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机会】神奇贵州，为什么贵州人不再自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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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文 

听众朋友您好，这一期的内容，咱们来讲讲贵州。

贵州历史上是个贫瘠之地，是流放犯人的地方。现在的贵州，则不但出了龙永图、任正非、老干妈陶华碧这样的大才，新经济的发展方面也得天独到,包括阿里、腾讯、苹果在内的很多大公司都把大数据中心放在了贵州。

这是什么原因呢？贵州是如何抢得先机？它又有怎样的历史，未来又会有哪些机会，前景如何？

本文作者是著名地产与区域规划专家王志纲，将分上中下三期为你播讲。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

两个中国人初次见面寒暄时，除了天气、饮食这样缺乏营养的话题之外，打开话匣子的重要手段就是聊“家乡”。

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谁也能说上两句的话题。

关于家乡的问题，从1978年负笈北上那天起，就困扰了我很多年。那时候的贵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垫底，文化边缘，是落后的代名词。

出到省外，免不了“君自何处来”的寒暄。我的回答百无聊赖：“我来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最后再加句“说了你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以堵住别人的嘴。

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多年来都有些灰头土脸：作为内陆，它没有沿海发达；作为高原，它没有西藏神秘；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云南那么多的风情；就算是同为盆地的省会贵阳，比之成都，富庶繁荣也差一大截子。

那么讲到贵州的贡献，仿佛除了“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只外，就只剩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的调侃了。

贵州城门失火，贵州人也免不了殃及池鱼。我还算是勇敢的，不掩饰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很多在外的贵州人，提起贵州就罔顾左右而言他，以至于我见到一些稍微闯出点样子的贵州人，都恨不得像黑人一样把自己“漂白”，要不说自己不是贵州人，要不说自己虽然出生在贵州，但爹妈不是贵州人，以此脱离黔籍，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的。

因此，当我40年前走出贵州大山时，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晓以时日，三十年、四十年，在这代人当中，如果贵州能产生一批优秀人才的话，人们对贵州的看法才可能有所转变。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迹象终于在今天显露端倪了。

日鼓鼓的贵州人

今日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审视中美关系走过的历史，有几个贵州人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特别重要。

远的不说了，就说龙世昌、龙永图、戴秉国、任正非。

任正非喜欢说上甘岭精神，籍籍无名的苗族小伙龙世昌就是在上甘岭用胸膛挡住美军爆破筒的战斗英雄。

龙永图一生从事经济外交，漫长的中国加入WTO谈判，让他成为朱镕基说的从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他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国人。

光着脚走出大山，险些凑不齐学费的戴秉国，日后出任国务委员，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纷繁复杂、惊心动魄的中美关系。他的《战略对话》中，对于中美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回顾这几个挺立在“抗美”前线的贵州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日鼓鼓的贵州人与牛哄哄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

这段时间以来，伴随华为事件的迅速发酵，低调了几十年的任正非，终于藏不下去了，走到台前来接受全球媒体采访，这几段采访视频迅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看完视频后，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人与时代的深刻辩证法，只有大争之世，才能造就这样的人物：

第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幼出身在物质匮乏，资源贫瘠的贵州大山，再加上时代剧烈转折所带来的挑战与磨砺，培养了他强大的抗压能力、反弹能力、捕捉机遇的能力、忧患意识，还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都是承平盛世很难有的。

第二，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任正非在军队里面待过，尽管只是工程兵，但从参军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可避免的打下了军旅烙印，战争是竞争的最高阶段，军队的思维逻辑和普通人完全不同，“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任正非的军事语言、军事思想在华为上全面体现。

第三，任正非作为40年代生人，他既是极左运动的受害者，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狂热追随者。毛泽东作为极为杰出的军事家、哲学家和战略家，给那个时代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任正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也就不足为奇。

在视频里，任正非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集中体现了毛式的语言风格和毛式的战略思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可以看出他现阶段正处于斗志昂扬的状态。较之老马（马云）的意气飞扬，小马（马化腾）的犹较单薄，老任显得稳重厚实。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我倒认为任正非不是纯粹的商人，商业的本质是逐利，自工业革命后，金融化、资本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商业和资本有着天然的契合。而任正非却大相径庭，他对资本的贪婪高度警惕，对自己的贪婪也高度警惕，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简单逐利的范畴，而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任正非的横空出世，有力的推动了坊间对贵州的重新认知。

前不久的一场活动中，我的一位贵州籍朋友龙建刚，在席间突然电话铃响了，匆匆离席，我还很好奇，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打电话，一会儿龙建刚回来后，对我附耳讲道：“王老师，龙永图部长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段您关于贵州的论述，龙部长看到后很感兴趣，知道我们俩在一起后，才打电话来致意。”

龙建刚发在朋友圈的这段论述，语出我二十多年前在浙江杭州的一次讲演，当时很多江浙老板恭维我说：“你们贵州出人才啊！”

我说：“错了，这显然是恭维，而且还没恭维到点子上。江浙物华天宝，人才浩如森林。贵州怎么能和江浙比？光这旁边的绍兴，名人就数不过来：蔡元培、周恩来、鲁迅，院士和科学家更是汗牛充栋。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的江南，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状元、探花、榜眼一大把，可谓人才辈出。

而贵州自明朝建省以来五百年，满打满算只出了三个状元，还有一个是耍枪弄棒的武状元，跟江南没法比。”

但是我话锋一转：“江浙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容易出人才。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倔，信息闭塞，生存艰难，不具备大面积岀产人才的土壤，贵州的杰出人物就像贵州的山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批量成名，但是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就是这段话，让龙永图先生看到后心有戚戚焉，一边打电话向我致意，一边甚至要转给任正非先生分享。而这两位，其实就是我观点中提到的典型贵州怪才。

如果往上溯，从贵州走出来的怪才还有不少。名动一时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时人称“张南皮”，因其祖籍为河北省南皮县，可张之洞生长于贵州及至弱冠，却鲜为人知。

幼年张之洞就以文采名冠贵州，十三中秀才，十五中解元，二十六中探花，一路扶摇直上，他的科场座师曾写诗勉励：“知君别有拳拳意，不独文章艳少年”。踏入仕途的张之洞果然不负众望，“力行新政，不变旧章”，是最负盛名的洋务派代表，最终官拜军机大臣，成为力挽天倾的清廷巨擘。

如果说张之洞只算“客家”贵州人，那丁宝桢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丁的祖籍离我家只有三十里地，这个人也是个日鼓鼓的典范。在他任山东巡抚时，慈禧太后宠爱的贴身太监、小名“小安子”的安德海携娈童歌伎，乘龙船顺运河南下，沿途招权纳贿，耀武扬威。

权倾一时的人物驾到，地方官吏擦鞋拍马尚来不及，谁知丁宝桢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在泰安境内把“小安子”给拿下，星夜解送济南，以清宫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宣判斩首示众。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发来刀下留人的懿旨，丁宝桢果断“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当时名满天下的重臣曾国藩听闻此时后，都自问做不到，感到佩服不已。丁宝桢过世时，时人议其曰：“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寥寥数语，一个日鼓鼓的贵州人形象跃然纸上。

远有张之洞、丁宝桢，中有朱厚泽、戴秉国，近有龙永图、任正非，甚至还有目不识丁的“老干妈”陶华碧，一批批杰出贵州人的出现，开始让世界重新认识贵州，而他们身上又带有的某种鲜明共性，不由地让人思索，贵州这方水土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为什么会孕育出这样一批人？

贵州人逐渐崛起，贵州的物产也风行天下。再加上去年以来，文艺界刮起贵州风，一批新锐的贵州籍导演和演员冒头，生猛鲜活的贵州方言成为了荧幕上的宠儿。

贵州人、贵州物产、贵州旅游，乃至贵州话，一改颓势，存在感越来越强，以至于让很多原本对贵州不屑一顾的人都开始惊叹：“贵州怎么了？”

“贵州怎么了？”在去年广东贵州商会的活动中，我做了题为《贵州是块豆豉粑》的报告，一说到“豆豉粑”，台下近五百名贵州籍的老板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我想了很久，才选择用这个词来破题贵州之谜，因为这块不起眼的豆豉粑，就是打开贵州的一把钥匙。

神秘的豆豉粑

很多人都不知道豆豉粑是何物，但几乎无人不知老干妈的大名。

现在的老干妈，不光是贵州IP，甚至成了中国IP。不走出国门，就不知道老干妈究竟有多大的海外影响力。美国不用说，超市里的老干妈，价格奇高，还极受欢迎。欧洲同样如此，甚至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迪拜高档西餐厅里，居然也有老干妈拌牛排这种吃法。真可谓是一罐辣椒走天涯。

虽然老干妈风行世界，但其实贵州本地人吃的并不多。几乎所有的贵州阿婆，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苗乡侗寨，都炒得一手好辣椒，风味丝毫不逊色于老干妈。只有在外打拼、走州逛县的贵州人，才会用老干妈凑合。而我对此深有感触。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负笈北上，从贵州坐上了晃晃悠悠绿皮火车，来到了上千公里外的兰州，几个穿着羊皮大袄的老乡用牛车把我从火车站拉到了兰州大学。

班上的57个同学分别来自全国各地。一个宿舍的八个同学，就分别来自八个省份。北京、上海、山东，风物荟萃，别开生面，而率先征服所有人的，就是贵州油辣椒。

当年，家里常给我寄一些自家做的油辣椒，刚见到辣椒大家都惧而远之。偶尔稍尝之后，无论天南还是地北的人，都蜂涌而上，“辣椒还能这么好吃”……以至后来，我家辣椒一寄来就成了被“偷窃”的对象，迅速被一抢而光。

在去年的同学会上，三四十年没见的同学见面后，什么荣华富贵，官大官小都是过眼烟云，一张口就是：“王志纲啊，当年你家的辣椒真是太好吃了，我们每次都结伴来偷个精光，没想到辣椒能这么好吃！”

记忆如此深刻，贵州辣椒的魅力可见一斑。

如果说湖南的辣是干辣，四川的辣是麻辣，贵州的辣就是香辣，香就香在神奇的豆豉粑上。

豆豉分为干豆豉和水豆豉，干豆豉黝黑发亮、酱香浓郁，水豆豉则更加湿润，发酵比之干豆豉不充分，制作也更加简单，通常用作小菜比较多。 

而贵州人在豆豉的基础上，发明了新的版本——豆豉粑。

我曾经开了一个玩笑，贵州人是天生的贵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产品工艺和西方贵族非常契合。

茅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原料和酿造工艺缺一不可。从制取高粱出酒曲，土曲后发酵再烤酒，然后烘焙再发酵，循环往复的酿酒过程中，基酒、老酒和调味酒都是从原始状态里面提炼出来的，不加任何添加剂，正宗的茅台一定要酿造三年，这也是茅台能够登顶中国的重要原因。

具体到豆豉粑。小时候我姑妈很会做。她把土黄豆买回来蒸熟，加上曲子，用构皮叶包起来一起发酵，它们在一起发酵后就会混合产生黏性，豆豉制成后，再往里边加糯米面、盐巴、红薯颗等拌匀，同时还要磕入土鸡蛋让它们相互粘连，然后将其摊在蒸笼内蒸上半小时至熟透，倒出来后放在磨子里像推粑粑一样磨，然后烘焙成饼，还要用苞谷叶包起来在太阳下晾晒十天，最后再放在坛子里贮存发酵。

到吃的时候打开坛子，起码方圆一华里都能闻到那股穿透力极强的臭味。

豆豉粑吃法很多，我们一般是把辣椒和大蒜洗干净，一起放进钵里面擂，擂成泥之后放进热油里面，把豆豉粑拿一块出来横切成块，放在锅中慢煎至两面焦黄，再撒上蒜苗和味精，颠匀了起锅，就会有一股香味出来，再放进油里和着肉丁爆炒，奇香无比。

不要小看一块豆豉粑，贵州的精气神都在里面。用两句话来形容：咫尺神秘，稀奇古怪。

虽然用料是最常见的黄豆，但通过纯粹、天然、有机的发酵过程，最终的成品弥漫着一股神秘之气，难以用言语形容。乍一看上去貌不惊人，又臭又硬，但其实气韵深藏，只有烈火烹油之后，其深藏的香气才会显露出来。

“咫尺神秘，稀奇古怪。”我在十多年前就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同志说过，贵州的魂也正是这八个字。

为什么说咫尺神秘？因为贵州的地理环境，虽然和长三角、珠三角这些繁华地域隔得很近，但在古代，山岭交错，交通闭塞，贵州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持了神秘。在工业化时代，由于贵州发展的滞后，又让它在文化同化的大潮中，保持了独特性。

到了交通大改善的今天，贵州离发达地区不过咫尺之遥，从广东飞机一小时、火车三小时就到了，但是一提起贵州，很多人还是懵懵懂懂，正是这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反而充满了神奇感。

为什么说稀奇古怪？没见过的山川地貌就是“稀”，说不清的风物习俗就是“奇”，悠远神秘的民族风情就是“古”，没吃过的美食就是“怪”。稀奇古怪，是贵州最突出的生产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荔波的瑶族，一般人认为他们野蛮凶悍，避之不及。但在我看来，这种尚武精神价值连城，北上广的游客们跟着瑶族小伙去打猎，带着钻山犬，背着弓箭，三条猎犬咬着一只野猪，肠子都流了一地还不松口，这是城里长大的人绝对没有见过的景色。

打猎回来，就是狂欢节，在瑶家买米酒，围着篝火烤野猪、野兔，这种体验，只可能在荔波这个最后的狩猎部落中再现。

落后的生产力，失落的传承、远逝的文明……诸如此类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风土人情，是贵州最大的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