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2

同样，不可能从私有制中推断对妇女的压迫。这里，恩格斯的观点的不足很明显。他非常明白，女人体力的弱点只是在与青铜工具和铁工具的关系中才变成具体的劣势，但是，他没有看到女人劳动能力的局限本身，只是从某种角度看才构成具体的不利。正因为男人是超越的和有雄心的，他才通过新工具计划新的要求，当他发明了青铜工具时，他不再满足于开发园子，他想开垦和种植广阔的田野，这个意图不是从青铜本身迸发出来的。女人的体能不够带来了她的衰败，因为男人用增长财富和扩展的计划使她害怕。这个计划还不足以解释她要受压迫，性别的劳动分工本来可以成为友好的联合。如果男人与他的同类的原始关系仅仅是友谊关系，就不能解释任何类型的奴役，这个现象是人竭力在客观上获得主宰地位的意识扩张的结果。如果在人的意识中没有他者的原始范畴，以及统治他者的原始愿望，那么发明青铜器就不会带来对妇女的压迫。恩格斯也没有考虑到这种压迫的特殊性。他力图把性别的压迫归于阶级冲突，但他这样做并没有充分的信心；论点经不起推敲。确实，劳动的性别分工和由此产生的压迫在某些方面令人想起阶级的分化，但是，人们不会把它们混淆起来；在阶级分化中没有任何生物学的基础；在劳动中，奴隶意识到自身与主人的差别；无产者总是在反抗自身状况，重新成为本质，对剥削者构成一种威胁；其追求的是作为阶级消失。我们在导言中说过，女人的处境是如何不同，特别是由于生活和利益使她与男人相联，以及男人发现女人扮演同谋的角色，女人身上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她不会作为性别自我消灭，她仅仅要求取消某些性别特殊化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人们不会不带自欺地把女人只看做劳动者；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她的生育作用和她的生产能力是同样重要的；在某些时代，生孩子比扶犁更有用。恩格斯回避了问题；他只限于宣称，社会主义共同体将取消家庭，可这是很抽象的解决办法；大家知道，苏联根据生产的迫切需要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获得不同程度的平衡，不得不经常和彻底地改变家庭政策；再说，消灭家庭不一定能解放妇女，斯巴达和纳粹政权的例子证明，直接依附于国家，女人并不会少受男性的压迫。真正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就是说寻求正义，而不取消自由，给个体负担但不消灭个体性，由于女人的状况问题，它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不可能把怀孕简简单单地比做像服兵役一样的一种工作或一种服务。要求女人生孩子比管理公民的日常事务要更深入地破坏女人的生活，任何国家都从来不敢强制性交。在性行为中，在怀孕时，女人不仅投入时间和精力，而且投入本质的价值。理性的唯物主义徒劳地想不承认性欲的这种戏剧性，人们不能管理性本能，弗洛伊德说，不能肯定性本能本身是否不承载着对顺从的拒绝；可以肯定的是，它不能被纳入社会性中，因为在性欲中有一种此刻对时间、个体对普遍的反抗；企图引导性欲和利用性欲，就有扼杀性欲的危险，因为不能像支配无生命的物质那样支配活生生的自发性；更不能勉强它，就像勉强自由一样。人们不会强迫女人生孩子，所能做的是，把她禁闭在某种处境中，怀孕对她来说是唯一的出路，法律和风俗把婚姻强加给她，禁止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禁止离婚。苏联今日恢复的正是这些家长制的古老约束；它使家长制的婚姻理论重新复活；由此，它重新要求女人成为性欲对象，最近有篇讲话鼓励苏联女公民好好打扮，涂脂抹粉，变得娇媚，以便留住丈夫，激起他的欲望。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可能把女人仅仅看做一种生产力，她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儿育女者，一个性欲对象，一个他者，通过她，男人寻找自己。极权制度或者独裁制度徒劳地不约而同地禁止心理分析，宣称对于忠诚地融入集体的公民来说，个人悲剧不会发生，性是一种经验，普遍性总是在其中被个体性重新抓住。在民主社会主义中，阶级会被消灭，但不是个体，个人命运的问题会保留全部重要性，性别差异也保留全部重要性。将女人和男人联结起来的性关系不像男人对女人保持的性关系；将女人和孩子联结起来的关系独一无二。这种处境不是被唯一的青铜器创造的，机器不足以消灭它。为她要求一切权利，要求一切一般意义的人所拥有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应该对她的特殊处境视而不见。为了了解这种境况，必须越出历史唯物主义，它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只看到经济实体。

因此，我们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和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所有的社会要求解释为“男性化抗议”的现象；相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性欲通过或多或少复杂的转弯抹角，不断表达其经济状况；但“阴蒂的”或“阴道的”范畴就像“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范畴一样，同样无法禁闭一个具体的女人。将个人戏剧看做人类的经济史的同时，只有存在主义的基础能够让人从整体理解生命这种特殊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价值来自认为生存者是一个身体，它作为身体面对其他身体感受自己的方式，具体反映了它的存在处境。同样，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中属实的是，生存者的本体论意图，根据提供给他的物质可能性，特别根据向它展示的技术的可能性，具有具体的形象。但是，如果不把这些可能性融入人类现实的整体中，仅以性和技术是什么也不能解释的。因此，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提出的禁忌的自我的冲动就显得像偶然的事实；在恩格斯关于家庭历史的论说中，最重要的事件似乎按照一种神秘的偶然性的任意行为意外地出现。为了发现女人，我们不会拒绝生物学、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贡献，但是我们认为，身体、性生活、技术只有在人以存在的总体观点把握它们的时候，才具体地存在。体力、男性生殖器官、工具的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才能确定，它受到朝向存在超越自己的生存者的根本计划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