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哲学乡愿：01.身份意识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们的身份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文革"中知识分子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悲惨命运就此开始，而他们命运的改变，又由于"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把知识分子定性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此才由"鬼"变成人，才有了今天的人五人六。同时，身份也决定了身份意识，不同的身份意识，决定了知识分子对自己使命的不同理解。比如大学教授，都会把自己的教学科研理解为：教学——教书育人，做德育教授；科研——政府项目的承担者。那么多知识分子嗷嗷待项目、争项目，争到了项目就争到了地位、资历、名气和金钱——当然，也争到了为党和国家作贡献的机会。总之，在今天，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寥落而张皇的知识分子，才有这样的身份意识：文化的传承者、科学的研究者、独立的社会批判者、道义的承担者、大众的请命者。在先秦，研究观察春秋、战国之际的儒家身份意识，也极有意义。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人格的变化和精神世界的变迁。

我们可以先简单比较一下。孔子是由没落贵族家庭流落到市井中去的，乃一个不谙世情心地一片天真的子弟。他有一种高贵得近乎淳朴的品性，有着贵族的爱好与教养，音乐、艺术、射、御、《书》、《诗》、《易》......他精神世界的高贵典雅与他物质世界的低贱贫乏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而这落差恰恰是他强大精神势能的形成原因。据司马迁说，鲁国的权臣季氏曾设宴招待名士，少年孔子赶去赴宴，却被季氏的家臣阳虎拒斥。孔子显然在内心里仍自视甚高，而外面的世界对他及其家族的地位已是颇为蔑视。于是他不得不在市井中厮混，从而对下层人民有了了解与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他的"仁者爱人"的仁学思想、大同思想。但他骨子里仍是日日盼望着回到他以前的圈子中去，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与其说是他"克己复礼"主张的合理延伸，是他深思熟虑的政治主张，不如说是他自小形成的精神情结，是他那次宴会被逐后精神创伤的反映。他就是那个灭了国、绝了世而流落到民间的"逸民"。重返往日的地，重新回到贵族的沙龙与餐桌边，是他的一片痴心在"妄想"。所以，他哭东周、哭周公，哭曾经郁郁乎文哉而如今又飘落殆尽的周文化，哭历史背弃的一切，哭他失去的一切。他所做的，是对前代文化的整理与保存，既是在收拾后事，又是托古改制。严肃恭敬，又满怀凄凉。他打开积满尘土的竹简，在几百年积累的文献中分类、编排、抄写、揣摩，一边叹息流泪，一边孜孜矻矻，忽而拍案惊奇，忽而仰天长叹。既是在做着一个大大的复辟梦，又是在传承一个伟大文化。且以之为道德依据，批判现实，以仁义为己任，他就是这样的形象：在深夜，飙风四起，风声鹤唳，四野一片漆黑，他用他苍老的双手，小心地围拢一枚烛光，使它不致熄灭......

到了战国中期，从出身上讲，孟子也是没落贵族。但毕竟流浪既久，那种皈依的情怀早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消磨干净。那高堂老屋对他已相当陌生，并且没了亲切感与吸引力，他不是失败而被驱出的主人，他是来去绰绰自由的客人了。他所争的，也不再是那老身份、老地位、老房子，这些发着霉气的东西，他早已没了兴趣。他是那行空的天马，独来独往。与他同时代的庄子表现了与他同样的对自我身份的感觉，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庄子说"一而不党，命曰天放"，他们不是依附的阶层，他们只依天，不依人，不依体制。所以无论庄子，还是孟子，都特别喜欢谈"天"，庄子讲"天放""天年"，孟子自称"天民"，追求"天爵"。他们与旧贵族已判然而划出界限，既不属于上层的流裔、失势者，又不属于被人治的"治于人"者。庄子是"曳尾于涂"，而决不合作，孟子在齐国，只做客卿，"不治而议论"，除了"议论"，什么也不干，不愿成为官僚花名册中的在册人丁。孟子自诩为"王者师"，是来教导他们，教训他们走正道的。若是那些不肖的王们不配他的教导呢，他就满怀失望，也满怀轻蔑地转身走开，不吝去留。而庄子早就这样走开了。除了给诸侯们一些冷嘲热讽，他基本上不再理他们。他们是特立独行的大丈夫。这是吾中华民族人格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是中国阳刚之气最充沛的一段。

再后来，便是荀子了。从牺牺惶惶的贵族没落少年到特立独行的大丈夫，到荀子竟突然蜕变为一个端庄明慧的淑女，循规蹈矩的君子。端庄明慧的淑女是做妻妾的好人选，循规蹈矩的君子是做臣子的好材料。如果孟子、庄子是举起大旗，在社会各色人群中另立山头，大叫替天行道；那么荀子则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大叫招安，用宋江的话说是"要为朝廷出力"。荀子是知识分子人格堕落之始，即使这样，但他毕竟处于战国末世，那昂扬的士人精神尚未崩塌，他的精神中自有不可屈挠之气时时流露，然那堕落的病毒基因却已植入体内。显然，他希图在体制内为知识分子找到位置，找到归宿，这是流浪之后的复归。他不要独立，不要一而不党，恰恰相反，他要找到组织，找到同志，找到领导者然后发挥自己的才干。

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下爱民。(《成相》其五）
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成相》二十五）

明于君臣之分，谨守臣道。臣道是什么呢？就是区分贵贱上下，以"礼"的秩序安顿天下，然后自己上尊君、下爱民，做一个忠心耿耿、勤于事务、忠于职守的幕僚。对了，"臣"就是他所代表的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

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事业听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成相》四十六）
守其职，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唯）印（仰）上，莫得擅与孰私得？(《成相》四十七）

你看，他不要流浪了，不要游荡了，要有事业了，什么事业呢？听"上"的安排，仰"上"的照拂，生活上不要"游食"，精神上忠于一个主子，利唯仰上——切生活来源仰仗主子的供给。这样，"守其职"的幕僚，也就可以得到赏赉，"丰衣足食"了，不需要也不允许去擅自搞一点"私得"。从对己看，自愿去做笼中鸟、池中鱼，这种人格与孟子、庄子的差别已太大；从对人看，荀子鼓吹从剥夺经济独立权着手，来剥夺知识人的思想独立、行为自由，从而逼他们成为附庸与御用。这种做法上承商鞅，下启韩非，是这恶之花藤上的关键一节。既然已自己定位为臣，而又一切都仰仗于君，那么，如何讨君之欢心，使自己成为"贤臣"、有用之人，就是为臣者的基本修养与必修课程。为此他竟然还兜售"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这实在是古典的厚黑学了：

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傅，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背，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仲尼》)

——主子尊重自己使自己富贵呢，就要又恭敬又逊退；主子信任宠爱自己呢，就要懂得谨慎和谦让；主子专任自己呢，就要又拘谨又周详（万不可张狂）；主子接近自己呢，就要恭敬顺从而不邪妄；主子疏远自己呢，就要忠贞纯一而不违背；主子斥退自己呢，就要满怀畏惧而不能怨恨！地位高贵了，不能奢侈浮夸；受到信任了，不能惹起嫌疑；权力很大时，不能擅自专权。财利到来时，要觉得自己的善行还不足以获得，要先表示谦让之意，然后才去接受。福事到来，要和悦地去处理；祸事到来，要稳静地去处理。富了，要广泛布施；穷了，要节约财用。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可以处贫，可以被杀掉，而不可以做坏事。这便是保持尊宠、守住官位，终身也不被废弃的方术！

这种乖囡囡的语气与人格，与孟子、庄子实有天壤之别。谭嗣同《仁学》中说：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苟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锐利的谭嗣同用"乡愿"来评价荀子学说的人格范式，从上引的这一段看，确实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乡愿"与"妾妇"有共同的一点，即"顺"。"以顺为正"，以"顺"作为他们的基本为人准则，不，为臣准则。下面这段话，真是令人丧气——我是说丧失"士"气：

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故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灭苦，故君子不为也！(《臣道》)

——事奉君主却不顺从的人，是不敏捷的人；敏捷而不顺从的人，是不恭敬的人；恭敬而不顺从的人，是不忠的人；忠诚而不顺从的人，是不能成事功的人；能成事功而不顺从的人，是没有德行的人。所以无德之人的行为，伤害敏捷，堕坏功业，灭没勤苦，所以，君子不愿做！
这简直是一篇"顺"字赞！也是历代封建官僚们的"护官符"！我注意到，在荀子的观念中，举凡优秀品性，率有一"顺"字在。荀子式的"君子"，不仅没有了庄周式的超逸，更没有了孟子的浩然之气；不再是天马行空、"一而不党"的天放之士，更不是特立独行、正道直行的"大丈夫"，而是君之忠顺之臣，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那个"君"：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臣道》)

——听从命令而有利于君，叫做顺；听从命令而不利于君，叫做谄。违逆命令而有利于君叫做忠，违逆命令而不利于君叫做篡。不顾念君主的荣辱，不顾念国家的利弊，丧失原则、苟且相容以保持禄位、私结外交叫做国贼。

一切行为都以是否"利君"为判断标准！孔子的"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的"仁"呢？"仁以为己任"（曾子）成了"君以为己任";"君子之仕，行其义"（子路）成了"君子之仕，行其顺"。仁没了，义丢了，道隐了，只剩一个可怜兮兮弱智兮兮的"忠"了」荀子特别提倡"忠"，并且把这个"忠"狭义地定义为臣对君的忠。为了这个"忠"，他甚至提倡"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臣道》)，士阶层的骨气，到了荀子，真是扫地以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