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16丨刘津瑜：罗马共和制的坍塌

喜马拉雅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津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罗马史。

我们在上一讲中详细讨论了苏拉的时代，法律授予苏拉巨大的权力，让我们看到共和制度下可以容纳的个人权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假如一个人被元老院、人民大会授予超越一切的权力，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障，并且没有任期的限制，那么这个人还是共和制下的官员吗？所谓共和，还存在吗？

虽然说苏拉并没有留恋他的权力，他甚至设置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共和、遏制个人权力，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使是他的退位，也隐含了一个危险的信息：他的权力只有他自己才能终结，元老院和人民似乎对他没有什么约束力量或者限制机制。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有一份元老院的法令存留了下来，全篇是授权维斯帕芗无上的权力，这位维斯帕芗已经是罗马帝国时代第二个王朝的开创者了。他和苏拉之间，从合法性的形式来说，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但是时代却完全不同了。

我们通常把公元前133年（也就是提笔略·格拉古死于他保民官任上的那一年，是我们第十二讲和第十三讲的内容）到公元前31年或者再晚几年（也就是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掌握大权之时）称为罗马共和晚期。

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是从后世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的：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共和制会被君主取代，恺撒们的时代会取代曾经元老院、执政官和人民大会相互牵制的时代。

我们手里拿着的是一个有开头、高潮和结尾的剧本，但是当时的人，也就是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人，他们是否已经知道他们的res publica（共和国）会一去不复返呢？

如果我们看当时人留下的文字，特别是像西塞罗这样的多产作家----当然这些留下文字的人，都是来自社会的上层，所以提供的基本上是统治阶层的角度----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他们知道罗马社会出了些问题，因为经常有阴谋、暴力、内战，日子不太平，那肯定是有问题，但他们同时又觉得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除掉几个人，多立几条法，事情有可能就有转机。

罗马的上层也会进行自我约束，比如，他们通过了一些反奢侈法，对葬礼、宴会、娱乐的规格、规模这些进行限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全显贵家族，不让他们因为过度竞争沦于破产，不让罗马上层因为恶性竞争而给这个群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虽然说这些法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平民老百姓考虑而且似乎法令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但至少罗马的统治阶层是想着要自我纠错或者说是自我保护。

自我纠错的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在罗马和行省关系这个大问题上。罗马派去海外领土（也就是行省）的总督一般是刚刚卸任的执政官和法政官，这也就是为什么罗马人削尖脑袋要获得法政官和执政官的职位，因为这两个职位不但能够给家族带来荣誉，卸任之后还可以外放去行省担任总督，在行省他们不但有获得军功的机会，更有各种各样的敛财机会。

为了遏制罗马总督的贪心，公元前149年之后不但有反盘剥勒索的法令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法庭。这本来是个挺正面的做法，甚至曾经有一度这个法庭是由骑士等级来听审的，但是苏拉恢复了元老陪审团，这就让案件的审理总是罩着一层官官相护的阴影。

但是行省打赢官司的例子还是有的。一个最著名的案子是公元前70年，西西里行省控告前总督，一名叫做维勒斯的元老。他们请的辩护人是谁呢？是5年前曾经在西西里任过职、口碑不错的西塞罗，但他那时候还只担任过财务官，也就是最低级的官职。

而法庭中的陪审团大部分是和维勒斯一个档次的，并且维勒斯的辩护师是罗马当时最顶级的演说家霍藤西乌斯，而且这位霍藤西乌斯当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

表面上看起来，这完全是一场是势不均力不敌的较量，被告方甚至还去恐吓西西里的证人。然而西塞罗的法庭演说《反维勒斯》最终还是大获成功了。

他列出了维勒斯的众多罪行，比如挪用公费、搜刮艺术品、挪用神庙物资、侮辱自由民的女儿，等等等等。他的证据是否完全确凿，那还是另一回事，因为其实证据并不是最能够让陪审团给维勒斯定罪的（维勒斯已经处处打点了），而且事实上，在西塞罗的很多辩论中，他也并不以实打实的证据取胜，而更多地是用演说的力量感染现场听众，以情制动。

西塞罗的着力点放在让听审的元老觉得他们必须放弃维勒斯，才不至于显得被那个蠢人恶人蒙蔽，才不至于自毁声誉。西塞罗一个基本做法就是花大力气构建对方的道德缺陷，西塞罗翻出维勒斯以前的履历，强调他一贯的胆大包天、邪恶、愚蠢、贪婪，和对神不敬。

而维勒斯在西西里的罪状，每一桩，都被西塞罗赋予了象征性的意义，上升到元老阶层的存亡、他们的荣誉感和道德感、国家安全、以及“自由”这样的核心概念。

西塞罗特别强调维勒斯从神庙中掠夺神像，所以是神圣之物的敌人，对神犯了罪；他谋杀行省的罗马公民，所以对公民犯了罪；他把罗马忠诚的盟友视为敌人，把他们变成了奴隶，摧毁了罗马的西西里行省。

针对听审的元老们，西塞罗很坦白地说他知道维勒斯已经做了很多活动，但他呼吁元老们不要包庇维勒斯，不要让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海峡成为无法弥补的鸿沟。

西塞罗的辩护非常成功，乃至维勒斯的辩护师霍藤西乌斯或者是完全放弃了辩护或者只给了西塞罗一个书面回应。最后，维勒斯为了避免被判罪，自动流放，离开了罗马。这也算是扳倒了维勒斯。

西塞罗一跃成为罗马最顶尖的演说家、辩护师。这个后来为他积累了大批的支持者，成了他能够成为公元前63年执政官的资本。我们在上一讲讨论过，作为一个新人，在这个时段跻身执政官有多么的稀罕。

西塞罗的《反维勒斯》是公共演说的一个样板，非常推荐大家去读一读，它有两篇，但只有第一篇是在法庭上做过的辩护词。

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因为这篇演说的感染力非常之强，很长时间，它都让读者甚至研究者觉得西西里真的毁了，毁在了维勒斯手中。但实际上，夸张和渲染也是修辞手法，西西里依旧是罗马最富裕的行省之一，产粮大户。（当然也可能是这个案子起了震慑性的作用。）

罗马统治阶层的这些自我纠错能够保证罗马共和国以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吗？实际情况是在共和晚期，事情不但没有转机，而且爆发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内战：起先只是在罗马城里发生杀戮，比如格拉古兄弟之死；后来是马略、秦那和苏拉以意大利为主场的内战；到了恺撒时代（我们后面会来详细谈谈恺撒）和他之后的屋大维的时代，罗马内战成了整个地中海的事。席卷地中海的升级版的内战，也是罗马走向正式帝国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是这样？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一个老生常谈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呢？那就是认为罗马的共和制撑不起帝国，罗马的制度是为了管理一个城邦而设置的，比如说一年一任的各级长官，它适合小国寡民，无法有效地统治辽阔的幅员，难以扩大统治基础，并且无法保障繁荣与安全。

根据这种理论，罗马的共和末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状况，其实也就是从共和制到帝制的阵痛，必须要打破共和的束缚，才能够破茧重生。在这种观点看来，君主制或许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的，但它的效率比共和制更强，它对新兴的公民和地方权贵也更有包容性。

20世纪初期以后，西方罗马史学家常常把这个过程称作“罗马革命”，不过他们所说的“罗马革命”指的不是阶级革命，而是罗马统治阶层重新洗牌的过程。

上个世纪有一部很有名的罗马史著作就叫做这个名字，是牛津大学罗纳德·塞姆的《罗马革命》，最初出版于1939年，那时也是欧洲法西斯主义抬头的时候，这也就不难理解这本书的基调犹如阴霾笼罩。（现在这本书已经有了吕厚量老师的中译本。）

这个所谓的重新洗牌，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罗马政治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集团，这些团体，集团之间相互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对手或被清除或失去力量，最终一个集团胜出，这个集团的头领就成了罗马唯一的统治者，而罗马显贵作为一个群体，它的主导地位，就让位于绝对君主。

在塞姆看来，斗争的各方很难说某一方比其他更正义，寡头政治斗争中的人物没什么好人，或者说都不是什么好人。塞姆的研究促进了大家注意关系网、朋友圈、庇护制度等等对罗马上层资源组合和政治斗争的影响，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一些基本结论。比如，塞姆认为罗马的所谓制度只是烟雾弹和假像，它的实质只是寡头政治。

表面上看，这确实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近年来大家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说罗马的政治是由极少数人把持的，那么用贿赂来拉选票这种现象如此猖獗，这难道不是说明，罗马公民手中的票还是有价值的吗？

那么在罗马的政治生活当中，民众或者说是普通人，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的时候，罗马开始实施秘密投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

在这之前，罗马公民投票都是公开的，别人都知道他选谁，他可能会受到威胁，也可能受人情的限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投票。但是在秘密投票实施以后，他对自己的投票权有了更大的掌控。当然，他的选票也成了被收买的对象。

公元前63年，也就是西塞罗任执政官的那一年，当时37岁资格尚浅的恺撒就是通过大肆贿选，当选为罗马的最高祭司，一跃成为罗马最重要的宗教人物，同一年，恺撒还是通过贿赂，当选为下一年的法政官。

民众不但投票选举行政长官，而且我们在前面的好几讲中都谈到过保民官通过部落大会这样的投票机构来推动立法。除了这些之外，罗马民众的力量其实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投票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他们还可以用拳头、石块、棍棒、火把来表态，还可以在街道上用声音或言语进行羞辱或赞扬。罗马城那时十分地拥挤，街道也很狭窄，狭路相遇的情况再正常不过。公共演说、剧院、游行庆典，也都是民众可以发出呼声，表达情绪的场合。

罗马民众并不是容易操控的人群，而无论是部落大会还是百人队大会这些拥有选举功能的大会，投票结果并不那么容易预测。罗马民众也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在元老阶层的眼中，这个阶层之外的人都是民众。

他们当然不是铁板一块，城市贫民、乡村贫民、退役士兵、意大利人、比较富裕但是政治权力不高的骑士等级，他们的诉求和关心的事情可能非常不一样，但是忽视他们的一些基本诉求，那就会在社会上留下不稳定的因素，而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会聚集力量，反馈到政治生活当中来。

比如，罗马史上的所谓“前三头”，其实就聚集了各种各样的诉求。这个“前三头”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三头，其实是公元前60年开始的恺撒、克拉苏、庞培的三人结盟，这个结盟是私下的，并非官方的，相反它是跟元老院作对的。

其实像剑桥大学罗马史学家玛丽·比尔德建议的那样，把他们称为“三人帮”可能更确切。之所以中文把他们称为“前三头”，是因为后来还有屋大维、马可·安东尼和雷必达的“后三头”，后面这个倒是元老院授权的。

那么这三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去的呢？克拉苏和庞培无论在资历还是地位上，都要高于恺撒。

克拉苏是当时罗马最富有的人，庞培是军事天才，屡建奇功，元老院常常遇到什么棘手问题（比如割据势力、海盗问题、小亚残留的米特拉达梯问题）就都找他去处理。公元前70年，克拉苏和庞培两个人曾经一起担任执政官，但他们是竞争对手关系，并不是朋友。他们之所以现在能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都从元老院那里碰了钉子。

克拉苏和骑士等级的关系不错，那个时候小亚西亚的包税人感觉他们承包的税收额太高了，这个税收额是他们要缴纳的金额，他们的利润是在小亚细亚实际收到的税收的总额减去承包额。

假如承包的税收额太高，而他们实际收到的税达不到承包额，或者超过不多，那么他们就赚不到差价。所以这些包税人托克拉苏向元老院请求修改承包契约，但这个请求遭到元老院的拒绝。

庞培曾经是元老院的宠儿，但是现在他的力量太过强大，也遭到了猜忌。他在东方行省做了一系列的安置，对那些地方做了很多承诺。而且自己手下的老兵退役以后，也需要安置土地。可是元老院不批准。庞培憋屈得很。

而恺撒一向挥金如土、大肆贿选，可能是罗马城最大的债务人，是克拉苏帮他还债，帮他解围。公元前60年的时候，恺撒的身份是罗马的最高祭司、卸任的法政官、卸任的西班牙总督，准备竞选下一年的执政官。

恺撒和元老院的关系一向有些紧张，他被认为是平民派的人，在这一年度，他本来可以庆祝一个凯旋式，但元老院却让他在凯旋式和参选执政官之间进行选择。

这三个人各有所图，于是走到了一起，综合他们的资源，达到各自的目的。这三个人的结盟无疑让元老院中比较保守的势力恐惧并且警觉，开始有关于“三头怪物”的小册子到处流传，西塞罗惊呼他看到了王权重归。

这里获益最大的应该是恺撒。他确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因为执政官任期结束之后，恺撒确保自己去山内高卢、伊利里亚以及山外高卢担任总督（相当于今天的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前南斯拉夫部分），任期5年，期满之后又延期5年。

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这些行省本身，而是为了以这些罗马领地为基地，去攻打还不属于罗马的高卢（也就是现在的法国大部、比利时、莱茵河以西的德国，还有瑞士大部）恺撒的高卢战役，对当地人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丧生的高卢人可能多达上百万。在他们的鲜血上，恺撒积累了名声，掠夺了大量的奴隶和物资。

更重要的是，恺撒拥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对他忠心耿耿的军队，这是一只庞大的力量，11个军团，再加上由非罗马人组成的辅助军。恺撒对元老院的蔑视几乎是不加掩饰的，他从高卢写给罗马的信，是致“罗马人民”的，他自称征服新的土地是为“罗马人民”所做的。

恺撒在高卢的十年，罗马世界发生了很多变故。公元前54年，恺撒的女儿、庞培的妻子尤利娅难产身亡；公元前53年，一直渴望军功的克拉苏远征帕提亚，遭到重创，死在异邦。“三头”不复存在。而庞培又成了元老院的宠儿，甚至在公元前52年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官。

公元前49年，恺撒10年总督任期快要结束，他计划竞选下一年的执政官，这是合法的，大家还记得苏拉规定同样职位之间要间隔10年。元老院通知他必须解散军团，才能回到罗马参选。这其实也不是无理的要求。

但是恺撒做出了他的抉择，他带着军团渡过了卢比孔河。这条河如今已经不太清楚到底在哪里，在当年也不是什么大江大河。但它是一种界限，是恺撒的职权范围和意大利本土之间的一条线，越过这条河，那就是真的越界了。

过了这条河，他其实就失去了领兵的合法权力，接下来的就全是非法行为。他所开始的是不折不扣的内战，没有回头路了。

“色子已经掷出了”。

二世纪的传记作家苏维托尼乌斯说，恺撒渡河的时候，说了这话。这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苏维托尼乌斯还有一个细节，说是有个神灵在河边现身，这或许是给恺撒开脱。那么古时候的罗马作家是怎样来看待恺撒的？后世又是如何来评价恺撒的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也继续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