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杰？——唐太宗统治下的党派分野(下)

在隋末内战中，大量出身山东的所谓“山东豪杰”支持了李唐的建立，他们的一些人又跟随李世民参加了玄武门之变以后后来的屡次对外作战。进而跻身统治核心，成为统治集团重要的组成部分。隋末唐初的史籍中，屡有“山东豪杰”之语。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认为，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为胡汉杂揉的集团,是北魏六镇营户的后裔，六镇营户擅长骑射、组织坚固、融军事与政治经济为一的传统，因此他们的后裔就自然会具有善战斗、务农业、有组织的特点。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大略有三个系统：以窦建德、刘黑闼为首领的河北豪杰，以翟让（高车族裔）、李密、徐世勣为首领的河南豪杰，以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徐圆朗、辅公祏、杜伏威等为代表的山东(今山东)豪杰。其中河南豪杰翟让、徐世勣一系统在唐初政治上最具重要地位，此系统以洛阳为其信仰中心。

我们回头看看李世民统治时期的山头，第一是地区性的山头，山东豪杰如李勣，关陇贵族如长孙无忌，江左士人如褚遂良。但是更多的是跟皇帝、太子、亲王们私人关系凝结起来的政治联盟。很多大臣跟随秦王出生入死，结下了革命友情。有的因为是特定皇子的老师或者僚佐，在皇权争夺中支持自己的主公，比如同为山东出身，魏征支持太子李承乾，大将李勣支持晋王李治，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有家臣的关系。

贞观年间如果党派斗争和山头的竞争的话，并不是发生在关陇、山东或者江左之间，而是围绕着建储、废储展开的继承人之争，大臣们各自有各自的站队，但是看不出是因为出身关陇，或者山东、江左而产生区别。

太宗朝的魏王僚佐，“魏王泰多艺能，有宠于上，见太子有足疾，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上命黄门侍郎韦挺摄泰府事，后命工部尚书杜楚客代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士。楚客或怀金以赂权贵，因说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托，潜为朋党。”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下令将“泰府僚属”为李泰亲近者，皆迁岭表；只是因为杜楚客为杜如晦之兄免死，废为庶人。杜如晦家族内部都是分裂的。杜如晦兄长杜楚客支持魏王李泰，杜如晦的儿子杜荷支持太子李承乾。两个人都牵涉得很深。杜楚客是魏王府的首席幕僚，杜荷是太子李承乾李承乾的心腹。李承乾的政变，智囊就是杜荷。

魏王李泰在夺嫡过程中咄咄逼人，也得到了太宗和部分大臣的支持。“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十二年，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并且在贞观十四年亲自去魏王住宅探访。魏王李泰住长安城的延康坊西南隅，本隋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诛后没官。武德初，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赐濮恭王泰。李泰死后，由政府出钱买回，建为西明寺。《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记载：“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初命有司读时令。甲寅，幸魏王泰宅。赦雍州及长安狱大辟罪已下。”《新唐书》卷八○《濮王泰传》：“后帝幸泰延康坊第，曲赦长安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赐帛。”可见当时李泰受宠的情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七年四月条云：“是日，泰从百余骑至永安门；敕门司尽辟其骑，引泰入肃章门，幽于北苑。丙戌，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御承天门楼，赦天下，酺三日。”当太宗下定决心立晋王治为皇太子的时候，李泰率领百余骑至永安门，从空间上分析，李泰率领的扈从无疑是从延康里带出来的。

但是李承乾的支持者也对他多方阻击，希望打碎他夺取储君之位的野心。贞观十六年（642），“上（太宗）又令泰（魏王李泰）徙居武德殿，魏征上书，以为：‘……〔魏王李泰〕今移居此殿，乃在东宫之西，海陵（李元吉）昔尝居之，时人不以为可……’”，太宗因此作罢。魏征，我们知道，就是太子李承乾的头号支持者。魏王李泰的用度甚至超过太子李承乾。《周礼·天官冢宰》中多处规定太子的花费不受预算管理制度的约束，但实际上东宫费用有定制。贞观十六年褚遂良在《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中云：“伏见东宫料物，岁得四万段，付市货卖，凡值一万一千贯文。魏王支别封及廪物，一年凡值一万六千贯文，是储君料物，翻少藩王。”唐太宗为了搞平衡，发了一个《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提到“储贰不会，自古常式”，允许太子李承乾用库物不限制，但是这只是一时之制。

晋王李治有没有人支持？难道在史料中他真的是纯洁的跟小白兔一样吗？不是。他有人支持，他的王府僚佐，包括了当时的唐朝重要的军事将领李勣，还有马周、李义府——大家对这个人可能比较熟悉，在高宗上台后受到重用，以奸臣的面目出现。最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倒向了李治。李治获得的大臣支持，并不比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少。而且在魏王李泰崛起过程中，除了魏征，提出批评最多的就是褚遂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