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五]造像（4）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僧侣在某些时候还会被混同于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师的角色，时常要为国君占卜吉凶。此时，昙死谶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佛教在北凉的命运充满担忧。如果国君迁怒于佛教，那么佛教在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位将荡然无存，僧侣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当面对佛祖塑像祈祷的昙无谶偶然抬起头时，看到佛像的面容。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禀告沮渠蒙逊说，在天梯山石窟有神秘的事情出现，请国君立即前来查看。沮渠蒙逊闻讯火速赶来。昙无谶告诉他：因为皇上下达了毁灭佛教的命令，大佛泪流不止。沮渠蒙逊仰望佛像，惊讶地发现自己为母亲造的这尊佛像。面颊上竟然有深深的泪痕。沮渠蒙逊幡然醒悟，收回了灭佛的命令。或许，大佛的眼泪是雨水形成的痕迹。或许，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计策。无论是人为还是巧合，总之，高僧昙无谶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大规模灭佛活动。令佛教文化和艺术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并为中土文化输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肃南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东、西二窟。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此极为关注。1986年，宿自在《考古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观点——《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1994年，70多岁的宿白，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确认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为代表；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短路线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阳，接着再回到长安和陇东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给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张掖肃南的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领弟子为读书讲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
在河西走廊相对宁静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与佛教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广袤的东亚大地。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至整个中国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此时，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高僧，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
自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后。这条走廊见证了无数高僧大德追寻信仰的身影：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就这样，西来东往的这两种足迹，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造像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