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国民性批判：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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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史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认识时代潮流，探寻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原因，从林则徐、魏源一步一步的深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从某种程度上它触及到了西方社会之所以比我们先进的那个内核。如果往后看，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社会当前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和痕迹，某种程度上都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因子。因此我们应该抽出时间来专门去思考、研究、总结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带给中国思想史和当今生活的若干影响。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够发生？第一条就是近代的中国弥漫着一种急迫的心情，这就是一定要让中国摆脱外强凌辱、内忧外患的局面。这种救国的急迫，就使得无数的志士仁人和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出路。第二个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就使得中国人一步一步地认识到，我们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根子上解决。那么这个根子是什么？从林则徐、魏源那个时候，看到技术上我们是应该向西方学习的，从郑观应开始，一直到戊戌变法，我们认识到我们制度上也是需要向别人去学习和借鉴的。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中国人对问题的认识层次就更深一层，他认识到，把制度和社会结构托起来的是人的思想文化，在当时有一个词叫国民性。所以新文化运动就注意从思想文化的改造入手，来重新建构中华民族再一次腾飞的思想的基础。

第三条就是新的一些社会阶层，有一些新的诉求，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纵深发展。新的阶层，包括一些有新的眼界、新的事业，甚至很多留学的这些知识分子，比如陈独秀、胡适等，这是新的阶层。另外在近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他们为了诉求自己的利益，也势必要打倒旧的社会结构，打倒束缚自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各种绳索。

第四条就是当时的民国政府，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独裁的地位，就把孔子给抬出来，什么祭孔，使孔子树立国教等等。以当时旧的意识形态，以孔子作为符号，不是真实的孔子，是他们经过扭曲改造以后的所谓的孔子，来进行控制社会。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具备了爆发的条件。

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有几个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还有吴虞，我以这四个人作为代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新文化运动如果从开创者来讲，是以陈独秀先生作为一个开创者，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办了一个杂志叫《青年杂志》，因为当时这个杂志和另外一个杂志重名，后来陈独秀就把这个杂志，就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这个创刊号上，他就发表了一个文章，就号召我们中国的青年向沉浮的封建思想的意识形态展开斗争。他的原话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个科学是什么？主要是反对愚昧，反对蒙昧。人权是着重于个体而言的，在中国传统几千年里面，对个体主体性的那种唤醒，从某种程度上做得不是很够。一句话，中国近代社会之所以落后，之所以蒙昧，除了科学之外就是个体的被压抑。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之所以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把个体的创造力给释放。这个个体释放它是一个双刃剑，它不仅释放了人性之中的创造力，同时也把人性之中的恶，和人性的弱点加以释放，也带来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种种的弊端和困境，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当时陈独秀他不可能有这么理性的分析。

陈独秀当时还有一篇文章叫《敬告青年》，他就提出了判断新旧思想的六大标尺，目的就是号召中国的青年人要和旧的时代的罗网决裂，去拥抱新的时代，所以他的杂志叫《新青年》。新青年讲了必须得有六个标准，第一个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不是被种种枷锁束缚的跪下来的奴役的状态，而是一个主体的大写的人，自己做主，自己负责的人，这叫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第二个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不是什么事都用旧的那些东西束缚自己，而是向前看。中国社会需要做什么样的革新，需要打破什么？青年人应该做表率。

第三个是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中国青年要担负起旧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而不是消极避世。

第四个是世界的非锁国的，所以他主张中国的青年一定有世界的格局，而不是困于一隅，锁于某些特定的条条框框。

第五个实利的而非虚文的，这个是针对当时的整个文风而言。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学一些所谓的四书五经也好，所谓的那种传统的教育，那些教育讲一些所谓的仁义道德方面有它的优势，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捉襟见肘了，这就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含义。

第六个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很多东西不是臆测，一定有实证。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屡次挨打的血的教训中体会到，科学、技术是一个实实在在能够带来中国命运改变的真东西，所以他要提出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新青年》的杂志里边，就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口号，那就是人权、科学，后来发展成为民主和科学。在1916年，陈独秀还写一篇文章叫《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指出中国要想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国民政治。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那就必须依靠全国人数的多数人，都要有觉悟，而不能寄希望个别的人，不能寄希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一句话要进行启蒙，要以新的文化，给每一个国民以启蒙。陈独秀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起人，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第二个人，叫吴虞。吴虞当时他在四川的成都，新文化运动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是由吴虞提出来的。1921年的5月23日，吴虞把自己整理的文集《爱智庐文录》，交给胡适，请胡适写序，胡适欣然的答应。而且在序言中给了吴虞一个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他这样说，他说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就是吴虞。胡适之在这个序言里边，就把吴虞称之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给他这么一个标签。

那么吴虞这个人，对孔子是什么样的态度呢？1916年的时候，吴虞提笔给陈独秀写一封长信，随信还寄去了几篇文章。包括《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这是一篇，还有一篇《礼论》等，就是反对儒家，反对孔子的文章，然后以求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讲“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者，势也。梁任公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区区之意，亦犹是尔，岂好辩哉？”吴虞他说，孔子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伟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几千年过去了，把他的东西当教条，僵化的去固守孔子的学说，结果使得后世的子孙没办法去创新，没办法去发展，从而使得孔子成了一个符号，阻滞了文化的发展，而成为这个专制的护身符，这个时候吴虞说了，那我就不得不去攻击孔子。这种攻击孔子也是当时的形势所迫，而且他运用梁启超的话，梁启超一句话叫“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这个话是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的话，通过这个话我们看得出来，梁启超本人对孔子是敬重的。但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遇到的问题是，很多人把孔子抬出来当作专制独裁的护身符。某种程度上，孔子是被专制独裁的那些势力利用，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障碍了。当时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就不得不去批判孔子。

在1917年的时候，陈独秀在《新青年》通讯的这个专栏中，他刊登了吴虞的来信，并写了一篇回信叫《答吴又陵》，然后陈独秀就做出了自己的一个回答。陈独秀说，“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他这个话放在当时特定的场合里面是说，孔子如果定为一尊，阻碍了其他文化的发展，这个我反对。而且他延伸了任何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在当时中国社会可谓是生机凋零、内忧外患、列强凌辱，在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他们拿着孔子的思想去打压其他人的那种正当性、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吴虞等知识分子他反对孔子，其实不是反对孔子本身，是反对被统治者利用的这个拐杖。

我讲了陈独秀还有吴虞之后，我再说一个人，就是胡适之。胡适之当时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是一个欧洲的戏剧专家，他曾经有一个戏剧叫《娜拉出走》，娜拉这个剧当时在北京的影响很深远。《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胡适之其实就指出，西方社会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个性主义，就是去鼓吹和张扬人的个性。当时中国社会沉闷的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以专制的独裁去打压个人。在这篇文章里边胡适之就提出，他说“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的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中国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主张个性的自由，主张一个人的自由独立的精神。

下面我再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干将。李大钊同志他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回来。李大钊在1916年9月份在《新青年》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青春》。李大钊当时就对中国积贫积弱的这个状况深感忧虑，当时他就在这篇文章里号召，他说中国的青年一定要告别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创造青春的中国。他说中国的青年要“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李大钊在《新青年》里写的这篇《青春》的文章，其实也是表达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一个很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告诉青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个性张扬起来，一定要把自己的责任给担当起来。一个主体性得到了尊重，得到了张扬之后的中国青年，要告别那个沉闷的、人人都不去负责的，那个白手民族和白手国家。然后通过人人努力、人人负责，人人的都张扬个性的这些青年人，一起来创造青春家庭、青春国家、青春民族、青春人类和青春地球。

新文化运动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中国的那些先进的一批人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的一个根儿，是思想文化层面。那么要想撼动中国旧的局面，真正推陈出新，开拓新的局面，一定要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下手。无论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无论是李大钊写的《青春》，无论是吴虞，无论是胡适之等等这一批人，尽管他的观点在细微上都有差别，但是总的来讲，他们所努力的方向，都是要打破控制人思想层面的各种障碍和束缚，为个性能够张扬、自由、独立而去鼓呼，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整个中国的思想开始松动，经过新文化运动启蒙之后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有了这样一个铺垫以后，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后面为什么会爆发五四运动，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签了那么多，为什么以前没有类似于五四运动？可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在先进的中国人的中间开始发生变化，很多人就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都不是做壁上观、袖手旁观，而是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担负起国家的责任。大家想想，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1919年的1月到4月，一战中间所谓的那个胜利的协约国，为了缔结合约，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会议。战胜的协约国怎么样处理同盟国，说得直白怎么样去分赃，这就是凡尔赛的会议。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参战的国家，中国是站在协约国一边，而且我们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个战争。那么在凡尔赛开会的时候，从道理上讲，中国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包括德国在内的对中国的那个特权都可以被取消了。中国也天真地希望在巴黎和会上，能够把列强困在中国人头上的一些特权能够去掉一部分。结果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无视中国的存在，不仅没有把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给取消，而且当时中国的山东原来是被德国控制，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他是没有资格占领山东。这个时候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这些列强，他们竟然强行规定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嫁给日本。朋友们这是一个赤裸着对中国尊严的践踏，对中华民族情感的侮辱。可是弱国无外交，当时的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叫陆徵祥，偷偷的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打电报说赶紧签吧，如果不签的话，恐怕我们遭受的损失更大。这个电报在当时被传开了，传开以后，北京大学等学生知道这个消息了，义愤填膺。为什么义愤填膺？因为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人开始意识到，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山穷水尽、风雨飘摇，任人凌辱，我有责任。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这种洗礼，爆发五四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传入中国，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为中国人能够打开自己思想的闸门，接受各种思想创造的条件。所以北京大学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真的是义愤填膺，不能容忍。于是在5月4号的时候，他们一起上街，而且火烧了曹汝霖的宅子，痛打了章宗祥。这些人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国民政府里面亲日的官员，当时一起喊出一个口号叫还我青岛，誓死力争，内惩国贼等等，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五四运动一个崭新的气象是工人阶级的罢工，商人的罢市，和社会各界的一起响应就成了五四运动所具有了以往的社会运动所没有的新特点。1919年6月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代表团面对国内外社会各阶层的强大的压力，终于发表声明说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绝不在合约上签字。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是学生上街，这称之为先锋，或者叫风气之先。后来真正带给北洋政府，当时的统治者巨大压力的是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社会各阶层的加入。为什么呢？因为学生的罢课，所带来的影响比较小。可是如果工人一旦罢工的话，商人一旦罢市的话，整个社会基本的运转就停止了。尤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里边，工人一旦罢工，整个社会一下陷于瘫痪。所以五四运动，尤其是工人、商人等社会各阶层加入，这一点既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新特点，后来也给了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如何摆脱困境，走出自强的一条新路，以新的启发。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后来能够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够看到农民的力量，这和五四运动爆发期间，社会各阶层的加入，以及这些新阶层的加入，给社会、给政府带来的压力，这些鲜活的社会实践经验，成为中华民族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新资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