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历史-12

在所有这些国家，“正派女人”屈从于家庭的后果之一是存在卖淫。妓女被伪善地维持在社会边缘，完成最为重要的作用之一。基督教蔑视她们，但把她们当做必不可少的罪恶加以接受。圣奥古斯丁说：“取消妓女，就会使社会被放荡扰乱。”后来托马斯·阿奎那—或者至少以他的名字在《论君主政治》第四卷署名的神学家—宣称：“从社会内部去掉妓女，放荡就会以各种混乱来扰乱社会。妓女在一个城邦中，正如垃圾场在一座宫殿中一样，取消垃圾场，宫殿就会变成一个污秽和发出恶臭的地方。”在中世纪早期，流行极度放荡的风俗，不需要妓女；但是，当资产阶级家庭形成，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时，就必须让男人到家庭外面去寻找快乐。

查理曼颁布敕令极端严格禁止卖淫是徒劳的，圣路易【注】在一二五四年下令驱逐妓女，在一二六九年下令摧毁妓院都是徒劳的，儒安维尔【注】告诉我们，在达米埃塔【注】，妓女的帐篷与国王的帐篷连在一起。后来，查理九世【注】在法国的努力，十八世纪玛丽·特蕾西亚【注】在奥地利的努力，同样归于失败。社会结构使卖淫必不可少。叔本华【注】后来夸大其辞地说：“妓女是在一夫一妻制祭坛上的人肉祭献。”欧洲的一个伦理学史家莱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作为恶习的最高典型，她们是德行最积极的守护者。”人们正确地将她们的地位与常常与之等同的犹太人相提并论【注】：高利贷、非法买卖就像婚外性行为一样，受到教会禁止；但是社会不能缺少金融投机，也不能缺少卖淫，这些职能因而转移到受诅咒的阶层，人们把这些活动圈在犹太人区域或者特定街区中。在巴黎，受到小范围治理的女人在狭小肮脏的住所里干活，她们早上来到，傍晚在宵禁开始时离开；她们住在某些街道，没有权利离开那里，在大部分城市中，妓院位于城外。就像犹太人一样，人们强迫她们在衣服上戴上不同的标记。在法国，通常是用一根指定颜色的饰带悬挂在一个肩膀上；往往禁止她们穿正派女人的绫罗绸缎、皮裘和戴首饰。她们理所当然声名狼藉，没有任何办法对抗警察和法官；只消几个邻居提出要求，便可以把她们赶出住所。对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艰难、悲苦。有些妓女关在妓院中。一个法国旅行家安东尼·德·拉兰留下了十五世纪末巴伦西亚【注】的一所西班牙妓院的描述。他说，这个地方“像一座小城市那样大，四面有围墙封住，只有一扇门。门前竖起一个绞刑架，是为可能呆在里面的坏蛋准备的；门口有一个男人不让守候的人随便进去，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有钱，并愿意付钱给他，他会给他们好处，他们的钱不会丢失；而如果他们有钱，却不付钱，万一夜里有人偷了他们的钱，门卫概不负责。这个地方有三四条街遍布妓院，每一个里面，胸脯丰满的妓女穿着天鹅绒和绸缎。有两三百个妓女；她们的屋子里都是上好的床单。费用是四个银币，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大数目……那里有小酒店。只有在傍晚或夜里才能透过热闹气氛，重新看到这地方亮如白昼，因为她们这时坐在门口，漂亮的挂灯照射着她们，可以更好地观看她们。有两个医生住在城里，每个星期来看妓女，了解是否有病或有其他隐情，再将她们赶出这个地方。如果城里出现疫病，这里的贵族老爷就会下令让她们自作安排，妓女便被打发到她们愿意去的地方。”【注】此书的作者对组织严密的警察感到吃惊。许多妓女是自由的；有些挣钱很多。如同罗马的高级妓女，高等的卖笑生涯提供了比“正派女人”的生活更多自由的可能性。

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法国单身女人的处境；她享受到合法的独立，与妻子受奴役的地位对比鲜明；她是一个异常的人；因此，风俗急匆匆地要收回法律给予她的一切；她拥有一切世俗权利；但这是抽象的、空洞的权利；她既不拥有经济自主，也不拥有社会尊严，一般说来，老姑娘躲藏在父亲家庭的暗影中，或者在修道院内找到她的同类，她在那里要么不服从，要么犯罪，没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有以生活放荡来自我解放。只要她们的解放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运。

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很少有行动的可能，或者简单地说自我表现的可能：在劳动阶级中，经济压迫取消了性别的不平等；但是，它也夺走了个人的所有机会；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女人作为女性受到侮辱，她只有过寄生的生活；她很少受教育；必须出现异乎寻常的情况，她才能设想和实现具体的计划。王后、女摄政者拥有这罕见的幸福：她们的崇高地位激励她们超越自己的性别；在法国，萨利克法典【注】禁止女人继承王位；但是在丈夫身边、在他们死后，她们有时起很大的作用：圣克洛提尔达、圣拉德贡达、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注】就是这样。修道院生活使女人独立于男人，有些女修道院院长具有很大权力；爱洛依丝【注】既作为女修道院院长又因为她的爱情而闻名。在将女人与天主结合在一起的神秘的、因而是自主的关系中，女性心灵汲取了男性心灵的灵感和力量；社会给予她们的尊敬，使她们能够完成艰难的事业。贞德的经历属于奇迹，再说，这仅仅是短暂的征战。但锡耶纳的圣凯瑟琳【注】的故事是含义深远的；她在锡耶纳完全正常的生活中，通过仁慈和表现强烈内心生活的异象，获得了显赫的声誉；这样，她得到了成功所必需的威望，这威望是女人一般说来缺乏的；人们求助于她的影响去劝勉死刑犯，挽回迷途的人，平息家庭和城邦之间的争端。她受到崇尚她的群体的拥护，正是这样，她得以完成调解的使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宣讲要听命于教皇，与各地主教和各国君主保持广泛的通信，最后被佛罗伦萨选为使者，到阿维尼翁【注】去寻找教皇。王后们以神圣的权力，圣女们以光辉的品德，在社会中获得支持，这种支持使她们能与男人比肩。相反，对于其他女人，人们要求默默的谦逊。像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注】这样一个女人的成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机会，不过她还必须守寡和负担孩子，才能决定以自己的笔去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