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6 经济学研究不能只靠想象 | 脚踏实地的经济学 | 张五常

今天是介绍张五常经济思想的最后一节，也是这个模块的最后一次课。我们今天的课程叫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主流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变成了一门抽象的智力游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发表在顶级期刊中的经济学文章，是以QED，也就是，“证毕”，结尾的。当时主流经济学普遍以为，经济学原理埋藏在数学方程式中，经济学规律埋藏在统计数据中。至于这些统计数据是怎么得来的，这些数学公式与日常生活中经济又有何对应关系，则几乎无人问津。经济学变成了应用数学。这种现象，我们前面的课程提到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哈特在60年代才走上经济学之路。哈特的故事不是特例，而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即使在今天，对于正在学习经济学的博士生而言，数学训练远比经济常识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偏离真实世界的一种批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理论不能从抽象的数学中演绎而来，经济学必须立足于真实世界。新制度经济学的知识论与中国实事求是的知识传统暗合。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经济学理论不在于逻辑推演的严谨，也不在于表达形式的简洁，而在于它能否解释经济现象，能否指导经济政策。谁也不会否认，我们今天对于赖以生存的经济知之甚少，面对经济危机，我们束手无策。等待或者煎熬，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接连不断，此起彼伏，贫穷对大多数人而言仍是生活常态。即使在发达经济中，失业、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挥之不去的经济周期，都让经济学家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且不说经济变化万千，科技创新，制度变革，都让经济学家目不暇接。

在科斯老先生过世前一年，香港大学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几位学者前去芝加哥拜访老先生。当时，2008年开始的那场全球经济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各国政要，包括英国女皇，还在拷问他们的经济学顾问和诺奖获得者，为什么对来势汹汹的全球经济危机，你们几乎毫无知觉？港大的这几位同仁胸怀天下，咨询了老先生很多有关全球经济复苏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学在其中责任担当。在回答他们的提问时，老先生一般都先沉思片刻，再娓娓道来。后来，他们请教老先生，港大科斯产权中心如何定位自己将来的任务？这时候，老先生不假思索地说，多培养几个张五常！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圈子内的共识是张五常最了解科斯的经济学思想。科斯1991年获得诺奖时，已经八十高寿，当时是最年长的经济学诺奖获得者。或许是担心老先生年长而体力不济，他们邀请了张五常在正式典礼之前的学术会议上，代替老先生做了一个演讲，报告老先生对经济学的贡献。而在老先生眼里，张五常无疑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希望。老先生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可以用他发明的一个术语和他说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术语就是“黑板经济学”，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介绍过。经济学家以为经济学的奥秘可以在黑板上为学生推演出来。老先生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大家把统计数据看成是经济学经验研究的金矿。或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学界对统计数据的热情，类似我们今天对大数据和AI的热情。If you torture data enough, nature will confess. 译成中文，我们可以说，只要经济学家顽强地折磨数据，大自然都会屈打成招。

科斯老先生在他的晚年把他所推崇的脚踏实地的，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叫着 good economics，也就是我们在本课程所言的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什么叫脚踏实地的经济学？经济学的问题必须来源于真实世界，而不是来源于经济学家的想象。想象力对于科学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是，发挥想象力是在发现问题之后，帮助我们寻找答案。还有举一个例子来说吧。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不少文章的出发点是，我们如何重新定义“科斯定律”的条件，从而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这些作者的想象力就用在发现问题上，而问题的结论只是按部就班的逻辑推导。张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室友，麦克罗斯基，现在美国学界也是鼎鼎有名，在1993年为此专门发明了一个半搞笑半严肃的理论：假设我们有一个理论说，如果一组条件A成立，结论C必然成立，那么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另一个理论说，如果A'成立，C'必然成立；而且新条件A'和原条件A十分相近，而新结论C'和原结论C大相径庭。经济学中这样的文章比比皆是，这些都不是脚踏实地的经济学。

再举一个例子，张五常教授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推翻了经济学中的一个定论。这个定论说分成合约效率低下。佃农和地主的合约有多种选择，佃农可以缴纳一定数量的谷物，所剩下的归自己。佃农也可以和地主分成，比如，五五分成，或者六四分成。前者是固定租金的合约，后者是分成合约。为什么传统理论认为分成合约效率低下？因为分成合约可以看作是地主从佃农身上抽税。如果是五五分成，这个税率就是50%，如果是六四分成，佃农6成，地主4成，这个税率就是40%。而被抽税之后的佃农肯定不像自耕农那样积极，也不像固定税金的佃农。《佃农理论》可以从本本出发，你可以绞尽脑汁，想象在什么情况下，抽税也是有效率的。这当然不是张教授的做法。张教授发现，台湾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的土改中，规定地主的收成不能超过37.5%，而此后粮食连续大获丰收。如果分成合约是低效的，而且这个分成是管制的结果，为什么粮食收成节节高？这是《佃农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跳出抽税的框架，而从合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至于具体的答案，建议你阅读《佃农理论》，我们就此略过。张教授因此成为合约理论的创始人，《佃农理论》也成为脚踏实地经济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