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初虽效之，终能反之：唐朝灭东突厥之战（上）

前面我们谈了内政，下面讲唐朝对外的拓展，本节集中于唐朝破灭东突厥之战。唐朝建立之初，一直处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唐太宗攻灭东突厥，也为贞观之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

从北朝开始，中国北方也分裂。在中土分裂之际，北方草原的突厥兴起，成为前所未有的庞大政权。北朝后期，北周和北齐互相攻击，但是都引突厥为援，突厥也在两边平衡，取得最大战略利益。当时的佗钵可汗曾经夸口说：“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所谓在南两儿，指的就是北周和北齐。

隋朝瓦解之后，中国又陷入战乱之中，突厥获得了良好的战略空间和机遇。中原人为躲避战乱，又多投往突厥。突厥势力大增，势力凌驾中原之上。大量的割据政权包括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乃至李渊集团，都向其称臣。其势力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前所未有。在宇文化及被窦建德击败后，窦建德也应突厥要求，将救获的隋炀帝萧皇后以及隋朝的合法继承人、隋炀帝的嫡孙杨政道迎接到突厥，并且安置在定襄，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潜在的分裂政权，可以给李唐皇室施压政治压力。从这个层面上说，唐朝击败突厥，才最终使中国成为东亚世界不可挑战的强权，也是唐太宗最大的战略胜利，影响不可谓不大。

隋朝瓦解后，对于求助于己的群雄，东突厥都授予称号，大搞平衡战术。比如刘武周，突厥封其为定杨可汗（意为平定隋杨），“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建元为天兴”（《旧唐书》五五《刘武周传》）；梁师都，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封其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突厥语“大度”为“事”，“毗伽”为“解”），僭皇帝位，建元永隆（《新唐书》卷八七《梁师都传》）；突厥又封李子和为平杨天子，李子和对突厥称臣，派弟弟去做人质。一直到唐朝建立后的武德三年，唐朝的并州总管李仲文还暗地里联络突厥，计划引突厥兵南下直入长安。李仲文娶陶氏之女，以应桃（陶）李之谶，突厥许诺立他为南面可汗。（《资治通鉴》卷一八八）

高祖称臣于突厥，足见当时突厥之强盛。即便唐朝建立之后，突厥也屡屡入侵。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秦王李世民之前与突利可汗有香火之盟，结为兄弟，利用这层关系离间颉利、突利，才使突厥军后撤。（《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门》）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刚刚经过政局动荡，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十余万精锐骑兵进逼长安。突厥大军取道泾州，泾州守将罗艺是刚刚被杀的太子李建成的亲信，他只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就放突厥大军过去，突厥大军因而得以迅速抵达长安城外的渭河边。此时长安城内部空虚，诸州军马来不及赶到，长安市民能作战的不过几万人，可以说危在旦夕。

按照官方史料的说法，是太宗亲自领兵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迫使颉利不敢轻进，最后两人在渭桥上杀白马盟誓，突厥最终撤军。不过，真实的情形恐怕没有如此浪漫，似乎太宗是把国库里的财宝送给颉利才最终躲过了这场仓促而至的战争。李靖当时建议太宗清空国库来满足突厥的要求，贿赂颉利避免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太宗一直视这一事件为“渭水之耻”。（《新唐书》卷九三）

太宗即位后，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人思自励，数年之间，“士卒皆为精锐”。（《旧唐书》卷二《太宗纪》）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太宗延续了隋代分化离间突厥部族的政策，在各个酋长之间搞势力平衡。而颉利可汗又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引发了内部的纷争。颉利可汗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作行政官员，随之便产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迁的趋势。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这看作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威胁，群起反对。

628 年，突利未能镇压反叛的种族，颉利就把他囚禁并处以鞭笞。两个首领的分裂更进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量。加上塞北霜降，天公不作美，导致突厥粮食短缺，经济实力严重削弱。游牧经济跟农耕经济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畜牧业的起伏相当大，是一个几何指数的增长。在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的使节，牛马的繁衍非常迅速，数量呈几何指数增长，但是一旦碰到严寒干旱，牛马的数量又会迅速减少。这很可能是北亚草原霸权兴起很快，衰亡也很迅速的原因之一。这个时候，突厥似乎正遇见了相当不利的气候变迁，也为唐军一举攻灭东、西突厥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