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第2章《幅员》之二

五卷第2章幅员 之二

南北

随着北方女真人的入侵，宋朝被逐出中原，双方以淮河为界，南北分治。元朝统一南北后，消灭了这一内部屏障。不过从人文观察的角度来看，南北界线其实依然存在。南北方不仅存在气候、地貌、饮食、建筑和文化上的差异，人们甚至相信，南人与北人的思想与性格也有所不同。北方以干燥、贫穷、文化落后为特征，南方则完全相反。淮河流域是农业上的生态过渡区。元代著名的《王祯农书》就明确将淮河划定为水稻和小米种植区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以南降雨充沛，适宜水稻生长；而以北则只能种植小麦、高粱和其他旱地农作物。因此，降水充沛和气候温暖是南方最重要的天然资产，这里农业产量更高，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更大，教育和文化产业也更发达，而这一切造就了南方的领先优势。

不过，在一般人眼中，南北分界线是长江，而非淮河。所谓“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而淮河以南到长江的地区则通常被叫做“江北”，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如何甄别江南和江北，也是明代文人笔记中乐此不疲的话题。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

“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hùn圊qīnɡ。南人有无墙之室，北人不能为也；北人有无柱之室，南人不能为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楼，行于木杪miǎo；南人不信北人有万斛之窖，藏于地中。”

发达的南方，核心区域是指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它的西北面是明代最初的首都南京，东面以海港上海为限，西南面则是南宋首都杭州。这个区域即长江三角洲，亦称江南。元代在这里设立了行省，而明代则将这里划分为南直隶和浙江两个省。朱元璋出于自己的政治直觉和社会保守主义，对这一地区并不信任。他更倾向于征服和分化的做法，因此始终与江南精英圈格格不入。他崛起于淮河流域的凤阳府，那里正是南北的分界线。就如明代文人汪道昆所说：“畴昔圣帝明王，率由北产。帝臣王佐，亦以类从。……迄我太祖，中天而兴，挺生南国，向明而治……”可见，与以往朝代的开创者相比，朱元璋既非南方人，也算不上是个北方人。

在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时，人们也许还会引颈北望，但宋代以后，随着南方的兴起，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文化潮流的风向标已经南移。元代的统治尽管跨越了南北分界，但元代统治者尽可能重用北人而提防南人的做法，却使南北隔阂的观念常驻人心。这种差异反映在北人与南人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紧张关系，前者被派遣南下，治理南宋的旧江山，后者则往往没有资格服务于新政权，还不得不与新来的领主谈判权益。南人指责北人没教养、没文化，而北人则认为南人心胸狭隘、自以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很难达成地域政治上的调和。

蒙古人采用举荐而非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在被元廷严重排挤的南人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元朝覆灭后，他们为了扭转这种不平衡的态势，便寄希望于恢复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每三年一轮考试，在全国的青年中选拔人才，为政府效力。第一关是县一级的童试，第二关是省一级的乡试，第三关是在首都举行的会试。通过县一级考试者，被授予“生员”的头衔；通过乡试者，称为“举人”；通过京城会试者，则是“进士”。因为科考的内容范围是通行教材，因此有助于在士绅中培养一种统一的国家文化。不过，人们也普遍认为科举制度更有利于南人，因为历来南人通过科举的人数要比北人多。王士性曾试图用地理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说：长江以北，地方广大而缺少变化，人们可以甘于千篇一律而不求在文化上独树一帜；长江以南，地形更为复杂，人们被迫聚居在一起，相互间竞争增多，自然有更强的竞争力。

南北间的这种不平衡，实在由来已久。洪武三年，朱元璋恢复科举，就是意识到了元朝时期南人无由晋升之苦。但他本人还是更欣赏北人的坦率，并不愿过多地矫正重北轻南的局面。

南方在文化上的确具有优势——教育资源更多，文学更典雅，赞助和繁荣学术的社会网络更发达，因此，洪武四年的明代首次科举中，选拔出的进士有3/4是南人。朱元璋对这一结果很不高兴，一度暂停了科举。至洪武十八年，他才重开了科举，但南人与北人的中试比例却还是如此。

到了洪武三十年的殿试，这一问题终于酿成了一场危机。当年的52名进士全部是南人。朱元璋叫主考官刘三吾重新审阅落榜的试卷，希望能发现被埋没的优秀北方举子。但令皇帝失望的是，刘三吾再次呈上的排名仍复如是。他向皇帝解释说：“礼闱取士，向无南北之分，大江以南本多佳士，北士自不及南。”朱元璋大为震怒，处决了两名考官，并重新举行殿试。这一次，61名进士自然都来自北方。

洪熙元年(即1425年)，终于在制度安排上解决了这一问题：35%的进士席位留给北人，55%留给南人，余下的10%则留给来自南北交界的淮河流域的人。不过，这一配额并不适用于排名顺序，而排名才决定官职的安排。因此，这项关于官僚职业生涯的改革并不彻底。从洪武三年直到明末，殿试第一名有80%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四个南方省份。从统计结果上看，省籍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你来自以上这些省份，那你晋升的机会将比来自诸如山西等北方省份，或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人要大得多，上述那三个西南省份，在明代没有出过一个状元。

政区

蒙古人将原来金、宋两朝的领土分为九个行政单位，另外还有三个涵盖了大草原及同纬度的北方地区。元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是北京及其周边，由中书省直辖。其余领土被分为八个区域，由八个行中书省管辖，它们分别是中部的河南江北，西部的四川，东南的江浙，西南的云南，西北的陕西和甘肃，还有南部的江西和湖广。

明朝初年沿用元制，近10年后才进行了改变。洪武九年，明朝废除了地方行省制度，将原来的行省权力一分为三，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其中有三个省——陕西、四川和云南，仍维持元朝时的划界。甘肃省消失了，因为其大部分地区已不是明朝的领土。但明代仍控制着甘肃的西南走廊，并将之并入陕西。其余各省都被划分为更小的单位。中书省被分割为山东、山西和北平（北平后改称北直隶，即今天的河北），江西行省被分成江西和广东，江浙行省被分成浙江和福建，湖广行省被分成广西和贵州。此外成立了两个新的行政区：一个是南直隶（即今天的江苏和安徽），另一个是新的湖广，包括原湖广行省的北部和原河南江北行省的西部。

将行省分为三使司，是预防省一级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分权策略。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实际上加强了省一级的行政能力。与元代相比，明代增加了省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跨区域协调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代又增设了巡抚和总督。这两个职官最初是临时性的，为的是应付诸如洪水等由环境恶化引起的、需要跨省协力解决的突发问题。

省下面一级的行政单位，在元代是路和府，明代则是府和州，再下面是县。元代一度有过1127个县，明代则是1173个县，当然这些数字会随着疆域变化而浮动。县是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的最基层单位。每个县有一个县官，根据省籍回避制度，必须由非本省出身者担任，这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从而削弱中央的权力。县官要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和财政，小的县有5万人，大的县有50万人。如果县官感到不堪负荷，可将该县进一步划分，从而成立新的县。

许多新设县是在管理松懈的边远地区，往往是为了应对当地的盗匪问题。而在发达地区，新设县则是因应经济增长的需要。例如，太湖南岸的桐乡在宣德五年被提升为县，就是为了改进这一人口稠密地区的赋税 而进行重大调整的结果。桐乡周边市镇的纺织贸易量增长惊人，因此士绅领袖奏请分立县治。当地的青镇人提出：作为一个商业市镇，青镇地处水陆要道，就其规模和繁荣程度而言，分立县治乃势所必然。他们说：“本镇……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丛塔宫观周布森列……已宛然府城气象”。但是，这个上疏最终未被批准。

福建漳州地区的海澄县，则是为了应对以上两种需求而设。海澄当地的月港是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16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三度要求置县。在第四次上疏中，当地人把立县称为救生灵而弭寇乱的根本办法。因为立县意味着能够加强应对倭寇的军事投入，从而促进海澄的进出口贸易，增加地方政府收入。该项建议被朝廷采纳了。1567年1月17日，福建设立了两个新县，其中一个就是海澄。是年，政府弛禁开海，走私的转为合法贸易，倭寇也变身商贾，而月港从此变成了海澄县。

人口

元和明这两个王朝都遵循了户籍统计的传统，以此来掌握可以服徭役的人丁数量。因此，我们有厚厚一沓tà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常常是不准确的。

12世纪的宋代人口超过了1亿。而至元二十七年(即1290年)元朝第一次人口统计的数字，仅有58,834,711人。统计者也说，实际人口数应该更高，因为“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1330年统计的数字有所上升，但也仅为59,746,433人。难道宋元易代的过程中竟损失了4000万生命？历史学家对此也是莫衷一是。有人提出，应该把至元二十七年的统计数字提高20%—50%，从而得出7000万—9000万的假设数字。这似乎才能够匹配人们对元朝统治规模和疆域的认识。但确切数字已经难以考据。

明太祖登基后，急于知道自己统治着多少臣民。洪武三年，他下旨户部，要求重籍jí天下户口，写明各户性别、年龄，以及房屋、田产的数量。这些信息被编制成户帖，一份给民，另一份令有司造册，藏于县衙。这些统计材料称为“黄册”。曾有人说，这是得名于书册的封面颜色。但实际上封面并非黄色。按当时的说法，3岁是孩童，15岁是少年，20岁起为丁，59岁步入老年。3岁以下尚未断奶的小孩儿称为“黄口”小儿。以往的官方户籍统计并不涉及幼童，因为幼儿自然死亡率很高，许多孩子无法长大，进入赋税体系。统计儿童人口被认为是徒劳之举。而明代的统计却包括“黄口小儿”。因此，“黄册”之“黄”的确切意思是“自男女之始生登籍”。

明代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洪武四年(即1371年)，此后，每10年造册一次。根据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上呈的数据，明代共有1,064,362户，总人口为59,873,305人。10年后，总户数增加约1万户，但是总人口却减少了300万人。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统计结果被重新核算，洪武二十六年(即1393年)给出的修正人口数量为60,545,812人。

明朝规定，户口每年勘核一次，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10年一次的统计称为“大造”，地方官往往嫌麻烦，或直接填报10年前的数字，或只是调整几个数据，敷衍了事。结果，明代的人口统计数字几乎与元代一致，人口数字始终在6000万上下浮动。

人口增加意味着地方繁荣，地方繁荣意味着治理有方。这一信念也许会诱使县官们多报人口数字，但这样做也势必导致本县赋税额度提升，这又是县官们所不乐见的，因此，他们也有把数字报得越低越好的动机。至于纳税人本身，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他们会尽量把大户拆分成更多的小户。表面上，户口数字增加，并造成人口增长的假象；但实际能够负担徭役的人丁数量却减少了。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数据呢？怀疑派学者认为，洪武二十六年(即1393年)以后的统计数字皆属地方官员虚报，掩盖了人口增长的真实情况。这一派学者假设每年的人口实际增长率是3‰，由此得出1600年的人口数量为1.5亿人，几乎是当时统计呈报的5600万人的3倍。还有一派被称为极端怀疑派，他们推算出1600年的人口数量高达2.3亿人。这些假说，引起了我们称之为“统计基要派”学者的反对。他们质疑这种完全抛弃已有数据的做法。而尽可能采用当时官方的人口数据。并按照一个远低于怀疑派的年均增长率——0.4‰进行推算，最终得出1600年的人口数量接近6600万人。

由此，怀疑派、极端怀疑派和基要派为我们提供了3个1600年的人口数字——6600万、1.5亿和2.3亿。这些数字造成的结果十分有趣。根据清代的记录，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的人口数量为3.13亿人。如果我们采取6600万的明代人口数，会发现18世纪的人口增长惊人得高，年均增长率接近8‰；而如果按照2.3亿的数字看，所谓18世纪的人口暴增就变成了一种假说；最后，如果采取折中的数据1.5亿，则会得出一条平滑的长期增长曲线，即明清两代的年人口增长率约为3‰，我个人倾向于这个数字较为合理。

移民

在元明两代，许多人并不生活在自己的原籍。其中有些人是迫于国家政令，不得不迁移。朱元璋抄没江南巨室时，就把部分富户迁到首都南京，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另一些则迁到他在淮河流域的老家凤阳府，或者人口减少的华北平原。到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又数次向华北强制移民，有时达到数万户之多。整个15世纪，因为移民增加，北直隶所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从3%升到了7%。

然而，大多数移民则是出于经济原因，迁移的渠道也多是通过私人网络而非政府计划。有一批北方移民就聚集到了山西洪洞县的老槐树下。洪洞，横跨汾河走廊，是出省的必经之地，因此成为迁徙路途上一个理想的集合点。许多人专程到此，加入出省的移民团体。据乡土历史学家的考证，全国40%的县有移民家庭，一些来自洪洞本地，更多的来自山陕地区的其他地方。五分之四的移民往东进入华北平原，其余则分散在全国其他省份。

这些移民一直保留着他们来自山西洪洞的记忆。山东菏泽王氏的家谱就记载道：

“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同胞四人……每觉生于斯长于斯而终于斯也，不意洪武三年三月间上示迁民东土……始长祖与始三祖遵示东迁，过关山河海，跋涉之劳更甚，披星戴月，风霜之苦莫述。我始长祖行至大名府东明县东南至城六五里，爰yuán居此处，度地安宅，选宅造室，安其身家。”

王氏迁居之地名为粪堆村，从此成为“粪堆王氏”。到清光绪十三年编纂家谱时，方改称“菏泽王氏”。

就全国范围而言，明代迁出人口最多的是江南。洪武二十六年(即1393年)，江南三大省——南直隶、浙江和江西拥有着全国半数的人口；而到了明中叶，已不足三分之一。这一大规模的人口分布调整，固然与各省人口的实际增长有关，但更得力于始及江西，次至湖广，直至四川、云南的西进移民潮。早在15世纪20年代，就有大量来自东部省份、因经济压力迁移的人口涌入湖广南部，他们中的一些人私自削发，伪装成游方僧人。正德四年湖广饥荒，前来署理救荒的钦差惊讶地发现，该省聚集了大量“外省、外府、外州、外县流来寄住游食种田度荒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东部省份、迫于经济压力而迁移来的人口。自宋代起，江南就是人口最密集的富庶之地，并且塑造了整个宋代的社会规范、经济运作模式和文化潮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人口不断迁移到全国各地。有时，他们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在他乡的丘陵山地上开垦梯田。每迁移到一处，他们往往能发挥江南人的巧思和才智，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的显赫角色。

经野

人口统计和赋税定额，编户和移民，族群聚合和分离，这些都显示出，国家通过设计各种程序和机制来控制国境内的每一个臣民。这种控制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套自上而下、各行政单位彼此勾连的体系，其触角一直延伸到乡村，深入每一户家庭，最底层单位的官员亦由中央来任命。没有哪个人的生活能超然于国家体系之外。

元代承继了宋代的一整套地方政区单位，明代又进一步简化并固定下来。明代每县分6个以上的乡，乡以下又分为约12个都，都以下再分为数十个图（北方称为社和屯），另外，根据不同地区人口密度大小，在这些层级间还会设立其他区划单位，从而形成一个更为精细的体系。图，基本相当于一个自然村的规模，已经是足够小的单位了——元代50户为1图，明代百户为1图。在这一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洪武十四年，明代政府又推行了一套“里甲”制度。10户为1甲，10甲为1里。在1里之内，选出10户最殷实的人家，负责主持各种活动、收缴赋税。这一由国家主持的体系遍及帝国上下。没有一户人家可以豁免。

国家将每户家庭、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子、每一块可以征税的田地都逐一登记在册。登记户口的是黄册，登记田地的叫流水簿。

明代政府希望丈量清楚每一块可耕种的土地。陆容在笔记中说，丈量出准确的田地数据，“最是善政”。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公正，端看赋税是否合理；而赋税是否合理，端看赋税标准是否一视同仁。“若委托得人，奉公丈量，见顷亩实数，使多余亏欠各得明白，则余者不至暗损贫寒，欠者不至虚陪粮税。”然而，丈量田地并非易事。以刚正不阿闻名的官员海瑞曾据自己在任县官时的经历写成一部官箴书，在其中明白开列出丈田则例。并提供了许多保证公平丈量的 实用方法，强调“如此，则经界正、苦乐均，而争讼息矣”。

但是在现实中，常常出现有意徇私舞弊，导致有田者无税，无田者反当重差的现象，尤其是在负责量田地的官吏可以被收买的时候。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决心彻底整顿这一弊政。他下令各县重新丈量田地。要求“天下清丈田粮，寸土不遗”。但是张居正还没来得及亲眼看到政策实现就溘然辞世，他梦寐以求的覆盖明朝全舆、寸土不遗漏的行政网络也未能完成。

国家是这样大，不可能将每个地方都置于中央的直接监管之下。然而，中央集权又势在必行，断不允许皇权旁落，或地方政府便宜行事。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饶是如此，明代官员还是在重重矛盾中理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设计出了一个前工业化国家所能获得的、最彻底的行政控制系统。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