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3：郑传寅丨从个人到家国，《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好，我是武汉大学的郑传寅。上一讲我简要地介绍了《桃花扇》的剧情，分析了关于这部剧作主旨的三种不同意见。这一讲，我想和你聊一聊《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与特色。

王季思、苏寰中先生在其合注的《桃花扇·前言》中说，《桃花扇》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这一地位的取得与其卓越的艺术成就是密切相关的。《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孔尚任坚持在“实人实事”的基础上书写家国情怀，为历史剧创作如何处理“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关系创造了新经验。

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指历史剧写的虽然是古人古事，但表达的却是剧作家自己的生存体验和现实感受。

然而，正确处理客观史实之描绘与主观情怀之抒发的关系，是历史剧创作的难点。《桃花扇》在突破这个难点上是有贡献的。

自元代以来，历史剧以“多虚少实”或“虚实参半”的剧目居多，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虽然也有，但并不太多。《桃花扇》则不一样，它是一部充分尊重史实，少有虚构，剧作家的主观情怀又得到了充分书写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

孔尚任虽然早就有撰写一部反映明朝亡国的剧作的想法，但担心仅仅根据父辈所讲述的晚明历史人物和事件撰写，会违背历史真实，因此，一直到他亲自考察了南明故地，访问了一大批当事人，也就是南明灭亡的亲历者之后，才真正动笔。不仅如此，孔尚任还广泛搜集相关文献，做了深入扎实的考据功夫，他在《桃花扇考据》中列举了此剧所依据的十几种文献。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大意是说，剧本中涉及朝政的内容、主要人物的经历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等等，都经过作者认真的考证，并非依据第二手材料。虽然在男情女爱的描写上，有一些艺术加工，但也不是子虚乌有的凭空捏造。

在《试一出 先声》中，孔尚任又借老赞礼之口，称赞《桃花扇》写的是“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这一说法不完全符合剧作的实际，因为《桃花扇》还是有一些虚构的，但应该说，它大体上符合实际。

《桃花扇》中的登场人物李香君、侯方域、陈贞慧、吴次尾、李贞丽、杨龙友、苏崑生、柳敬亭、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左良玉、史可法、黄得功、田雄、刘良佐、刘泽清、张瑶星等20余人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虽然孔尚任对侯方域、杨龙友、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等人的人生经历有改写，但绝大多数人物的基本面貌以及所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桃花扇》对南明小朝廷从兴起到灭亡之过程的描写，对南明小朝廷灭亡原因的分析揭示，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也就是说，《桃花扇》的主旨在于书写兴亡之感，但带有浓重悲剧色彩的主观情感是建立在实人实事的基础之上的，剧作家的家国情怀是通过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人物和事件来书写的，因此，这种情怀显得真挚而深沉，具有较大的冲击力。《桃花扇》在多虚少实和虚实参半两种历史剧形态的基础之上，又创造了“实人实事，有凭有据”的新形态，推进了戏曲历史剧的创作。《桃花扇》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创作的经验，对当下的历史剧创作仍然是有价值的。

第二，《桃花扇》将宫廷与市井结合起来描写，拓展并深化了剧作的社会生活容量。

元杂剧《汉宫秋》《梧桐雨》开创了借离合之情写军国大事的传统，明传奇《浣纱记》，清传奇《长生殿》均继承这一传统。《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显然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但《桃花扇》的离合之情与此前的历史剧有明显区别，它发生在江淮名妓与复社文人之间，而且受到朝廷派系争斗的直接影响，与晚明的朝代更替密切相关，这不但使凄美的儿女之情与深沉的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强化了剧作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剧作的社会生活蕴涵既具有丰富性，也具有深刻性。

《桃花扇》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宫廷争斗的丑恶，英雄失路的悲怆（chuàng），以及时代风云对人物命运的巨大影响，还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动乱给老百姓所带来的痛苦，同时，《桃花扇》还描画了红楼卖笑，文人狎妓，清客串戏，艺人说唱，僧道修炼，渔樵闲话等市井生活图景，王季思、苏寰中先生合注的《桃花扇·前言》中说，《桃花扇》“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都超过了在先出现的历史戏”，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桃花扇》成功塑造了歌妓李香君的形象。

成功塑造歌妓李香君的形象是《桃花扇》重要的艺术成就。贱为妓女的李香君不仅对爱情无比坚贞，权奸阮大铖逼其改嫁，李香君不惜以命相拼，血染妆楼。更为可贵的是，她视操守、气节为生命，志不屈物，敢于与势焰熏天的权奸作殊死斗争，其过人的胆识和浩然正气令人感佩。

为了突出她的不凡见识和崇高气节，剧作还将她与饱读诗书的复社文人侯方域进行对比性刻画：当阉党余孽阮大铖以金钱拉拢之时，侯方域是有失操守的。他不但欣然接受阮大铖的“好意”，而且还答应替其解围。李香君得知妆奁之资出自阮大铖，立即将首饰拔下，将婚服脱掉，扔了一地，态度非常鲜明，立场十分坚定。这种高洁之志令侯生汗颜。正是在李香君的感召下，侯方域的立场才逐渐坚定起来。

李香君的形象与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有相同之处，她们虽然贱为妓女，但出污泥而不染，冰清玉洁，然而李香君的形象之中还多了一份可贵的家国情怀，这就使得她在戏曲人物画廊中格外耀眼。

第四，剧作以一柄血染的桃花扇贯串全剧，体现了剧作家独特的艺术匠心，凸显了《桃花扇》的诗意和传奇性。

孔尚任多次谈及，他为何要以一柄桃花扇来建构全剧剧情。

据孔尚任的《桃花扇本末》记载，杨龙友的书童曾给孔尚任的一位族兄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歌妓李香君曾将自己面部的血滴落在扇子上，杨龙友看到后，用画笔将血迹点染成盛开的桃花。孔尚任觉得这个故事“新奇可传”，于是，“《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

为什么说，这柄桃花扇的故事“新奇可传”呢？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一文中作了回答：

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huī，辉）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zé）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剧本被称作传奇，其特点在于其传奇性，如果故事没有传奇性，则很难流传下去。桃花扇的故事本来并没有多少传奇性，但桃花扇上的桃花是美人的血痕所染成，这血痕又与李香君对爱情的坚守，对权奸的反抗有关，这些权奸又是宦官魏忠贤的爪（zhǎo）牙，他们选色征歌，贪婪腐败，还利用公权力报私仇，毁了明朝三百年的基业。现在，明王朝虽然灭亡了，权奸也都不在了，但美人血染桃花扇的故事却广为流传，说明这个故事不奇而奇，故能广泛流传。

孔尚任不仅从桃花扇的故事中获得了灵感，而且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改造：

一是让这柄桃花扇成为剧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象征。

这柄扇子是侯方域赠送给李香君的定情物，侯方域还在扇子上题诗一首，记录他们的爱情。在侯方域为躲避权奸的迫害，逃出南京之后，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逼迫李香君改嫁魏忠贤的爪（zhǎo）牙，李香君拿起扇子挥舞，与权奸派来的恶人厮打、拼命，以致于血染诗扇。剧中有这样的台词：“一柄诗扇，倒像一把防身的利剑。”杨龙友将扇子上的血迹点染成折枝桃花后，李香君又托人千里寄扇，表达对侯方域的思念和夫妻团圆的期盼。最后，男女主人公在白云庵重逢时，被道士张瑶星喝断情根，张瑶星从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手中接过这柄桃花扇，把它撕碎，扔在地上，象征男女主人公已经抛弃儿女私情，因为国破家亡而抛弃儿女私情，出家修道。

二是将这柄桃花扇与南明小朝廷的灭亡联系起来。

反映南明小朝廷的灭亡，揭示其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根本目的。桃花扇之设是剧作家体现创作意图的关键所在。

这柄桃花扇是李香君反抗掌控南明小朝廷的马士英、阮大铖等权奸的武器，根据扇子上的血迹点染而成的桃花就是李香君拼死反抗当朝权奸的见证。这样一来，桃花扇不但是李香君气节和勇气的象征，同时，它也见证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腐败和灭亡过程。

这柄桃花扇经过作者艺术思维的加工改造，完成了“不奇而奇”的转变，作者不但以它来建构全剧的剧情，而且还将极其丰富、深刻的思想与社会生活蕴涵灌注其中。扇子虽小，但承载了国家兴亡的重大主题。因此，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一文中说：“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剧作家用一柄桃花扇完成了对历史风云的诗意书写，大大强化了剧作的诗性品格和艺术感染力。孔尚任的艺术创造力堪称非凡。

好了，到这里，《桃花扇》这部作品就讲解完了。

通过这几讲，我们认识了《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了解了《桃花扇》生动的剧情，体味了它丰富深刻的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水准。《桃花扇》确实是一部堪称不朽的剧作，值得我们去阅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