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6 人间佛教与佛儒交融

六、人间佛教与佛儒交融
晚清民国初年的中国佛教，确实已经处于极度衰败之境地，而“人间佛教”的崛起，使得已经濒临绝境的中国佛教又“起死回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间佛教”能挽狂澜于既倒，使近现代的中国佛教能再次出现复兴的势头。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佛教史上，特别是中国佛教史上几个与此相关联或相类似的现象：

一是佛教产生于印度，但现在的印度，佛教已风光不再，但中国却成了世界佛教大本营，为什么？

二是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当时的情形是：大小二乘并传，空有二宗兼弘。但是，今日的中国佛教，除了云南大理一带还存留有少量的“上座部”外，五十六个民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清一色是大乘佛教，为什么？

三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学派、宗派，但自唐之后，禅宗却一枝独秀，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为什么？

这些问题不用想、也不必逐一回答，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答案，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问题。

就社会历史条件而言，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内，儒家思想一直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期间所有思想文化的潮起潮落乃至盛衰兴亡，几乎都与儒家的思想文化息息相关。

儒家思想虽也浩翰广博，但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强调人本，二是注重入世，自孔孟而宋明理学，概莫能外。

中国先秦思想文化自孔子起出现一重大转折，如果说，孔子之前的思想界所强调的是对于“天”“帝”的信仰，那么，自孔子起，就开始把视野转向现实世界，把眼光转向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下来能事鬼”。因此，孔子主张“远天道，近人事”，把思想基点立足于“人”。郭沫若先生曾称孔子的最大贡献是“人的发现”。

在儒门中，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之学，重心在人性理论和仁政学说。仁政理论的核心是倡“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人性理论则致力于对于人的本性的探讨。二者都以人为对象和归宿。后来的儒家，多循着孔孟的思路走，凡所立论，多不离人，把人作为“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气”；至汉代之董仲舒，思想路线有所偏移，倡“天人感应”，但所讲仍不离于人，仍把人作为超然于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者。

儒学至宋又起一高潮。宋儒一改前儒罕言“天道”的思想传统，大讲“道之大原出于天”，大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但是，理学家“推明天地万物之原”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说明“人性”，说明人伦道之常规。理学家千言万语，无非教人如何修心养性，如何“存天理，灭人欲”，如何成贤作圣，其出发点和落足点仍然是“人”。

总之，儒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于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生哲学。这一点对于今日的学术界，应该已成共识。

儒家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入世，这一点从其创始人孔子起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孔子为了“用世”，曾大声疾呼：“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为了“济世”，老夫子更亲率弟子“斥于齐、逐于宋、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他虽然对管仲的越礼行为颇有微辞，但却推崇其“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之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用世之心，济世之情，溢于言表。

孟子继承孔子的传统，主张“用世”，提倡“济天下”。他曾对齐王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并把自己视为“名世之士”，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的一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后来更成为中国士大夫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

孔孟之后，历代儒家均提倡“入世”“用世”，就连董仲舒那样的儒者，虽然一再声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仍强调“圣人之为天下者，兴利也”。（《春秋繁露·考功名》）降至宋明，理学家们更把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大学》抬到“四书”的地位。

宋明新儒学的学术重心，在于心性义理，讲修心养性、成贤作圣。但是，修养到什么样的境界，才成其为圣贤？朱子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不是块然守定这事物，在一室关户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闭门独坐之圣贤。”（《宋元学案·朱子学案》）二程也主张圣贤应该是管事的圣贤，“入世”的圣贤，反对“学佛者多要忘是非”，认为“是非安可忘”？又说：“人恶多事”，但“世事虽多，尽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责谁做！” （《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上》）陆九渊更以“同体大心”来说明“宇宙内事乃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更把“忧世”看得比“仁”更重要，他说：“读者不知按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叶适集·赠薜子长》）。

两宋之后，有感于宋之灭亡，儒门学者对于“凭空蹈虚、高谈性命”更为深恶痛绝，明之宋濂便宣扬“真儒在用世”，主张“生有补于世，死有闻于世”（方孝孺：《送方生还宁海》）；黄绾、方孝孺等更直接提倡“经世之学”，主张“以经纶天下为己任”，明言“儒者之道，……无有不达乎世务而可以为儒者”（方孝孺：《庞统》）。明清之际及清代的一大批儒门思想家更大讲“经世致用”，明确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响亮口号。顾炎武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愚所为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顾炎武》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把“为学”与“天下国家”“明道”与“救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文不关于经术政事者，不足为也。”（《国朝汉学私承记》）；朱舜水则提倡“经邦弘化，康济时艰”（《朱顺水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3页）；清之汪中，承傅山、王夫之传统，“有志于用世，而耻于无用之学”（《述学》别录，《与朱武曹书》）；龚自珍、魏源更大声疾呼：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探世变者，圣之至也。

纵览儒学的历史发展，自先秦至明清凡二千余年，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志存天下，积极用世。中国儒家的这种入世精神，现在的有些学者亦称之为“忧患意识”。而最能体现这种“忧患意识”的，当是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一段话：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国士大夫的这种“忧患意识”，还有一副对联对它作了一个十分生动、简练的概括，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儒家学说的这种人本意识和入世精神，对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宋以来乃至近现代出现的“人间佛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

以近现代人间佛教创始人之一的太虚大师为例，他的思想就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虚其人，对于《四书》《五经》《老》《庄》《荀》《墨》乃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之书无所不读，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底蕴，对于儒家的伦理学说，尤为精通并深表赞赏，认为中国二千多年来文化之主流在儒，“屡言中国文化之特点，在于本人情为调剂之人伦道德”（《附书仇张二君谈话后》）。且一再指出，儒家这种伦理学说与佛教的思想不但毫无“间隙诋排之端”，而且是遥相契合、甚至是“水乳交融”的，因此，“孔学与佛学，宜相嘉尚，不宜相排毁”。（《整理僧伽制度论》）在太虚的许多著述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孔子是人乘之至圣，儒学可以作为佛学特别是“人间佛教”的基础，并且认为，儒学是中国二千年文化的主流所在，所以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同时，这种以儒家伦理学说为基础的“人间佛教”，“亦最适宜为各国倡”，谆谆告诫西行学人，应该把中国文化之人伦道德“披四海”“垂天下”。可见太虚对于儒家道德之学的赞赏和推崇。

可以这么说，近现代人间佛教之所以能让中国佛教“起死回生”，与中国佛教为什么都走上大乘佛教的道路，禅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即都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是佛教儒学化的结果。

至此，我们也许还必须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亦即何以佛儒交融、佛教的儒学化能够使中国佛教二千多年来绵延不绝乃至经久不衰？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得首先回答儒学何以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来能久盛不衰？何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主流？考诸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儒家只是其中之一支，其历代之代表人物并不见得比各家高明多少，其思想也不是特别精深博大，体系亦非特别严谨，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即适应时势，符合国情，所提出的主张，能够适合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也是儒学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唐宋以来禅宗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和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亦然，他们的思想虽然不象天台、唯识、华严等宗派那样博大精深，也没有非常严谨的思想体系，但它却能为广大民众乃至士大夫所接受，能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此中之根本原因之一，是因为那种儒学化了的佛教思想能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从而为它们的流行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这种现象从理论上说，亦即“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当然，说人间佛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丝毫不排斥人间佛教的思想源头在佛陀，是远承佛陀本怀的。释迦牟尼所以创立佛教，其出发点就在人生，其所说之法，也是针对居住在这个世间的人生，不论是四圣谛，还是十二因缘，出发点和落点都是在人生。就大乘佛教而言，人间佛教之注重人生，强调人间性，更与大乘佛教之关注世间，强调利他济世的思想遥相符契，正因为这样，尽管人间佛教与印度原始佛教在表现形式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其本质并没有变，都属佛法。所谓“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此之谓也。

另外，就其基本点说，人间佛教与世界宗教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潮流也是相一致的。考诸西方宗教，近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在沿着注重人生和关注世间的方向发展，例如，基督教的新教改革，其出发点，也是为了缩短人与神的距离，省却人与神之间的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基督教更能着眼于现世，而非高高在上的天国。基于此，近几百年来，基督教也逐渐朝着人间化、伦理化的方向发展。从这一点说，太虚大师所谓人间佛教“亦最适宜为各国倡”诚为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