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热点解读】普通人你凭什么挑战“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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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文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人因为维权而被控敲诈勒索。曾有一起黄静案，黄静是一位女大学生，购买了质量不合格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在送修过程中，又发现对方使用了测试版的处理器，于是以向媒体曝光为筹码，向华硕索赔500万美元。

后黄静及其代理人却因此被控敲诈勒索，拘押长达十月之久。2007年11月，机关才做出“不起诉决定”。2008年6月16日，检察院发给黄静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中称：

黄静采用向媒体曝光的方法，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事件公之于众，并与华硕公司谈判索取赔偿，该方式虽然带有要挟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质的区别，黄静（读成了华硕）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索要500万美元，只是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犯罪。

上述两个案件的共通之处都在于：当事人向大企业维权，而企业却认为索要赔偿数额过高，因此构成敲诈勒索罪。

而在我国刑法中，敲诈勒索罪采取了简单罪状的表达方式，刑法没有详细阐述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敲诈勒索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被滥用。

刑法理论普遍认为，成立敲诈勒索罪必须同时具备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要素。在客观上，行为人必须要采取恐吓行为让他人陷入恐惧交付财物；在主观上行为人必须要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是主张并不属于自己的权利。

如果行为人有正当的权利基础，那就不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涉及敲诈勒索罪中一个重要的出罪事由：权利行使。只要行为人有主张权利的正当基础，那么他的行权行为，无论如何也不构成敲诈勒索。

当然，如果行权手段不合理，比如以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方式去行使权利，手段行为是可以单独构成其他犯罪的，但无论如何他的目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正当的权利基础？

有些司法人员认为，只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才是权利。因此，索赔必须严格根据法律规定来确定数额，只要超出法律规定的一分一毫，那就可能涉嫌犯罪。

比如在黄静案中，有人就认为，笔记本电脑存在质量问题，那就应该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来赔偿损失。如果超出了这些数额，就系法外行权，强行索赔就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这显然是对权利重大误解，权利不仅包括法定权利，还包括道德生活所许可的各种自然权利。

法律没有规定我开会时有发呆、不鼓掌的权利，但是我可以发呆，也可以不鼓掌；法律也没有规定我有吃夜宵的权利，但我一天想吃几顿就可以吃几顿；法律更没有规定恋人之间有互相亲昵的权利，但是恋爱中，只要双方同意，法律对恋人之间的亲密举动就不能干涉。

如果人们只能拥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这个社会该有多么压抑与可怕。

法治的基本理念告诉我们：对私权而言，凡是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只是对于公权力而言，才是没有允许的，都是不可为的。而不能颠倒过来。

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排除犯罪性的事由。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可以看成是刑法所规定的权利规范，允许公民在紧急状态下行使权利。但是除了这两种法定的权利以外，在刑法中，还有大量的道德权利赋予了民众自由行事而不受刑罚干涉的权利。

比如医生给患者做手术，表面上这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这是一种正当业务行为，为道德生活所许可；再如张三在其他地方发现自己被偷的摩托车，没有报警张三就把他给骑了回来，表面上张三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这属于自救行为，是道德上所许可的权利。

无论在李洪元案，还是在黄静案，这本来都是正常的权利的行使，只是一种私人自治的行为，法律没有必要太多干涉。总之，只要一种权利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即便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也不应该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我们会发现如果是侵犯人身权的案件，那么因为人身权的侵犯是可以索要精神赔偿的，而这个精神赔偿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无论主张多少赔偿，都并未超越法律边界。

张三摸了我一把，我说凭什么摸我，赔我一百万。不赔我，我就到公安机关去告你，我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呢。我有，因为你摸了我。你不仅仅强制猥亵了，而且你还侵犯了我的人身权，所以我有精神赔偿的权利，而这个精神赔偿的权利的上额是没有法律限度的，所以，无论要求赔多少都没有超过法律的边界。

但是对于侵犯财产权的案件，虽然不允许精神赔偿，但是主张的权利的本身并不违法。即便消费者漫天要价，那也只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开具任何条件都是可以的，商家有权接受也有权拒绝。不能认为开得条件过高就是敲诈，开得条件可以接受就是维权，那敲诈勒索罪的罪与非罪不都由商家说了算，那还有谁敢去维权？

所以有一个法学家叫做耶林，在他的演讲《为权利而斗争》中，他激情澎湃地告诉我们：“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所以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而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与人的尊严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权利不仅是一种恩赐，它与人格尊严有紧密而内在的关联。所以耶林告诉我们，人们为什么去主张权利，因为这和我们的人格息息相关，和我们的尊严息息相关，我们之所以去主张权利，正是为了去捍卫我们作为人的尊严。

当前国家在建设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法律本应该鼓励更多的民众去行使权利，而不是设置重重障碍。还是刚才耶林说的，他说不为权利而斗争的处世观是“懒怠的道德观，它是一种病态的、麻木的法感情的产物。”

但是我们希望不要仅仅只有强大的企业才可以行使权利，作为弱者的员工和消费者也可以积极的行使权利，而不用惧怕凭空而降的牢狱之灾。

所以为什么正常的维权之举总是那么艰难？平等协商的救济机制屡遭公权力的强行介入？为什么维权之路总是如此举步维艰？这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