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机会】神奇贵州，为什么贵州人不再自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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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文 

谈到贵州的文明，很有意思。把贵州的历史打开来看，所谓的夜郎国早已散轶在故纸堆中。贵州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完整的文化记忆？贵州在文化上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完整的“贵州”？

清末民初，梁启超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中国只有纵向的阐述方式，而无横向的观察角度。

现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被西方民族国家的划异切割得支离破碎，因此现代人很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也想象不出昔日中华帝国的秩序和结构。

在古代，华夏之外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为南蛮的云南尚有大理国，在历史上还有一席之地，而贵州只有夜郎国的遥远传说。

明朝以前，贵州基本是蛮荒之地，中土王朝顶多对其是羁縻遥领，当时贵州的社会形态是土司制，也就是少数民族酋长制。

到了明朝，土司表面归顺，但是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自成一国。归顺与反叛、操控与反制、一统与分裂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此朱棣下决心经略云贵，改土归流，中央派驻“流官”，架空土司。一边发官印，一边动刀兵，经历了数百年，有明一朝间，土司既和日本、朝鲜一样作为朝贡体系的一员，又作为明帝国的行省存在，这种双重身份也体现出贵州地区的复杂性。

到清朝雍正年间，贵州才算真正纳入到中土王权的管辖范围。

但其实在明朝，贵州就已经逐渐开化。有两个人对贵州做出过关键性的表述，一是徐霞客，他壮游天下时路过贵州，也是历史上对黄果树瀑布进行详尽记载的第一人。

另外一个就是被贬到龙场当驿丞的王阳明，其职位相当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站长，其一生最大的辉煌就在贵州奠定的。贬官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于创立了彪炳天下的“心学”。现在的龙场简直成了道场，慕名参拜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当时，通过他俩零星的描述，贵州才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

可不要小看王阳明被贬的这条路，这条路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命脉，也是贵州建省的由来。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贵州是一个因路而建的省份。建省以前，贵州隶属云南，中央政府都是利用四川来绕道控制云南，结果到了元代，历经磨难的四川人由1100万人被杀到只有50万人不到，依托四川来控制云南变得难以实现。

另外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下，加上大运河的贯通，“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于元明年间出现，要想控制云南乃至西南地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直达湖广是最好的办法。两相权衡之下，元代就开辟了这一条东路，叫普安路，就是现在的湘黔、滇黔线。

为进一步控制云南，加强对贵州的统治，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明廷在元朝原已开通的驿道基础上进行整修，全面展开以贵阳为中心的道路、驿传建设。要维持这条3000里之长的漫长驿路，确保进军云南的军事道路畅通，大力经略驿道沿线地区，便成了明廷在整个西南经略的关键环节。

为了保住这条建于元代，东起湖广,从东向西横贯西南的驿道，朝廷在贵州驻扎重兵，沿着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周边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

军队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兵器，还带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市场需求、文化需求，城镇圈、市场圈、文化圈也因此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不统一带来了诸多麻烦，安顺的人借了镇远的高利贷，一场官司要三个省来管，在这种情况下，1413年，明政府利用思州思南土司叛乱，顺势建立了贵州省。贵州省绝不是因为经济上富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成立的，而是因为这条道路太重要了，必须派军队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的省。

鉴于西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这条通道堪称国之重器，崇祯皇帝曾发动嫔妃捐献首饰也要保护这条路。清军即将入关时，崇祯还说：“天下有两件事情不能放下，一个就是辽事，另外就是黔事”，明代濒临灭亡前夕，拼命要保的除了北方就是这里。

全世界的历史上为一条路建省这是绝无仅有的，奢香夫人、王阳明、奢安之乱、海龙囤、南明小朝廷……这条驿道上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板、每一座山几乎都有着尘封的故事。而为路建省这个重大的国家举措，不仅改变了整个西南的格局，也几乎重构了中国的文化版图。

探索完历史的纵深，如果再横向打开的话，我们会发现贵州文化实际上也分为两层——少数民族层和汉民族层。

贵州有着一条非常重要的山脉雷公山。这条山脉将近200多公里，横跨贵州中部，它的地形特别破碎，中间形成一些坝区，通透性和闭塞性并存。

这座正好就位于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两大交汇处的苗岭山脉，成为了文化的分水岭，以前少数民族经常被汉族打败，陆路走不通，只能找水路走，被打败的少数民族顺水行舟，最后全部在贵州碰到了一起，有苗、瑶、壮、侗族，还有藏缅、摆古等。

真正的贵州原住民，其实是仡佬族，仡佬族的人办丧事，灵柩上山是不需要“买路钱”的。因为他是原著民，不需要“买路”。其他民族的灵柩上山安葬老人的话都要“买路钱”，因为他们都是外来户。

由于荒僻久远，民族交往融合的相关记录并不多，但在残章断简中隐约可见。由于山区特有的封闭性结构，很多山洼里的村寨在几代之后，都各自演化成了新的民族。

但吊脚楼、银首饰，刺绣、蜡染等，不是哪一个民族独有，而是具有地域性色彩的、跨民族的象征。各民族间很难清晰界定，到如今，贵州还有很多说不上名字来的少数民族，全国未识别的少数民族总共有75万人，贵州就有74万多人。

虽然多数人对贵州的印象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其实自明朝之后，汉族一直是贵州的主体人群。

历史上贵州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移民潮。

明朝时，大批军人、商贾的进入，直接改变了贵州的格局；到了清代，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自然移民大规模涌入贵州。

主要来自三地：

一是江西，在现代被严重低估的江西，历史上却是非同一般，在贵州各处水陆码头，势力最大的就是江西会馆。

二是湖南，严格的说，湖南人背后也是江西人。

三是四川，特别是川东、重庆这一块。这些移民到贵州后影响的地域不一样，民族不一样，时间不一样，也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贵州的第三场大规模移民潮，是抗战年间由战乱引发的大规模内迁。

地处西南边疆的贵州，成为长江中下游江苏、安徽、浙江等省逃亡者们的避难所，这批人被称为下江人，任正非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贵州的传统生活方式。

第四场移民潮源于解放战争。

在解放前，贵州的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上级决定让来自山东菏泽的冀鲁豫南下支队和二野五兵团的西进支队在完成军事任务后，直接就地转业，接管贵州。从省直机关到地方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外省干部成为各级领导的主体。尤其是山东籍的干部群体，给贵州的上层建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五批移民潮就是三线建设。

“好人好马上三线”，地处西南边陲，山高林密洞多的地貌，能源矿藏丰富的贵州，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大量从松辽平原，四川盆地，海河岸边，黄浦江畔，胶东半岛，赣水河畔，江浙水乡等地的企业开始搬往贵州。

开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持续了14年之久。带来了超过18万“三线移民”，这批数量大、群体性强、来自地域广、素质高的外来者，在命运被时代改写的同时，也改写了贵州。其中有两个上海人的故事值得一提，一个是王小帅，一个是李建忠。

其实贵州与上海渊源很深，我小时候的几位上海老师，他们带来的大白兔奶糖，的确良衣服，手笔、收音机，都是我对文明世界的第一印象。很多贵州大山里的上海知青，以自己的蹉跎岁月为代价，点燃了苗乡侗寨的文明之光。

作为一个“三线子弟”，王小帅从小在贵州长大，然而从《青红》到《我11》、《闯入者》，电影里的贵州，有着始终如一的铅灰色天空、杂芜着乡村和陋巷的厂区，以及颟顸的贵州当地人。

抛开艺术性不谈，王小帅作为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直保持着骨子里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一边用光影记录贵州，一边宣泄着他本人压抑的青春岁月。

我很好的朋友，黔香阁的老板李建忠，也是幼年跟随父母到贵州，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然后又回到沪上。然而和王小帅截然相反，他对贵州爱得深沉，处处以贵州人自居、以贵州为荣，以传播贵州文化为己任。

在大玩家、大收藏家的基础上，他亲力亲为，推动黔菜走出大山，蜚声上海滩这个国际窗口，把贵州菜做出了气象，做出了文化。同是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个“洒向人间都是怨”，一个“洒向人间都是爱”，两者对比，颇有意思。

贵州虽然建省不长，但故事不少。百族汇苗岭，五州填贵州的迁徙史，给贵州带来开放、包容的民风同时，也造成了凝聚力、向心力不足的问题。贵州人口构成复杂，分布散落，融合度本就不高。

再加上移民大多来自文化昌明之地，因此更是追根溯源，不认同脚下的贵州大地。这个问题，直到这些年贵州迎来大发展，才渐渐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