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 方志远 | 东林“党人”的担当和意气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与喜马拉雅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我是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由我为大家主讲明朝大变局。

上一集，我们说到利玛窦的到来，给明朝带来了新的气象，但是明朝仍然没有能够跨过通向“大航海时代”的门槛。这一集，我们将介绍一个以“正人君子”组成的群体，但这个群体，却用他们的一腔热血和其他力量一道，将明朝推入万丈深渊。

外部世界在大踏步地前进，明朝的万历皇帝这个时候却正在“赌气”，他在和母亲赌气，在和外廷文官赌气。因为他喜欢一个郑姓女子，并且封了这个女子为贵妃，这就是著名的郑贵妃了。

郑贵妃像

万历皇帝和郑贵妃二人情投意合。郑贵妃还为皇帝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活泼可爱，取了个名，叫“常洵”。熟悉明史的朋友知道，这位“常洵”，就是后来被李自成在洛阳俘虏的“福王”。但是，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却没有办法立郑贵妃为皇后，也没有办法立郑贵妃的这个儿子为太子，什么原因？因为母亲不同意，言官们也不同意。由于这些力量的阻扰，万历皇帝没办法，于是赌着这口气，他沉醉在酒中、沉醉在色中，同时一心一意要给郑贵妃和儿子常洵聚财，所以内部挖矿、外部寻金，一旦不遂意，便大发雷霆。被人称为犯了“酒、色、财、气”四种病。但是其实呢，到了万历时代，这“酒色财气”已经被认为是明代社会上上下下互动的“社会病”，比王阳明时代的病更严重。

明代士大夫从来就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有家国情怀，有献身精神，对于这上上下下的“酒色财气”病，他们痛心疾首，希望能够有所改变，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于是，一股政治力量迅速崛起。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政治主张，用自己的政治改革，对国家的事情、对天下的事情重新规划，希望大明皇朝能够得到振兴。这股政治力量，被政敌们取了一个十分响亮的称号，叫“东林党”。

这个被人强加为“党”的“东林党”的领袖，名叫顾宪成，是明朝南直隶常州府的无锡县人，万历四年在南京应天府的“乡试”中名列第一，这是南直隶的又一位解元。我们原来说过一位解元叫唐伯虎，那个顾宪成，又是一位解元。这是一位从小认真，办事执着得有点认死理的年轻人，但对于思想领袖，认真、执着、认死理恰恰是不可或缺的个性。顾宪成进入仕途以后，处处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认真、执着而又认死理。这个个性，使得顾宪成毕生为他所认定的真理而奋斗，毕生向他所认定的不符合道德、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人和事作斗争，无论这个人是皇帝、是内阁，还是其他，只要不符合道德、不符合原则，顾宪成均予以批评。

顾宪成像

张居正去世以后，申时行、王锡爵相继为首辅。这位王锡爵也是有个性的，于是把顾宪成找到内阁，私下进行沟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思想工作，找他谈话。王锡爵是苏州太仓人，顾宪成是常州无锡人，他们都来自于中国经济发达区。前者是嘉靖四十一年会试的会元、殿试的探花，是翰林院的前辈；而后者则是万历四年南直隶的解元，是官场中的晚辈。二人之间，本来应该有诸多的共同语言，但讨论政务辄不合。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了二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说：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①]。”

这个倒有意思了，内阁大学士指责顾宪成，说我们朝廷、我们内阁决定的什么事情，你们统统反对它。顾宪成说，恰恰相反，我所看到的，倒是天下人希望什么，你内阁必要反之。所以这就是叫做“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你也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谁怕谁？但这个问题十分严重，说明明朝的国家已经没有统一意志了。

但是，正如谷应泰所说，这个时候的王锡爵还算是君子，整个官场还是比较宽松，随着意气的越来越盛，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

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2)，认真、执着又认死理的顾宪成被削籍，什么（是）削籍？就是把他的那个功名削掉，不让他做官了。革职为民，回到老家无锡。无锡原来有一个书院，叫做“东林书院”，是南宋名儒杨时的讲学之所。顾宪成虽然被“削籍”，却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声誉，却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同情。这也是明朝中后期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谁因为得罪皇帝、得罪内阁而受到惩罚，谁就得到舆论更高的赞赏。在常州府知府和无锡县知县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和弟弟顾允成，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一道，讲学其中。

无锡东林书院旧址

讨论世道、讨论学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东林书院的主要功课，说到这里到有点像东汉的“月旦评”，专门裁量人物，品议时事的。顾宪成本人声望极高，他的同志中又多宏儒达士，所以一时之间，从者如云。在万历的政局中，出现了一个朝廷是非、官场曲直的评价中心，一个公开与庙堂分庭抗礼、公开与当权者叫板的舆论中心，并在朝野上上下下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一些由于同样的原因受到处罚的官员回到家乡以后，也办起了书院，也和顾宪成一样，聚结“同志”，和东林书院遥相呼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身在书院，胸怀天下，说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正是“东林同志”的胸怀和抱负的写照，他们力图成为道德的坚守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东林书院它的名声一大，问题也就出来了。包括顾宪成在内的“东林同志”，开始将自己视为正义的化身，开始和自己批评过的晚年张居正一样，变得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变得开始党同伐异了。这个时候，发生了“李三才”事件。

明 李三才像

这位李三才呢，也是明代中后期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为凤阳巡抚，辖区内有四位“矿监税使”，他们是：山东矿监陈增、仪真税使暨禄、扬州税使鲁保、沿江税使邢隆。这些矿监税使既为万历皇帝，也为自己谋求利益，所以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其中又以山东矿监陈增最为猖獗。山东全省自巡抚以下官员，无不受陈增的凌辱，唯独李三才，不仅在气势上压倒陈增，而且“按律”对其爪牙进行打击，并且击毙多人，还没收了他们搜刮的民财数以十万计。天下拍手称快，陈增为之“夺气”。有一个记载说，陈增由于憋住这股气，后来竟然死了。

为什么李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官员难以做到，无非是一身正气，无欲则刚。这正是顾宪允和他的“东林同志”共同倡导的气节，而李三才在对付这些“矿监税使”时的谋略和手段，却是顾宪成等书生所没有的。

东林书院的讲学和议论，从不忌讳、触动和刺激当权者，恰恰相反，顾宪成倒是希望这些批评能够唤起当权者的良知，能够令他们改弦易辙，更希望在这些当权者中寻找到可能践行自己政治理想的“同志”。因为，精神教化固然可以涤清社会，政治权力则可实实在在地拯救民生。想当年阳明先生，如果不是做了南赣汀漳巡抚，不是平定了宁王宸濠之乱，立下了不世之功，他的学说又怎么能够让人信服？顾宪成在寻找“同志”，李三才实际上也在寻找“同志”。顾宪成和东林同志对李三才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并且广为宣传，而李三才也对顾宪成和东林书院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三才和顾宪成都有伟大的抱负的，但是他们的抱负并不一样。顾宪成是道德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用王阳明的话说，他们是“问道德者”。问道德者关心的是过程，是问心无愧。而李三才是功名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问功名者”。问功名者所关心的是结果，是成王败寇。顾宪成是道德家，而李三才是政治家。所以，顾宪成一生为人光明磊落，他的为人处事受人信服。而李三才则需要施展阴谋诡计，行事作为自然有争议之处，这就必然触犯他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对李三才的批评也就多了起来。但是，顾宪成是办事认真而又执着的人，他认准了李三才他就要力挺李三才，这实际上等于引火烧身。此后，凡是反对李三才的，同时也反对东林；而东林诸同志为了捍卫他们的政治楷模，谁反对李三才，就是我们的敌人。本来应该是相互扶持，结果变成了相互的拖累。

事情到了这一步，矛盾自然也就尖锐起来。因为任何的批评、任何的表扬，都有其片面性，顾宪成和东林书院的同志们所批评的人，难道就一无是处吗？顾宪成和东林书院的同志们所褒扬的人，如李三才，难道就十全十美吗？这些矛盾在对一些具体的人物、具体事件的态度上于是形成了分野，于是在大学士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与东林观点相对立的政治群体。以山东人为主体的，被称为“齐党”；以湖广人为主体的，被称为“楚党”；以浙江人为主体的，被称为“浙党”；以南直隶昆山人为主体的，叫“昆党”；以宣城人为主体的叫“宣党”等等。所有这些“党”，他们又给东林书院的同志冠上了一个名称，叫“东林党”。所以东林党、昆党、宣党等等，都是别人称的。

从明朝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明朝朝廷的朋党之争，由此而生。这样一来，就只有斗争而没有妥协了，只有党同伐异而没有是非原则了，最终酿成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斗争，彻底摧毁了明朝士大夫中的元气，也把明朝推入到万丈深渊之中。

那么我们这一集介绍了东林党人的担当，也十分不情愿地指出了他们的意气用事，而正是这种意气用事，他们和他们的敌对力量一道，将明朝推入万丈深渊。那么在下一集，我们将分析，明朝又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崩溃的，是怎么样在外忧内患中离大航海时代渐行渐远的。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汉末有“望门投止思张俭”的故事，当时的月旦评和明后期东林书院品议时政的情形，你觉得二者之间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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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自《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