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723【公元237年】惊！司马光认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擢升或免职 不可言传也不可记载

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司马光曰：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是任用人才。至于谁是人才？怎么发现人才？连圣贤都感到困难。于是，只好用听到的“毁谤”和“赞誉”，作为标准。喜爱和憎恶遂主宰这个判断，善良和邪恶就混杂在一起。用考绩条例检查行政效果，一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其实，重要的是：只要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就够了。在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则部属有没有能力，就很清楚地摆在眼前，根本无所遁形。假如不公不明，再好的考绩办法，恰恰被利用做成全私欲、打击异己的工具。

为什么如此？因为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出自内心；而考绩成效，根据的是外在行为。自己内心都不能正直，而竟去考核别人的行为，岂不太难！在上位的人，只要坚持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为喜怒好恶而改变立场，就很容易发现人才，并任用人才。想知道谁是饱学之士，只要他记忆的和阅读的十分渊博，谈论经典时十分精通，他就是饱学之士。想知道谁是公正法官，只要他有能力分辨真实、虚伪，使人不受冤枉，他就是公正法官。想知道谁是理财专家，只要他能使仓库充实，人民富足，他就是理财专家。想知道谁是优秀将领，只要他战必胜，攻必取，敌人害怕屈服，他就是优秀将领。至于其他文武百官，也都用这种方法考察。表面上看起来，是询问征求别人的意见，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做主决定；虽然也是根据他们的外在行为，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内心观察。探讨实情，斟酌形势，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以言传，也不可以记载，怎么能够预先制定法律，而交给主管单位去办理？

有的人因为是皇亲国戚，或权贵之家，虽然没有才能，照样身居高官。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贫贱，虽然有很高才能，照样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当权人士所喜爱、所欣赏的，虽然是个坏官，也不能免职；但所恼怒、所讨厌的，虽然对国家建有功勋，也不录用。询问别人，或征求别人的意见，称赞他的和诋毁他的，各占一半，因而犹豫不能决定。考察他外在的行为，文件俱在，但没有实质，无法清楚。即令制定再完善的考绩条例，项目再细，档案再多，又怎么能够了解真相！

有人说，君王治理的范围，大者是天下，小者是一国。文武官员成千上万，一一考察，或擢升，或免职，怎么能够不交给有关单位去办而自己动手？我的回答是：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在上位，不仅仅指君王，郡长主持一郡，州长主持一州，九位部长（九卿）主持他们的一部，三公统筹全国，都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他们的部属。君王也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三公、部长、州长、郡长，怎么会把事情堆到一个人身上，独任烦劳？

有人说，公务人员考绩办法，是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制定，京房、刘卲不过稍加增订而已，怎么可以废止？我的回答是：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的官员，在位的时间都很久；受到上级的信任也很坚定，而且制定的法律也很宽大，完成工作的限期也定得很远。所以，姒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完成，然后才处罚他的罪行；姒文命（禹）治理洪水，等到九州全部平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安居，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卲所主张的那样，一粒盐、一粒米的斤斤计较，早上交付任务，晚上就要求成果。有些事情，名称相同，实际却不相同，不可不加分辨。所以，并不是说对公务人员的考绩可以在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实行，却不可以在两汉王朝及曹魏帝国实行；而是由于京房、刘卲没有认清它的根本何在，只知道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胡三省曰：
司马光的评论，非常恰当。可是，必须英明的君王才能实行。自西汉王朝以下，能够根据方案，追究实施成效的，没有一个君王比得上刘病已（刘询，西汉王朝十任帝宣帝）。刘病已能够做得那么好，并不是由于师傅传授，或高级辅佐大臣开导。司马光所谓“不可以言传，不可以记载”，真是万世名言。

法治人治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纠缠两千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法治胜于人治，才成定局。司马光为人治所提出的辩护，徒供后人凭吊，已没有再批判的价值，我们自不浪费笔墨。不过，有一点却十分奇怪，这么一篇严重不合逻辑，矛盾百出的议论和对政治肤浅的认识，何以被人治派奉为经典？这是不是可借以说明儒家知识分子缺乏推理能力？假如不可以这么说的话，至少可以说，传统知识分子缺乏逻辑训练。

最可惊的是司马光认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擢升或免职，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言传，也不可记载——不可制定条文法律。这就跟京戏“审头刺汤”中的汤勤一样：“我说人头是真，它就是真；我说人头是假，它就是假。”为暴君和贪官污吏提出施暴的理论根据。而胡三省却认为它竟是万世名言，似乎又显示了一种现象：儒家知识分子，永远以当权者自居，所以只要对当权派有利的建议，都如醉如痴的赞成，永远没有想到自己是个被统治的小民，应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人格尊严。

当然有很多对君王严厉指责的奏章，也有很多为小民呼吁的奏章，但他们的目的仍是保护君王的利益，警告他如果再继续暴虐，可能丧失政权，而不是警告他不得侵犯人民的利益。

17最初，曹魏帝国政务署右执行长（右仆射）卫臻，主持全国官员的考试和任用，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蒋济写信给卫臻，说：“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擢升逃犯当上将（指韩信），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延聘渔夫当太师（指姜子牙），平民甚至奴仆，都封王爵公爵，为什么坚持非经过文字考试不可？”卫臻说：“不然。你如果把牧野（河南省卫辉市）大战时代（周王朝一任王姬发，在牧野摧毁商王朝未任帝子受辛最后抵抗）当做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姬钊（周王朝三任王）承平时代，把刘邦斩蛇起兵时代当做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刘启（西汉王朝六任帝）承平时代，喜爱出乎常规的举动，鼓励奇特的才能，天下恐怕就要大乱。”

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谈论选拔官员的原则，认为必须先考虑品德，再考虑才干。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人李丰，曾经询问卢毓。卢毓说：“才干必须用到善行上，所以大才干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成就小的善行。如果仅有才干而不能成就善行，他的才干，就不适合做官。”李丰佩服。

资治通鉴原文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以为曲私欺罔之资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

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

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烦劳之有哉！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可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卲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卲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祖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卢毓论人及选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服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