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3.2 晚明四大高僧与禅净合流

（三）晚明四大高僧与“禅净合流”
明清是中国佛教的衰微时期。在理学的制约下，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说逐步走上衰退的道路。佛教为了满足一般信众的现世需要，一方面与儒、道思想乃至民间信仰等更加紧密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净土信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弘扬，各种与净土信仰有关的念佛法会、放生法会、盂兰盆会等十分盛行，人们对观音菩萨、地藏的信仰日益普遍，至晚清时期，终于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社会现象。

明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理学，强化专制政治思想统治。朱元璋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故朝廷对佛教采取既充分利用又严格控制的政策。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慧昙主持，管理全国佛教。其下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实现对佛教教团全面有效的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命将天下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所有僧众分别专业。禅，指禅宗；讲，指华严、天台、法相诸宗；教，取代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举办为死者追善供养、为生者祈祷求福等活动。在禅、讲、教之中，后来真正发展起来的是“教”，其中尤以“净土教”为盛。

明代佛教，在弘扬禅与净土思想，尤其是推动禅净合流方面，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晚明“四大高僧”。他们是：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四大高僧”的思想及其实践，奠定了近代佛教的具体形态，确立了他们在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1.云栖袾宏(1535--1615)
云栖袾宏，别号莲池，俗姓沈，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因数年之内连遭父母去世、亡妻失子的刺激，看破红尘，于三十二岁出家为僧。受具足戒后，即云游四方，遍参名师。晚年长住杭州云栖寺。一生著作三十余种，后人集为《云栖法汇》传世。
袾宏曾入京师参华严宗匠和禅门名师等，对华严和禅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力主佛教内部各宗派的融合统一，但以净土为归趣。
袾宏认为，宋明佛教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禅法堕落和戒律松弛。所谓禅法堕落，是指棒喝机锋的乱用和公案的泛滥。他主张学禅必须以经论所说为依据，否则难以实现真正的悟解。他指示学人说，随时随地都应将禅观和经教加以紧密结合，以达彻悟。
在主张禅教统一的同时，袾宏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禅净合一的提倡上。他举宋代禅净合一论者永明延寿、真歇清了等人为例说，他们虽然都是禅门巨匠，“而留心净土，不碍其禅”，且“有益于参禅”。在他看来，参禅与念佛相比，有一定距离。参禅所得之悟不同于念佛往生净土，因它并不是究竟。也就是说，禅悟并不等于成佛，禅悟之后报身仍与诸佛、阿罗汉有距离。而念佛则可以在命终时为弥陀接引，往生极乐，不复再生。因此，只有念佛净土才是究竟。
袾宏对禅悟的上述看法，代表了当时禅界的一种趋势，是在净土信仰得到佛教徒普遍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实际上他否定了慧能以后有关众生与佛原无差别禅宗基本观点，同时也否定了有关明心见性、不假外修、“直了成佛”的禅宗顿悟法门的实践原则。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禅宗不仅在与净土携手联袂的过程中削弱了自己，而且已有被净土宗包容取代的趋势。袾宏的观点无疑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因而有意贬低禅悟的价值而抬高念佛的效用，为他全力提倡净土念佛张本，成为向近代佛教的直接过渡。他也因弘扬净土念佛有功，在清代悟开所著的《莲宗九祖传略》中，被列为莲宗第八祖。可以说，袾宏是由宋明佛教向近代佛教过渡的重要人物。

2.紫柏真可(1543--1603)
紫柏真可，字达观，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十七岁出家于虎丘云岩寺。曾潜心研习唯识、华严等学说，此后行脚诸方，从禅门诸师参学。面对当时佛教现状，他誓志复兴禅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康太守吴宝秀拒绝执行朝廷征收矿税命令，为有司逮捕。真可对太守深表同情，且为之奔走营救，遂得罪权贵和宦官。万历三十一年(1603)，京师发生所谓“妖书”(即《国本攸关》一文)事件，谣传神宗欲改立太子，挑起宫廷内部纷争。忌恨真可者乘机诬陷真可为“妖书”造作者，使之被捕入狱。后死于狱中。有著作《紫柏尊者全集》。
真可不仅关心佛教自身命运，而且也热衷于世事，颇有救世济民的抱负。据说他曾读《长沙志》忠义李芾传，泪直迸洒，怒侍者不哭，至欲推堕崖下。
真可一生参叩诸方尊宿，但没有专一师承；他立志复兴禅宗，但对佛教禅、教各派乃至儒、释、道三家，均取调和态度，特别是主张禅与净土应该兼修、合流。这种风格与晚明佛教的历史总趋势不相违背。在禅学上，他一生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也未开堂说法，但十分重视文字语言在禅悟中的作用。他说 “即文字语言而传心”，“即心而传文字语言”，禅与文字不应被割裂，两者好比是水波的关系。
在禅净关系方面，真可虽然不像袾宏那样，倡导以念佛净土为归宿，但他对净土一门仍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净土往生比参禅得悟难度更大，需要花更大的气力。因此，真可在晚明四大高僧中，虽然相对而言，比较强调了禅的地位和作用，但就其思想的总体倾向说，仍然十分强调禅净的合流。
真可曾发起大藏经的雕刻，此即明代《嘉兴藏》，或名《径山藏》。该藏屏弃了一向沿用的折叠式装帧(即梵夹式)，而采用线装书册式装帧(即方册式)，对佛籍的传播带来许多方便。

3.憨山德清(1546--1623)
憨山德清字澄印，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十九岁时往金陵栖霞山披剃出家。初从云谷法会学禅，继从无极明信习华严。二十六岁时北游参禅。法会禅师禅净兼修，且通达华严之学，对德清影响最大。万历四年(1576)，袾宏游五台山，德清特意前往会晤，接受禅净合一之说。他与紫柏真可关系也很深，互相敬慕。万历二十三年(1595)，神宗不满皇太后为佛事而耗费巨资，借口迁罪于德清，使之被捕入狱，并以私创寺院罪名充军广东雷州。德清常在广州着罪服为众说法。遇赦后，辗转于衡阳、九江、庐山、径山、杭州、苏州、常熟等地，终老于曹溪。他的论疏甚多，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全集》。

德清虽是临济宗系统下的禅师，但他的思想重点也在禅教一致、禅净合一。
德清认为，自禅宗建立至宋代三百余年，禅林开始衰败。而由宋迄明代万历中，又将五百年，道场之败坏，尤甚于宋。僧徒不遑其居，而法窟皆为狐兔所栖。参禅者岁不乏其人，但都以礼诵为下务，以行门为贱役，以佛法为冤家，以套语为己见，以弄唇舌为机锋，以持黠慧为妙悟。所以他认为，要改变现状，必须从禅教一致、禅净共修上着力。

就禅而言，德清主张恢复宗杲以后的看话禅传统。但他认为，真正的看话禅与经论是一致的，所谓禅不离教，而教即是禅。他认为佛祖一心，禅教一致。宗门教外别传，非离心外别有一法可传，只是要人离却语言文字，单悟言外之旨耳。今禅宗人动即呵教，不知教诠一心，乃禅之本也。

关于禅净合一共修，德清与真可有所区别。真可认为，通过参禅净心，方可念佛；而德清认为，先得念佛，方可参禅。故真可偏重参禅而德清偏重念佛。在德清看来，时当末法之世，人心恶浊，利根者少，所以应从念佛开始，结合参禅，方可解脱。因此，他把看话禅与念佛净土联成一气，乃至直接把“阿弥陀佛”视为中心话头。虽然他一再声称念佛、参禅之兼修，是极为稳当之法门，但实际上，他对净土法门始终给予特殊重视。他认为，净土修持有特殊的优胜，远在参禅求悟之上：至若净土一门，修念佛三昧，此又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

德清认为，净土一门适用于所有对象，包括禅家“上上根”“中下之士”“愚夫愚妇”乃至“极恶之辈”，任何人均可借助念力而得往生。所以他认为唯有念佛之净土法门，才能彻底解决“生死大事”。这样，念佛不仅可以与参禅兼修，甚至能够取而代之，成为佛教修行的唯一法门，即所谓“念佛即是参禅，更无二法”。是故德清晚年，“掩关念佛，昼夜课六万声”。明代佛教虽普遍重视禅净兼修，但像德清那样以临济禅师身份而热衷于净土念佛实践的，却也并不多见。

4.蕅益智旭(1599--1655)
蕅益智旭，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后因读袾宏之书，乃决意信佛。二十四岁时从德清弟子雪岭剃度出家。因见当时禅宗流弊甚深，他曾有意于弘传律学，其后又修习包括禅宗在内的其他各宗。他声称要以袾宏、真可、德清为榜样，调和禅教、性相各宗，归极净土，说：“思乐土可归，羡莲师而私淑；纲宗急辨，每怀紫柏之风；护法忘身，愿续匡山之派。”(《灵峰宗论》卷六)智旭是晚明“四大高僧”最后一人，他的思想是对上述三人的综合和集成。平生著作有四十多部，其弟子成实编辑其遗文，题为《灵峰宗论》。智旭还曾以阅读藏经二十年所积累的资料为依据，编成《阅藏知津》一书。该书兼具佛经目录和经籍提要的特点，对后世的刻经和阅藏提供了方便。

智旭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当时禅宗的败落，“每每中夜痛哭流涕”，以至忘情痛骂“法师是乌龟，善知识是王八”。通过阅藏，他看到戒律的严密完整，为改变现状，决心从弘扬戒律做起。但是，他对戒律的重视和提倡，并没有引起僧众的广泛响应，这使他大为失望。尔后，他便将主要精力置于禅教统一、净土归向的理论阐述和具体实践上。

在禅、教关系问题上，他指出，禅与教是不可割裂的，应该兼重并习。参禅者必须学习经典，以佛教理论作为指导，“离弃教而参禅，不可能得道”。

清嘉庆六年(1801)，和硕亲王裕丰在《书重刻〈灵峰宗论〉后》文中说，智旭佛教思想的核心是“融会诸宗，归极净土”。这是符合实际的。智旭最为推崇的永明延寿和楚石梵琦，都是禅宗传人，又都主张禅教统一、融归净土。他认为，禅学、天台教观、戒律，这三者最后都要统一于净土之一念。清以后台家讲教，大多依据智旭的有关论疏，形成合禅观、经教、戒律归入净土的“灵峰派”，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他的《参究念佛论》说：“了义中最了义，圆顿中极圆顿，方便中第一方便，无如净土一门。”《刻净土忏序》又说：“若律，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归还净土法门。”这些看法，与袾宏有雷同之处，所以他赞袾宏说：“云栖宏大师极力主张净土，赞戒、赞教、赞禅，痛斥口头三昧，真救世菩萨也。” 

智旭的佛教思想，集中体现了宋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他还以自己的宗教实践，指出了向近代佛教的过渡。

智旭基于中国佛教的罪报思想，结合《楞严经》《梵网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有关思想，大力提倡地藏菩萨的信仰，积极推广各类赎罪行事。

据智旭自述，他曾因阅读《地藏本愿经》而萌出世之念，故出家后对地藏菩萨加以特殊崇奉。崇祯九年(1636)，智旭来到地藏道场九华山，专劝僧俗持念地藏名号。他还撰有劝持地藏名号的著作多种，对“幽冥教主”地藏的神异功德予以反复宣传。他告诫人们，应当竭诚皈依地藏，依靠地藏的慈悲本愿，消除罪障，规避地狱不思议之苦。

智旭基于罪报思想，除了坚持强烈的地藏信仰，还在具体宗教行事中实施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活动。这类宗教实践，配合地藏信仰，更有效地唤起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宗教热情。在明末清初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严重，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侯，智旭的佛教信仰和实践，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明末“四大高僧”的佛教思想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普遍对禅保持着感情，但因不满于当时丛林现状而反对独善禅门，故而提倡禅教一致、禅净合流。他们一致对经教表示关心，认为没有经教为背景，不可能获得禅悟。真可曾三年专阅经教，智旭则一生遍阅藏经，并以《阅藏知津》指导后学。德清、真可在禅学研修外，对华严学说有较深造诣；智旭则于天台教学有所偏重，他还以经教指导禅学，以《楞严》思想说禅。在展开禅净合一活动的同时，他们又普遍主张以净土为最后归宿。净土归宿的根本理由是，净土法门方便易修。自禅宗兴起，禅僧通常以一种高傲的心理看待净土修习者，他们菲薄念佛，以为念佛只适宜于中下根机。但自“四大高僧”提倡净土归向以后，净土修行的地位飞跃上升，而且还取得优先发展的特权。某种意义上说，净土宗已逐渐取代了禅宗位置，从这一角度说，“四大高僧”基本结束了禅宗思想发展的历史，开辟了近代佛教念佛净土实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