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722【公元237年】曹叡命刘劭制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 交付文武百官研究讨论

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16曹魏帝国皇帝（二任明帝）曹叡，对浮华不实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下诏给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说：“遴选人才，不可以根据他的知名度，‘名’这个东西，好像画在地上的煎饼，中看不中吃。”卢毓回答说：“根据知名度选拔，固然不一定能够得到奇异人才，但可以得到正常人才。正常人才接受教化，羡慕善行，然后才会受到称赞。对这种人，不应该讨厌。我愚昧的既没有能力发掘奇异人才，而我的责任又是依照正常程序，任命官职；唯一的办法是，在任职后考察他的行为，是否名实相符？古代，部属们提出建议后，君王就分派他工作，考验他的能力。可是，现在考绩制度废除，官员的任命或罢黜，完全根据舆论对他的论断，有美誉的进，有恶声的退。所以，真的假的混杂在一起，虚的实的更难分辨。”曹叡采纳卢毓建议，命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卲，制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考课法）。刘卲遂制定七十二条（《都官考课法》）；又厘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施行细则》（《说略》）一篇。曹叡交付文武百官研究讨论。

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崔林上书说：“《周官》上的考绩办法，十分详尽。然而，自姬钊（周王朝三任王康王）以下，逐渐废弃，这说明考绩办法，全看是不是有人执行和如何执行。两汉王朝后来衰微，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考绩制度不够周密？而今，我们的武装部队，十分杂乱，增多减少，没有一定常规，无法使用同一标准。而且，好像渔网，当它不能张开时，拉它的主绳就行；好像皮衣卷毛，只要拿起领子一抖便可。皋陶（古代传说中最公正的法官）在姚重华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高级官员能尽到他的职责，作为文武百官的榜样，则谁敢不尽忠职守，何必考绩！”

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杜恕说：
“公开考验官员的能力，三年作一总结，是君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历经六个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两汉王朝），考绩法规，并不居于重要地位；通过七位圣人（伊祁放勋、姚重华、姒文命、子天乙、姬昌、姬发、姬旦），考绩细则，也从没有被当做经典，传到后世。我认为原因是，他们的方案虽然原则上可以作为依据，但无法作详细规定，使它无懈可击。俗语说：‘世界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治是万能的，则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可以不需要姬弃（稷）、子契，作为辅佐；商王朝、周王朝也不必在乎伊尹、姜子牙（吕）作为助手。

“现在，主张对官员应加以考绩的人，引用周王朝、两汉王朝的做法，不过是用当初京房《考绩条例》（考功课吏法）作为蓝图（参考前三七年），可以说已阐明‘考绩’的要义。但是，如果盼望谦让风气受到鼓励，政治和睦受到推广，我认为‘考绩’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州郡政府举行任官考试时，应分为四类（一、儒学——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二、文吏——深通公文程式的官吏；三、孝悌——孝顺父母跟和睦家人；四、从政——有能力从政。参考一四三年）。

考试及格之后，再向上级保举推荐，由中央征召聘请，出任跟人民直接接触的地方政府首长（指县长）；以后再根据他的功劳，擢升郡长，或者仍保持他的原职，而只增加薪俸，或加封爵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考绩。我认为，经过考试而被任用的官员，应该使他们显贵，采纳他们的建议，命他们拟定一项《州郡政府官员考绩条例》，切实执行。依照规定，应赏的一定赏，应罚的一定罚。至于中央政府的三公、部长级高级官员以及在宫廷供职的大臣，也应该就他们的职务工作，检讨考核。

“古时候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谈论天下大事。在宫廷供职的大臣，是君臣之间沟通的桥梁，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或错误，君王再小的善行都要记载，再小的过失都要纠举。天下是如此之大，人口是如此之多，一盏灯火，不可能使每个角落都得到光明。所以，君王是人的头颅，臣子则是四肢，显示同属一个整体，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完全。古人指称：‘充当栋梁的木材，绝不是一根树枝；帝王的伟大事业，绝不能靠一个人的谋略。’从此可以了解，岂有身为大臣，整天在那里办理考绩，就可以使天下太平之理。有些人既有办法保持他的官位，又没有被免职放逐的顾虑；而又有些人虽忠心报国，却遭受猜忌。社会上没有公道，邪恶的攻讦却成一时的风气。在这种情形下，即令孔丘来主持考绩，恐怕也不能有什么效果，何况一个普通的泛泛之辈！”

最高监察府秘书（司空掾）北地郡（陕西省耀县）人傅嘏说：“设立官吏，分担职务，管理人民，是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依照官位职责，去考察实践；依照法令规章，去检查督促，不过是一种细枝末节。基础还没有建立，而只管细枝末节；不知道尊崇建国大业，却把对官员的考绩，当做优先工作，恐怕无法分别贤愚，显示不出是非。”

议论纷纷，一直无法作出最后决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竟不能实行。
​

资治通鉴原文 

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卲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司隶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在考课哉！”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

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新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欲，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