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数之三:人生无常的冲突——现实和历史。
张爱玲在散文《烬余录》开篇曾强调两个概念的区别“现实和历史”。她说:“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混沌中,偶然有“清澄”的,能“听得出音乐的调子”的,她将此表达为“和谐”,并说“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又说:“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
小说《易经》在“现实和历史”层面和《烬余录》具有表述的“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最后凝聚在历史教授佛朗士的死亡事件上——在小说里对应为历史教授布雷斯代先生的死亡。现实无情,历史老师也变成了残酷现实的一部分,随着他的死亡,过往之事又都演化为历史。在现实和历史中,人生无常成为吊诡的命题。历史教授的学生琵琶喜欢古代史,也喜欢中古史”。但是不喜欢近代史,因为“时代越近,场景越宽越混乱,故事性少了,迷人的细节也少了”。
琵琶自幼对古老的历史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心理潜存,第一位先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历史课:“武王伐纣”。商朝宗室伯夷叔齐兄弟不事新朝,饿死首阳山的故事令她嚎啕大哭。也成为她以后认识现实的前兆:“凡是不愿随波逐流的人都要耐得住那份寂寞。”
这个不喜欢近代史的女孩,少女时期却像历史学家一样探究祖父母的历史,祖父母的历史属于近代史,琵琶却非常感兴趣。除了到处找相关的书看,还总是向大人打听。“像一个老派的人,喜欢过去”。然而她获得祖辈历史的途径之一竟是小说——“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的形式,祖父母的历史在小说里、照片中、家族诗文集和大人嘴里俨然成为多套版本,对她来说反倒具有多姿多彩的意义。虽然“她因此而老气横秋,和世上最多记忆包袱的国家同声一气。”却使她超越了黯淡的现实困境,现实中的琵琶因为凋零颓败的家境,处在虽生犹死的暗影中,祖父母的历史给了她深深的慰藉。慰藉来源于祖父母的过世成为了历史固定的一部分,也成为琵琶现实心理上永恒的依靠,因为祖父母不像现实如此变化无常,不可捉摸。
祖父母“就静静躺在她的血液中,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散文《对照记》里同样的表述强化了张爱玲对历史谱系的回归,这种回归意味着对现实的反拨。
现实和历史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对照互补。
现实和历史在小说中形成两条互相纠缠又互相疏离的线索。
历史无论怎样跌宕起伏,已成定数,现实充满种种不可知的未来,是变数。
正如《雷峰塔》里曾经写到琵琶小时候“对将来更有把握”,等到长大了,面对老阿妈何干需要钱的现实,琵琶却无能为力。小说里,琵琶有大量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语言,也有大量渴望行动的预备冲动,但是和丰富跌宕的心理冲动相对照,现实的层面常常没有依照她的心理指向运转,甚至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现实的人生令琵琶总是“想”多于“说”,多于“行动”,琵琶的身份在现实中总是处于“尴尬的年龄”,思想和行动的脱节是张爱玲给琵琶布设的各种现实陷阱。例如雪渔表大爷死后,棺木就放在表大妈的楼下,但是表大妈不知道,她以为表大爷还活着,她以为自己到死表大爷都不来看一眼,没有人去告诉表大妈,琵琶“想”告诉她,最终也没有告诉。现实不在琵琶掌控中。
面对人生无常,现实的面孔转眼就演变为历史,当历史的河流顺着历史老师布雷斯代先生嘴里叼着的香烟上下跃动时,在现实中一直找不到自我的琵琶终于获得了认同感,“历史之考”的优秀使她暂时摆脱了对现实的不可控,老师的嘉许使她“在人类里找着了定位”,心中的绝望得到了和缓。然而“历史之考”也依然是现实中的变数,当嘉许变成了压力,当近代史的色彩淡褪,她无法保证近代史能考好的时候。“历史之考”成为衡量琵琶把握现实的标尺。历史老师也成为了一个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摇摆不定的符号,这个符号随着港战爆发终结为历史的定数,现实和历史仿佛扭转突变,现实变得如此荒谬,如此不可控,最荒谬的是历史老师没有英勇战死在沙场上,却被自己的哨兵误伤了——“一个好人的浪费”,死亡让“所有的关系都归零了,虚无了。”
琵琶和比比,所有战争中的人都疯了。富有意味的是,在现实中一直笨拙的琵琶,却凭借从小累计的世故和智慧,从莫医生手中拿到了船票,扭转了命运之船,小说中琵琶和梅兰芳落难同船的情节不知是真实还是虚构,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在颠沛流离的无常人生中,高处之人(强)和低处之人(弱)的命运变化。
老师讲得真好!
无常,荒谬,苍凉,此为人世间。
老师内容讲的很好,如果普通话再标准一点就好了,毕竟是听的,普通话不标准影响理解。
谁人不尴尬,何需此牵强
我的账号是用来学习的 回复 @闲临牗: 你可以不看
老师讲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