后大难临头”。托普赛尔的言之凿凿，恰恰说明，当时的欧洲人并非都相信龙的存在。

与托普赛尔同时代的明朝人也出现了同样的分歧。嘉靖二十九年进士陈耀文编纂了一部名为《天中记》的类书，其中第56卷就是专门关于龙的内容。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毫不怀疑远古时代对龙的记述，他从浩如烟海的早期典籍中挖掘大量资料。我们从这部书里读到，“人火得水而灭，龙火得水而炽；他认为“龙之目可见百里”。但龙也有看不见的东西，“人不见风，鱼不见水，鬼不见地，羊不见雨，狗不见雪”——而“龙不见石”。我们还了解到，龙角长达六米，这正是北魏太和十一年献给皇帝的红纹龙角的长度。陈耀文的素材几乎全部来自尘封千年的故纸堆。他的同代人对这类知识并非没有怀疑，一些人开始在“笔记”这种文体中记录自己对龙的质疑。这些笔记约略等同于同时期英语世界中的“摘抄簿”(commonplace books)。宋代以来的文人以此记录稗史野谈，我们正是在其中找到了明代学者对龙的困惑。

龙性

多数明代学者认为确定龙的本质是一个分类问题。他们追问最多的是龙可以被归入什么属类，而非龙究竟是什么。龙在空中飞行，会喷火，会发光，因此是阴阳二元谱系中“阳”的最强表现。阴阳是长久以来中国人对物理世界之想象的基本结构。然而，龙潜伏在水井或其他阴暗潮湿的地方，一摆尾就能招来降雨和洪水，这似乎又表明了它与“阴”的亲缘性。因此，龙显然同时包含了阴阳两个极端。

于是，较真儿的学者便被难住了。陆容的《菽园杂记》是明中期一本以搜奇志异为主的笔记。陆容在说到龙的时候不置可否。他说：“其变化不测。信矣哉！”半个世纪后，郎瑛的《七修类稿》更偏重考史。他逐一筛查文献，找出最早的记载来讨论人们的疑问。例如关于龙是如何诞生的问题。事实上，人们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历来有分歧。一些人认为龙是胎生，另一些则支持卵生说。而且接受卵生说的人更多。郎瑛问道，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从卵里孵出的东西——上至飞鸟，下至爬虫——是如何获得龙的魔力的呢？他语焉不详，最终只是引述了诸家论说，并诚惶诚恐地总结道，此事只能等候“博物君子”给出较为肯定的说法。

郎瑛还提到暴雨会使人视线不清的疑点。他指出，“世人见龙，或挂或斗，或经过，或取水，则必风雨交至，雷电晦暝”，因此要辨认清楚是很困难的。同时，龙也总是刻意远离人群，“甚之败屋拔木，不过闪闪于云烟中，见其盘旋之势耳，欲睹全体不得也”。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郎瑛仔细分析了正德年间一次可疑的龙见，并指出，当时的目击者只是瞥到一眼便武断地认定是龙了。

接着，郎瑛又说起广东的一次龙见。当时他正客居于彼，但并未言明他是否亲眼所见。他写道：“一日早潮方平，一龙自空坠于沙场。”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抵御动物对人类领地的侵犯，因此“渔人各以所担之木棰之至死，官民群往观之”。郎瑛描写道：该生物“其高可人，其长数十丈，头足鳞角宛然如画”郎瑛对这次龙见十分满意，他最后写道：“此可谓见之明也。”这条龙并没有帮助他解决如何分析龙的问题，但至少证明了龙的存在。但是，从逻辑上讲，一个奇异生物身上具有了传说中龙的特征，并不能证明那个生物就是龙，遑论龙的存在。但对于郎瑛来说，龙是否存在从来就不构成问题，他的问题是何为龙的特征。因此，他必须剔除那些可疑的龙见案例，以防止错误信息干扰了他对龙进行的动物学分类的分析。

陆容比郎瑛早生一代，他对于海龙的证据还有些将信将疑。他复述了景泰年间，即15世纪50年代早期，在曾有过龙见记载的温州湾，一个海洋生物被海浪推到岸边的的故事。当时人民争相围观，还欲割取其肉。但该生物忽然转动，把伏在身上的百余个业余屠夫卷入海中。当时的目击者判断它应该属于龙之类，但他们无法确定它就是龙。而在今天，这个生物很可能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鲸，而不是龙。

到了16世纪后半期，文人仍然转述龙见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可作政治隐喻的故事，但他们对15世纪时探讨龙的本质问题似乎失去了的兴趣。我在晚明笔记中发现的唯一关于龙的详细研究是谢肇淛的《五杂俎》一书。这是一部汇集自然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有13条是关于龙的内容。第一条将龙与虎对比，认为龙可豢养，而虎只能关在笼中。在第二条中，他批评相士们所谓样貌像龙者必定具备龙的威力的说法。在第三条中，他解释说龙是最淫荡的生物。龙与其他生物交配，生下具有双方特征的杂种，在此后的六条笔记中，他不断重复这一观点，认为“盖龙性淫，无所不交，故种独多耳”。谢肇淛转述说，岭南有善致雨者正是利用了龙的这种性情。他们把少女架在空中作饵，当龙围着少女徊翔欲与之媾和时，他们设法阻止，龙因不得近身而洒下雨露。

尽管如此，谢肇淛也和陆容一样，认为龙见是有问题的。龙现身时，总是在云雨的裹挟之中，得见龙的全形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多能看清它的部分而已。他也质疑了所谓人火和龙火的区别，以及凤凰喜食龙脑的传言。然而，龙在中国自古就位居万物之首，任何一种对龙的传说的怀疑，都未能一举粉碎对其真实性的确信。

《五杂俎》中关于龙真实存在的最确凿证据，是在北京以西黄土高原的河滩上发现的龙骨。崇祯九年，即1636年，山西省东南的曲底村发生山崩，露出了一具完整的龙骨。龙牙宽3厘米多，龙头有五斗大，脚爪长1.2米。这是一条可以触摸的龙。不过它在被发现后被迅速肢解了。曲底人不是猎奇者，亦非业余古生物学家。和我们不同，他们对利用化石建构地球的历史没有丝毫兴趣。他们考虑的是以龙骨入药。欧洲人认为，龙身上具有药用价值的部分存在于它的软组织中，尤其是龙血。然而，根据中医的理论，龙的精力集中在龙骨内。这就是民间争相发掘龙骨的原因。此时，山西刚经历过大旱，连年饥荒，“饿殍载道”，饥荒又引发了严重的瘟疫。当曲底村的龙骨露出地表之时，恰逢村民四处搜罗药材救命的紧急关头。

以龙为史

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翻开元明正史中的《五行志》就会发现，史官把龙见与蝗灾、六月飞雪等异象放在一起。蝗灾导致了饥荒，而非季节性的降雪也许是小冰河期气候变冷的证据。那么龙见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把龙见仅仅解读为气候现象，即便是正确的，可能也忽略了当时人们看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恶劣的天气和恐怖生物，他们还看到了被扰乱的宇宙秩序。即使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其实也很难豁免于对气候异象的过度诠释，我们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呢？与我们认知不同的是，在元明时代的人眼中，龙仍然是活跃着的生物。它的现形，是上天在影响人间。

中国境内最后一次龙见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也就是1905年11月，地点在海边，距离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朝代——清的覆亡仅仅还有数年。

1271—1644年间的元明两朝共经历了28位皇帝，他们艰难地挺过了一个又一个帝位合法性危机，如果说他们的性格和热情是塑造这四个世纪的历史轨迹的主要力量，那么气候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丝毫不容小觑。所幸龙并没有要求人们区分坏的政治预兆和坏的自然气候。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龙令人生畏的异常举动向当时的人们证实了，他们正经历一个政治动荡、气候恶劣的艰难时世。对此，他们在制度设计和生存策略上想方设法，为的是躲避灾祸，惨淡经营。当他们在努力作为时，世界也被大大改变了。我们只需举出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独裁制和商品化。在元明时期，这两点在质和量上都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社会规范变得多样化，文化产品有了新的形式和用途，理学家开始怀疑儒家思想根植的基本假设。

宋代的天下主义被抛弃了。在明朝，宋只是一个文化隐喻，当人们需要一个道德、制度和习俗上的榜样之时，宋朝就是他们的榜样。但实际上，她已不再具有任何示范性力量，没有人会认真将其付诸实践。大宋过去有着抚慰人心的精神力量，但现在她只是一个传说。

新的现实要求用新的观念来解释私人财富的增加和个人情感的形成，以及因这两者的不断发展而导致的与国家职能部门的日渐疏离。尤其是在明王朝的最后百年间，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在热烈地争辩：哪些信仰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他们身处的这个繁荣、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更好的人世间，还是一个人欲横流的泥沼，最终将走向道德与政治的毁灭？这种状态究竟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

帝国之外的世界也在发生着变化。商人和水手把明王朝织进了一个联通南中国海、印度洋与大西洋的贸易网络。一个全球经济体正在形成，而明王朝也被逐步推向核心参与者的位置。然而，环境、政治、和军事上的灾难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阻碍明朝前进的步伐。

1644年，明朝的终结者来了，但不是自海上，而仍然来自蒙古草原。不过，明王朝虽然结束了，帝制和支撑她的文化却并没有结束，这段故事一直要说到20世纪，其间还会有龙翩然出没的身影。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