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23丨刘津瑜：“三世纪危机”？

喜马拉雅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津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罗马史。

在这一讲中，我们来讨论一下所谓的三世纪危机，一般是指从公元235年到284年这半个世纪，罗马帝国面临的混乱和困境，皇帝走马灯似地更换，边境压力巨大，帝国财政困难，宗教上基督教成了靶子。这些不是各自独立的问题，而是同一个危机的不同表现，并且互相纠缠在一起。也不是说整个帝国的人都活不下去了，而且有些地区受的影响也不是那么显著，但是人们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焦虑还是很明显的。

那么所谓的“三世纪危机”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它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长久地削弱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在这一阶段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我们下面就来谈一谈这些问题。

不过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危机的种种表现形式，更重要地是为了强调，这段时间其实非常重要，它接上承下，罗马帝国后续的许多发展，比如东部罗马和西部罗马的分野、新的行省划分、基督教的兴起等等一系列变化，都能从三世纪找到演变的动因和轨迹。

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的第四位皇帝，也就是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遭遇军队哗变被杀，一个外号叫做色雷斯人马克西米努斯的军官被士兵拥立为皇帝，这是第一个不是元老等级出身的皇帝。

从他开始一直到284年，我们明显看到最高统治权处在一种无序性，缺乏稳定性的状态，这半个世纪间居然有二十位左右被元老院正式认可的所谓“合法”皇帝，也就是说平均二年多一点就有一位有合法性的皇帝，这还不算山寨的、自立的皇帝。我们如果读古代流传下来的关于那个时代的叙述，那基本上的印象就是一会儿一个皇帝，一会儿又被杀，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军队在这里面掺和得不亦乐乎。

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那时罗马帝国突然出了问题才造成的，而是有一段潜伏期。罗马帝国三世纪时期的混乱，潜伏期究竟要追溯到以前的什么时代，这个很难确定，说法也有很多。但是假如我们来回顾一下罗马帝国的盛世时代，其实也不难看到有一些隐患早已存在。

在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当中，他把从涅尔瓦到马可·奥利略五位皇帝统治时期----也就是公元98年到公元180年这80多年的时间----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繁荣的时光，这五位皇帝通常被称为“五贤君”。这五位中，图拉真是一位扩张型的皇帝（他是我们第21讲的主角），在他的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版图达到了最大，但这也意味着它的防御线达到了一个新的长度，一万多公里长的边疆需要防卫。

罗马帝国的防御线主要在北面和东面，南疆在北非，有沙漠做天然界限，压力相对要小一些。漫长的边境上，假如说有外敌同时在不同的点发动冲击，边疆的守军就有可能难以应付，从别处调集兵力也有可能来不及。

这种情况就给后面的统治者造成了压力，其他几位皇帝明显地降低了扩张热度，都属于相对守成型的统治者，哈德良和他的养子、也是他的继任者安东尼努斯·比乌斯（Antoninus Pius，字面意思是“孝敬的”安东尼努斯）都在不列颠的北部修建长城。安东尼努斯平安地统治了23年，是到那个时候除了奥古斯都之外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并且死得安宁。然而到了他的养子，马可·奥利略和路奇乌斯·维鲁斯的时候，这两位是共治的皇帝，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可能听说过马可·奥利略的名字，这是罗马史上有名的哲学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位。在他的哲学笔记《沉思录》中有这么一句话：“任何导致你难受的情况，记住采用这个原则：那就是这不是个不幸，而勇敢地承受它却是一个幸运。” 他作为皇帝的生涯，似乎就是这句话的一种身体力行。

马可·奥利略骑马像。哈德良皇帝是第一个有胡子的罗马皇帝，奥利略的胡子让他更接近哲学家的形象。图片来源：罗马卡皮托博物馆马可·奥利略展厅

在他统治的初期，公元161年，罗马帝国东部的帕提亚进攻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以东，在伊朗以北，我们以前提过这是罗马和帕提亚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带，当然也是两个帝国争夺的地区）。帕提亚驱逐了罗马支持的亚美尼亚国王，扶植了亲帕提亚的国王。进而又进攻罗马的叙利亚行省，击败了叙利亚总督。

东部的这种严峻形势惊动了罗马，马可·奥利略的共治者路奇乌斯·维鲁斯亲自带兵，赶赴东方。从罗马的角度来看，战果还比较理想，维鲁斯的部将比较得力，赶走了帕提亚在亚美尼亚的傀儡政权，一路打到帕提亚首都底格里斯河东岸的泰西封，放火烧城，还劫掠了底格里斯河另一岸的一个大城塞琉奇亚。这花了维鲁斯差不多5年的时间，公元166年，他和马可·奥利略一起庆祝了盛大的凯旋式，两个人冠上了“亚美尼亚征服者”、“至高帕提亚征服者”、“米底征服者”（Armeniacus, Parthicus Maximus,  Medicus）听起来很高大上的名号。

然而，随着远征的罗马军队来到罗马的是瘟疫的蔓延，这场瘟疫，到底是流行性斑疹伤寒、黑死病还是其他，我们不是很清楚。来自帕加马的希腊医生盖伦是这场瘟疫的目击者，瘟疫开始爆发的时候他在罗马，记录了一些症状，比如发烧、腹泻、皮疹，不过这些症状适用于很多疾病，所以不能帮我们确定瘟疫本身是什么，但是已经有学者论证应该不是天花，因为古代的资料中没有人提到脸上落下麻子这样的后遗症。

这场瘟疫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至少有20几年。当时的恐慌情绪也体现在古代作家的笔下。盖伦谈到在罗马，他身边的奴隶都在瘟疫中死亡。但是究竟瘟疫的杀伤力有多强，造成罗马帝国人口损失有多大，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学者的估算也大相径庭，有的说20%的人口在瘟疫中死亡，有人说10%，还有人说只有1-2%。

不过这个瘟疫在整个帝国范围都有传播，这个可能是比较确定的。人口比较稠密的城市和军队受创更加严重，但是近来的研究表明，哪怕是在小亚细亚的乡间，瘟疫造成的死亡增加也是很明显的。也有迹象表示，埃及农业活动的节奏也被打乱。

瘟疫伴随着饥荒，而北部边界恰逢一些日耳曼部落骚动不安形势。之危急迫使两位皇帝在公元168年，一起赶赴多瑙河前线。不久之后，路奇乌斯·维鲁斯死去，马可·奥利略成为唯一的皇帝。他长期驻扎在边境地带，和北方部落进行持续而长久的战争，因为这些日耳曼族群中马可曼尼人的比重比较大，所以这场战争史称马可曼尼战争。因为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有史料甚至说他把奴隶收编进了军队，甚至用角斗士组成辅助军。

罗马帝国面临瘟疫和边境问题的双重夹击，这还不够，帝国境内又添了割据，公元175年，叙利亚总督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叛乱，自立为皇帝。虽然他很快就遭到刺杀，却是地方总督拥兵割据的危险信号已经散发。

浩繁的经费开支之下，国库空虚，马可·奥里略甚至不得不出售王室财产来筹款。马可·奥里略的戎马生涯占据了他大量的精力，一直到公元180年，他死在潘诺尼亚这个多瑙河边境行省。他也举行过凯旋式，也和图拉真一样，在罗马树了一根记功柱，纪念马可曼尼战争，但是不但艺术水准和图拉真记功柱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对战争的表现手法也相当不同，更加渲染战争的暴力、破坏和对平民的灾难性影响。

马可·奥利略记功柱浮雕

这有可能和马可·奥利略如何看待战争有关系。和以前的罗马皇帝很不一样是，这位从小喜欢哲学的皇帝，对世俗的荣誉有着哲人的轻视。战争在他看来，那可能更多地是属于他作为皇帝的职责，而不是出于对荣耀、对军功的追求。他在《沉思录》中写道：

“是不是那个无聊的东西——名誉，使你不能忘怀呢？试看，一切事物多么快地就全被遗忘！过去与未来是什么样的一片空虚！赞美之辞是何等的虚妄！对我们恭维的人是如何的善变与缺乏判断！这一切活动的场所又是如何的狭小偏隘！整个的大地不过是一个点，我们走动的地方更是何等渺小的一个角落！其中能容得多少人？称赞你的人又是何等样的人？”（梁实秋译）

这些话，还有许多的隽语格言，是马可·奥里略在战争的间隙，用希腊语写下的哲学思考，这些是他个人的笔记，是写给他自己的，本来无意发表，但终以《沉思录》的名字流传后世。他强调对职责的忠诚，寻求内心的宁静，不悲不喜，强调顺从自然、遵循神的意旨，这里就包括了蔑视死亡，因为死亡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些也是罗马最重要的哲学派别斯多葛哲学的核心内容，不过马可·奥勒留其实并没有自称斯多葛哲学家，而是广泛地汲取了许多古代思想家的养料。

如果我们只是读《沉思录》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内心的和谐和人间清醒。然而假如我们对照着当时他的那个时代，他的战争生涯来看《沉思录》，会让我们不禁对奥利略产生一种同情：因为他在这里写下的并不是岁月静好，或者无病呻吟的心灵鸡汤，或者纯粹的哲学追求，而是在暴风骤雨中，在罗马帝国的边陲，他在构筑一个内心的城堡。

古代的作家对他也充满了同情，三世纪的作家狄奥·卡西乌斯写道：“他不曾拥有配得上他的幸运，他在位的时候，遭遇许多灾难。因为这个原因，比起其他人，我更敬佩他，因为他在无与伦比的困难之中，他幸存了下来并且拯救了帝国。”

不过，这种同情并没有延续到马可·奥利略的继任者、他的儿子康茂德身上，这个喜欢亲自下场角斗的皇帝，最终被谋杀，并且被元老院宣布为公敌。狄奥·卡西乌斯认为，在马可·奥利略之后罗马的黄金时代进入了铁与锈的时代，这多多少少体现了当时的精英阶层的感受。从马可·奥里略到君士坦丁（这是第一位公开认可基督教的皇帝，我们后面还会再谈）的一个多世纪时间，有学者把它称为“焦虑时代”，而新版的《剑桥古代史》把193年也就是康茂德死后一年一直到君士坦丁称为帝国的危机时代。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三世纪的焦虑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马可·奥利略时代一些症状的反复重演：北部边境所谓蛮族压境，东部边境和帕提亚还有后来的萨珊波斯摩擦不断，割据势力抬头，瘟疫反复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军队是个最显著的要素。

康茂德死后不到一年，上潘诺尼亚总督塞维鲁在角逐皇帝这个位置的竞争中胜出，创建了塞维鲁王朝，这个王朝和军队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给了军队不少特殊待遇，包括我们在上一讲中提到的提高军饷，还包括认可军人在地方上的婚姻等等。

军费增加，当然对财政造成压力，我们在上一讲谈到，卡拉卡拉开放公民权甚至被当时的人理解为他就是想多搞点钱，可见那时的人对皇帝手头之紧也看得很清楚。为了解决缺钱的问题，卡拉卡拉在公元215年，也就是他被刺杀之前一年多，发行了一种叫做“安东尼尼阿努斯”的币种（Antoninianus），它的面值是罗马传统银币denarius的两倍，然而重量只是原来银币的一半，也就是说含银量降低，但面值虚高。经济生活对这种币种有着非常负面的反应，集中表现在货币贬值和物价不稳之上，直接影响民生、税收以及城市的运作和维护。

卡拉卡拉被刺杀之后，他后续的两位皇帝，都是他的母亲的侄女的儿子。罗马帝国首次出现了只有14岁和13岁就成为统治者的皇帝。而这个时候在帝国以东，萨珊波斯在公元224年的时候取代了原来的帕提亚帝国，控制范围大体上从两河流域到中亚。它的名字萨珊来自统治王朝的名字。萨珊波斯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7世纪中期被穆斯林取代。在这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一直是罗马帝国的劲敌，无论是罗马分裂之前还是之后，也就是说后来的东罗马也叫做拜占庭帝国也要经常应付萨珊波斯，这是后话。

塞维鲁王朝的最后一位年轻的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无法约束军队，最终被军队抛弃。公元235年外号叫做色雷斯人马克西米努斯的军官被士兵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开头谈到过的情景。

这一位新皇帝没有什么行政背景，没有管理过行省，而且因为不是元老出身，被元老院瞧不起，所以愈发倚重军队。在这种状况下，皇帝证明自己的方式，获得合法性的方式，那就是打胜仗，无论是内战还是对外。

军人皇帝走马灯式的出现与消失，帝国陷入连绵内战的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内战更加加剧边境问题，因为军队和物资消耗于连年内战，削弱了驻守边疆的力量，给了外敌乘虚而入的机会；另一方面，战争因为耗费巨大，只能通过压榨来填补财政窟窿，即使罗马帝国有的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战乱的影响，但有可能遭受重税盘剥。而帝国财政困难，也让罗马很难用钱来收买或者安抚所谓境外蛮族，又让他们对罗马帝国不满，所有的头绪错综纠缠，形成一个怪圈。

相应而来的是皇帝，待在罗马办公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待在更靠近帝国防御线城市的时间越来越长，比如特里尔（这座城市在今天的德国，距离卢森堡比较近），比如米兰。这给了元老院和罗马城中的官员一些扩大影响的机会，然而罗马城在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地位在下降。

它的象征意义当然继续存在。公元248年的时候，腓力普甚至隆重庆祝了罗马建城一千年的世纪大典，这个我们在第二讲中曾经提到过。不知不觉，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已经讲了一千年的历史了。这一年距离卡拉卡拉之死大约30年，距离所谓三世纪危机的最终缓解还有36年。

然而，罗马千年的庆典，之前以及之后都是极不太平的，特别是来自东部萨珊波斯的压力让罗马帝国疲惫不堪。

对于罗马帝国来说，萨珊波斯的第二位统治者沙普尔一世（240-272年）造成的威胁最为严重。我们在讲到以前的战争的时候，比如罗马和迦太基人的战争，罗马和达奇亚人之间的战争，我们通常只有罗马一方的角度，故事都是罗马人讲的。但是这回有了萨珊波斯的版本。1936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考古队，在伊朗发现了一块碑铭，上面刻着希腊语和两种中古波斯语。

这块碑铭的内容是什么呢？沙普尔一世用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他对罗马三位皇帝的军事胜利，分别发生在244年、252年和259年。根据他的版本，他说罗马皇帝戈狄安（Gordianus，这位是腓力普之前的罗马皇帝）军队从整个罗马帝国以及哥特人和日耳曼人那里征兵，进攻波斯，然而皇帝在战争中被杀，沙普尔摧毁了罗马军队，罗马人然后立腓力普为皇帝。

在这个碑铭中，沙普尔说腓力普要向他交付50万金币的赔款，他并且列举了一大串他征服的罗马地区。这个碑铭的高潮之一，是沙普尔非常得意地号称他亲手抓住了皇帝（恺撒）瓦勒里安，而这位瓦勒里安是腓力普的继任者。（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提到的这些皇帝的人名是中文的习惯译法，他们的原名，比如瓦勒里安，是瓦勒里阿努斯，在现代语言中，常常把后面这个-us结尾简化掉。）

这个碑铭的内容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在什么地方？首先是它和罗马史料当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非常不一样，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相信谁？还是两个都不信。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不同。罗马一方声称沙普尔才是入侵的那一方，而罗马只是防御，而且戈狄安皇帝打了好几次胜仗，并且并不是在跟波斯人开战的时候战死的，而是被近卫军统领腓力普杀死的。

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戈狄安之死的罗生门了吧。那么到底哪一个版本更接近真相。有学者认为，沙普尔的版本应该更准确，因为第一，他的叙事从时间上来说更接近罗马和波斯之战，所以如果造假的话比较容易被戳穿；第二，假如罗马皇帝戈狄安不是死于和沙普尔交战的时候，沙普尔干嘛非要说他是死在战场？（我们还可以再加一条，沙普尔碑铭上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感谢他的神，而对神撒谎是要不得的。）

假如说沙普尔的版本更接近真相，那么罗马作家笔下把戈狄安写成是被腓力普杀死的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他战争失利的实际情况。

除了这个碑铭之外，沙普尔一世时代还有一整版有名的浮雕，上面雕刻的人物是沙普尔和罗马的三位皇帝，这个同样也是1936年发现的。

沙普尔一世浮雕。图片来源：BBC

沙普尔骑在马上，是胜利者的姿态，马前跪着一个人，但是这位究竟是腓力普还是瓦勒里安，有些争议。但是瓦勒里阿努斯被俘这个事实是没有争议的，这发生在公元259年。沙普尔号称瓦勒里安率领的罗马军多达7万人，但他不但俘虏了皇帝，还有近卫军统领、元老以及随行的官员，并把他们押解到波斯。沙普尔俘获罗马皇帝的主题，甚至出现在珠宝装饰品上。

小型宝石浮雕装饰物。左，罗马皇帝瓦勒里阿努斯；右，波斯王沙普尔一世（抓住瓦勒里阿努斯的左手）。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图片来源：R. Ghirshman, Iran. Parthians and Sassanians, 1962， 图195

一位罗马皇帝被俘并且死在异邦，有点靖康耻的味道。至于他在波斯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那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最极端的一个版本说他被剥了皮，染成红色，作为战利品，展览在波斯神庙中。不过这个版本事出有因，它来自一位基督教作家拉克堂提乌斯，他写了一本书，专门是关于迫害过基督教的罗马统治者的各种惨不忍睹的死法，这些都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这个我们在下一讲还会再谈。

罗马帝国的凯旋门、记功柱充满了战败的蛮族和胜利的罗马将领和皇帝的形象，现在他们以屈辱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的纪念碑和装饰品上。

不过，我们倒也不必急着给罗马帝国唱衰。因为罗马和萨珊波斯（包括以前的帕提亚）之间经常有胜有败，哪一方都没有办法吞并另一方，吞并太多领土会成为帝国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两个帝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而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在和萨珊波斯你来我往之间经常发生变化。

而且我们以前谈过古代帝国之间常常存在一些缓冲带，如果这些缓冲带发生作用的话，也可以遏制双方的扩张。在三世纪中期，帕尔米拉就是罗马和萨珊波斯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军事缓冲区。这个帕尔米拉是什么由来呢？

帕尔米拉（Palmyra）是叙利亚沙漠中的绿洲，名字可能是棕榈树或者椰枣树的意思，那里水源充足，是穿过沙漠的商队歇脚的好地方，所以很早就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罗马、波斯、印度半岛商业往来的中转站，从丝绸之路来到这里的中国丝绸等等货物也在这里中转，帕尔米拉因此获得大量的财富。

正因为广泛的交流，这里也受了多种文化的影响。帕尔米拉最宏大的神殿供奉的是本地的主神贝尔神（Bel），但是城中又有罗马风格的角斗场，科林斯柱式城中林立，很有点巴洛克的味道。

在2015年伊斯兰国对帕尔米拉考古遗址进行大规模破坏之前，那里壮观的柱廊、凯旋门、剧院、神庙等等，都在向我们展示当年的帕尔米拉是何等辉煌的都市。

2015年之前的帕尔米拉遗址。图片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帕尔米拉和罗马的关系一向不错，哈德良皇帝（也就是图拉真的继任者），曾经在罗马帝国广为巡行，也曾经到过帕尔米拉，把这座城市重新命名为“哈德良的帕尔米拉”，并给予它自由市的待遇，也就是最低限度受罗马干预的那种地位。

帕尔米拉的统治家族有着罗马名字，三世纪中期的统治者欧达纳图斯（Odaenathus）甚至被授予了罗马元老的头衔。在萨珊波斯的沙普尔一世持续击败罗马皇帝的15年中，帕尔米拉曾经数次打败了波斯军队，甚至追击沙普尔一世一直追到泰西封。

这帮了罗马帝国的大忙，因为假如说帕尔米拉和萨珊波斯结盟的话，那么罗马帝国的东部有可能就会完全沦陷。欧达纳图斯也因此从罗马那里获得了一个“全东方督管”的头衔，他是罗马在帝国东部的队友。

然而这个队友在公元267年死去，也就是瓦勒里安皇帝被俘8年之后。他的遗孀，著名的芝诺比娅作为儿子的摄政统治着帕尔米拉，她对领土是有野心的，对罗马的态度也更加强硬。芝诺比娅号称自己是克娄巴特拉七世的后裔（我们在第17讲讨论过这位托勒密埃及的最有名的女王），并对罗马的埃及行省发动了进攻，当时在那里清剿海盗的罗马将领，虽然一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最终被俘自尽。

到公元272年的时候，罗马帝国东部的形势是这样的：波斯的沙普尔一世去世了，他的继任者远没有他那么强势；但是帕尔米拉所控制的地区包括了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小亚细亚的南部和埃及。芝诺比娅和她的儿子发行的钱币上，他们的头衔自封为奥古斯塔和奥古斯都，也就是女王与皇帝。

正面：芝诺比娅女王；背面：天后朱诺

在芝诺比娅进行领土扩张的那几年，罗马忙着在北方和各种所谓蛮族人作战，这里面就已经包括了哥特人。到了272年也就是沙普尔一世去世的那一年，罗马的皇帝是一位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奥勒利安，在北方边境暂时安稳之后，他开始进军帕尔米拉收复失地。不得不说奥勒利安还是很会打仗的，从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帕尔米拉的精锐是重装骑兵， 罗马军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等到帕尔米拉的战马疲惫不堪的时候再发动冲锋。

芝诺比娅最终被俘，有可能在奥勒利安的凯旋式上被游街示众。至于她的结局，古代的说法就很多，处决、自杀、病死，都有，但也有说是happy ending的，她住在皇帝赐给她的庄园终老，因为毕竟帕尔米拉曾经在遏制萨珊波斯上对罗马是有功劳的。

击溃帕尔米拉或许让罗马收复了原有的领土，但是罗马同时也失去了一个极重要的缓冲带。而且长期以来，帕尔米拉保障着商路的安全，协调阿拉伯部落间的关系，作用很大。

帕尔米拉倒了之后，罗马帝国并没有能力在那里维持和平和秩序，造成了一个秩序真空。拦路抢劫的路匪、红海的海盗增加，商贸成本增高。一堆隐患就此埋下。 再说瓦勒里安皇帝，从帕尔米拉回师之后，仍然致力于统一罗马帝国，打败了已经割据差不多15年的高卢帝国，夺回控制权。

在奥勒里安时期，罗马帝国得到了短暂的统一，但同时他也做出了一个战略决策，那就是放弃图拉真所征服的达奇亚，撤除了多瑙河以北的罗马驻军，多瑙河再次成为天然边界。在罗马城，他开始加强防御工事，修建新的罗马城墙，这是罗马差不多700年来第一次启动修建城墙的工程，这当然也是一种焦虑的未雨绸缪。

在这一讲的最后，假如我们把罗马帝国在三世纪的困境简化一下，那可以总结成军队问题和财政问题。到哪里找钱来支持频繁的军事活动，来稳定边疆和保卫帝国的安全，只能从各地压榨出来，但是这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过来又造成税收困难。

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负责收税的是城市的地方议会成员，在税收有缺口的时候必须自掏腰包补足差额。那就有人想尽办法逃避这个苦差事，为了维持地方议会有足够的人，各地方降低财产标准，甚至不那么富有的人也被拉进了地方议会，对这些人来说，那就是背上了大包袱。

如何来控制军队，如何维护边境安全，如何保障税收，谁能把这些做好了，就能至少暂时稳定罗马帝国。但这些谈何容易。罗马帝国之后会进行各种尝试，这种尝试中就包括了把罗马帝国分成几个板块。这些尝试和后续，是三世纪给罗马帝国带来的最大遗产，我们会在后面两讲，也就是第25和26讲中具体来讨论。

最后，三世纪危机中有一个我们在这一讲中还没详细谈到的问题，那就是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我们通常从政治、经济、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的困境，但是罗马人在陷入危机的时候，会首先去考虑和神的关系，为什么神没有站在他们一边？是仪式做得不对，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惹神生气了？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成了一个大替罪羊，但从另一角度来说他们也是三世纪的最大赢家之一，罗马帝国和罗马社会开始转型。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下一讲来详细讨论。

谢谢您的收听，期待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