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扇窗】08.第五章 除不尽的余数：诗歌与不确定性（3）

好诗的创造需要控制，也需要熟练的技艺和轻巧之手。真正的艺术活在占卜的骨头和骰子之间。也就是说，它存在于勘探和地质断层线上，与我们生活中可知、未知的方面，以及我们处理问题的精神和工具息息相关。我们沿着这条线，以整个身体和全部生命瞄准，然后放手，将我们献身于这次投掷。

根据魔术师、魔术历史学家雷基·杰伊的说法，在埃及墓葬中发现的六千年前的骰子可能已经被摆放好。早期占卜所用的骨头和骰子虽然都是由踝骨制成，但掷骰子和占卜在心灵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占卜，无论其前提多么原始和简陋，都是科学的开端，是用以观测的实验器具，经受住检验的骨头是为了寻找答案，为了探寻一个可验证、可预测的世界。

甲骨文是文字书写的开端——在中国神话的天庭神殿中，预言之神也是创造文字之神，在希腊神话中同样如此。现存最早的抽象标记刻在骨头上，这些手工艺品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万五千年前（也可能是四万年前）。想象“发现的时刻”很容易：当一个人想要丢弃一根股骨或肋骨时，他会注意到狩猎用斧头上留下的痕迹，或者可能注意到切割过石头的刀留下的一排凹痕和剐痕，于是他决定在这些图案上再添上一笔。人类的骨头因其坚硬的钙质而能在陆地上快速移动，而在人死后，骨头会转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记录的方式，因为骨头既可携带又能持久保存。骨头白色的表面成为第一张闪闪发光的“纸”。

赌徒的骰子则不同：它们不寻找通向知识或记录的道路，而是寻找风险。它们被勇敢地抛入不确定性之中，并等待一个答案。骰子身处感觉地带，而非事实领域。面对未知的事物，赌徒的反应是接受它，好像机遇能以某种方式被抓住、被吸引、被迷惑和被欺骗。转动轮盘，下注，碰运气，我们参与没有把握的事，希望能改变命运。

赌博在包含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在追求不确定性的体验。诗歌也是如此。运气和灵感即使不是双胞胎，也应该是兄弟或姐妹。运气是一种优雅的状态，当它拥有自己的意志力时，我们则称之为“机遇”：我们会感到有一只手正在为我们转动骰子。缪斯女神的微笑也是如此。灵感来了又走，全凭她自己的意愿和兴致。

诚然，如果骰子真实，那么连续掷出幸运数字只是概率法则在发挥作用。但在心灵深处，这种现象也会产生自己的共鸣。研究人类决策过程的神经生理学表明，不确定性的等级越高，在成功解决问题时，大脑中由多巴胺驱动的愉悦反应就越强烈。因此，每一种人类文化都发展出了赌博的嗜好也就不足为奇。在进化过程中，与未知和随机保持某种积极关系会发挥作用——无论是寻找食物还是寻找配偶，面对延迟和不确定性时，都需要一定的适应力和恢复力。

面对未知似乎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养分，就像某些氨基酸一样必不可少。如果没有它，未经考验的自我就会进入睡眠、沮丧、无聊和恍惚。诀窍就在于，如果我们是那些拥有选择特权的人，那么我们就应发现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允许随机、混乱和不可知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平衡问题。被难以理解的世界所支配的孩子，需要安慰；而在熟悉的环境中，停滞不前的成年人可能需要相反的刺激。在一切都没有更新或改变的情况下，经验的储备将得到确认，但不会扩展。无论我们所寻求的是思想上、情感上还是技术上的革新，边缘和边界都是艺术、科学和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多样性和变革之所在，正如在生态区一样。太过熟悉的事物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太过新鲜的事物根本无法被理解。

无法确保结果的追寻本身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相矛盾的愉悦，这种愉悦使作家或画家即使不能获得外在回报，也能坚持多年。下注时怀揣的希望和失败所引发的肾上腺素风险，本身就是诱惑的一部分。任何真正寻求发现的艺术家，就像任何寻求不平静生活的人一样，必须甘愿站在危险之路的中间——门后可能有一位女士，也可能有一只老虎。

我想起了老虎爱好者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巴比伦彩票》的叙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社会：彩票已经超越了它通常的形式，扩展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抽到的彩票既能使人走向富裕，也可能使人陷入贫困，影响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一个人可能会像抽签决定的那样，从总督变成奴隶，从盗贼变成牧师。负责彩票业务的公司的运作不可见，其实那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一模一样，只不过是被精简压缩的，充满着大起大落，正如叙述者所说，“充满了偶然性”。他说，“我已经知晓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不确定性”，这句话充满了骄傲。那些认为公司是虚构的人则被认定为异端和傻瓜：对于博尔赫斯想象中的巴比伦人来说，一个由秘密代理人统治的世界比一个不是由它们所统治的世界更有生命力，更令人神往。去感受就是去冒险，去冒险就是去感受。

就像猎杀动物既是为了挑战也是为了获取肉或毛皮一样，艺术杰作也是通过混杂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的。伟大的绘画、戏剧、小说、诗歌，部分源于天赋，部分源于努力，部分源于训练，部分依赖于文化背景；但也有部分依靠运气，部分依靠灵感，部分取决于造物主愿意赐予他或她机遇。变化的各个阶段都充满了机遇。

从小行星碰撞到基因转录的错误，进化被偶然、事故、错误所驱动。抄录错误也会在诗歌中出现。每个作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想写下一个词，却又出人意料地写下了另一个，然后马上意识到这个“错误的词”更好——它更准确，更令人惊奇。在节奏和格律中工作，也就是怀着同样的期望掷出语言的骰子。一个陈述在不知道它将指向何处的情况下被提出，然后，这一行的结尾词必须从所有可能的词库中召唤出一个与自己相似但又不相同的词。与自然界的生命一样，通过不完美的复制，思想会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不确定性既被追求又被遏制。这个过程甚至延伸到印刷错误。小说家马尔科姆·劳瑞就写下了一首与此相关的短小而完美的诗，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部作品：

奇怪的打印

我写的是“在我们出生的黑暗洞穴里”。

印刷工将它变成“酒馆里”，这看起来更好。

但这里有我们欢乐的主题，

因为在下一页上，“死亡”变成了“缺乏”。

也许是上帝的词语被分散了注意力，

对我们奇怪的打印来说，这就是毁灭，

这就是痛苦。

——马尔科姆·劳瑞

好诗蕴含着多重难以捉摸的知识，任何其他形式都无法像诗这样言说。诗的言说充满共振与芳香，同时在多个方向上穿行，摆脱了狭隘的抽象和具象，如生活本身一样丰富。这就是抒情诗充满反讽的原因，正如劳瑞的诗一样——好诗削弱了自己言说一件事的渴望，因为仅仅言说一件事远远不够。单一性和过度的确定性既令人厌烦又令人恼火；如果有人认为人类能够知道何为正确或者一个普遍真理如何可能，那么这样的想法就冒犯了真实世界的真正复杂性。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以阿尔贝托·卡埃罗（Alberto Caeiro）为异名创作的一首紧凑的四行诗成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们和我谈到人和人性

他们和我谈到人和人性。

但我从未见过人，或人性。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不同令人吃惊，

每一个都被无人的空间分开。

——费尔南多·佩索阿

（英译者：Richard Zenith）

每次读到这首诗，我都如释重负。这是惠特曼走出演讲厅的情景，或是耶胡达·阿米亥对同一冲动更当代化的诠释：

巨大的寂静：问题与答案

在明亮得令人痛苦的礼堂里人们谈到宗教

在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位置，

谈到上帝在其中的位置。

人们的声音越来越兴奋，

像是在机场里。

我离开了他们：

我打开一扇标有“紧急出口”的铁门，

然后进入一片

巨大的寂静：问题与答案。

——耶胡达·阿米亥

（英译者：Chana Bl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