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4 方志远 | 私学对官学的公开挑战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与喜马拉雅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我是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由我为大家主讲明朝大变局。

在上一集，我和大家说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如何培育了“富人”，而社会财富又是如何改变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一集，我们将说到在思想文化方面，官学也面临着私学的挑战。

在“财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的过程中，“文化”也开始体现出它的价值。重要表现是私人办学、私人讲学逐渐兴起，“私学”对“官学”形成猛烈的冲击。

在明太祖的“制度建设”中，学校建设是重要的一环。当时的学校有两种性质：

一是官学，政府出资兴办、派员管理，并且承担学生的生活费用、免除学生家中二丁的徭役，包括中央的国学即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学以及卫学等等，它都属“官学”；

明官学遗址

另外一种叫社学，是由政府倡导，民间集资兴办，或者全部由民间筹办。此外，也鼓励乡学、里塾等等。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抚司、安抚司的“儒学”，以及对皇帝进行教育或皇帝为标榜尊重儒学而设的经筵日讲，以及对皇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宗学，还有在内廷对宦官进行教育的内书堂等等，这些也可以属于官学。

明朝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目的有二。

一是教化，即通过学校教育来普及政府的法律法令，灌输正统的道德思想；

二是培育当时的国家所需要的管理人才。

不能不说，明朝对“官学”是十分重视的。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监生的人数达八千多人，永乐二十年，仅南京国子监就有监生九千九百多人[①]。而据《明史·地理志》，明朝全国有140个府、193个州、1100多个县，各类生员加在一起，在校生当不下于10万人。而据顾炎武估计，明末的生员记录下来的大约有50万人[②]，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

政府督促民间所办的“社学”，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社区学校”或者“乡间学校”。社学带有官民合办的性质，学堂由乡社自己筹建，民间子弟入学衣食自理，也没有像监生、生员那样优免其家二丁差役的这个待遇，但教师是由官方聘请。但是这种半官半民的学校，几乎从来都不可能长久的，因为时间一长，官方推民间，民间推官方。官方不可能长期支付教师的薪米，而贫困之家也无力支付子弟的读书，富家则自募教师。所以，社学的兴废，则实际上完全看地方官的态度。

成化、弘治时期一位著名学者叫做陆容，他对包括社学在内的各类官督民办以及官办、半官办学校的弊病都进行了抨击。“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率不过报选生员、起盖屋宇之类而已。此皆末务，非知要者[③]。”

他认为什么才是要务？他认为振作士气、敦厚士风、奖励士行，这才是当务之急，但是现在的学校通通把它忽略了。也就是完全没有品质教育，“而惟末是务。”特别是起盖校舍，“尤为害事”，那么上司估价，“动辄计银几千两，而府县听嘱于由缘之徒，所费无几，侵渔实多。”就是政府批了很多的经费盖校舍，但实际上大部分经费被侵吞，“是以虚费财力，而不久复敝”，不久房子又破了，又得再盖，“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

陆容像

这是什么原因呢？学校盖得很多，学生不见了。所以这到成化、弘治以后，是一个普遍现象。学生到哪里去了？学生经商去了，学生游玩去了，就变成这么一种状态。所以陆容谈到当时学校的两大弊病：第一，耗费国家的财力来盖房子；第二，学生不务学。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是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财富控制的多元化相伴而来的。景泰以后特别是成化以后，拥有社会财富或者说拥有一定数量可自由支配财富的，已经不再限于皇室、藩府、富商以及各级政府的衙门。作为个体的各级各类的官员、吏员，包括文职官员、武职官员和宦官，以及他们的家属、部属，大大小小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道观、寺院的各层人物，乃至樵夫渔父、贩夫走卒等各色人等，虽然程度不一样，他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因而也同时可能成为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者，其中，包括对教育的购买。明代的私人讲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天顺二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朝野震惊。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复辟帝位以后不久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特派“行人司”，就是专门管礼仪的这个衙门，派出行人，行人一般都是进士才能担任的，它（是）正七品官，特派“行人司”的“行人”往江西抚州崇仁县，将一位年近70岁的老儒，请到北京。这位老儒名叫吴与弼。行人带去了皇帝给吴与弼的敕旨。这个敕旨很有意思，我们读一读看：

说“尔与弼潜心经史”，尔就是您，您吴与弼先生潜心经史，“博洽古今，蕴经国之远猷、抱致君之宏略”，这个评价非常高了。但是您宁愿偏居一隅，不求闻达，朕非常敬仰您的这种高风亮节，也希望目睹您的尊容，来启发我的这种思想。如今特遣行人司的行人，叫曹隆，“往诣所居，征尔赴阙，仍赐礼币，以表至怀”。所以皇帝请一个乡间老儒，他也是要备礼物的。后面那句也很有意思，说“尔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翘待之意。”希望您见到行人以后尽快来到北京，那么我在北京翘首等待。

吴与弼像

英宗的这一道诏敕，视天下府、州、县学中无数的教授、教谕、训导为无物，专门请一位在地方讲学的老儒，这是大明朝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然，我们要说明一个问题，在北京的紫禁城里面的英宗皇帝，竟然知道远在江西抚州府崇仁县的一位“老儒”，说明他身边已经有吴与弼的“粉丝”了，说明吴与弼的学术影响已经是非常大了。

但是，这位江西崇仁县老儒吴与弼，虽然礼节性地到了北京，当面表示对皇帝的关心的感谢，却态度委婉而又坚决地辞官不做。这就让皇帝、也让官员们十分地不解。多少的人为了个一官半职，在科举的道路上奋斗终身，却未必能够如愿以偿，竟然还有人皇帝亲自送官给他，他却不要的，这个倒奇怪。

英宗皇帝反复劝说，吴与弼反复婉辞，理由只是一条，说自己年事已高、疾病緾身，不能沾污了朝堂。但是皇帝看得出来，这老头并非迂腐之辈，他让大学士李贤继续做工作，务必让其就职。但是，吴与弼仍然称病。实际上吴与弼是明智的，虽然皇帝做出了姿态，但是以大学士李贤为首的文官们是不乐意的。如果动辄弄一个乡村学究到北京来做官，那我们这些由科举出身的人有何脸面？

由于吴与弼的反复推辞，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这种推辞，如果是放在明太祖高皇帝的时代，十个吴与弼也被砍头了，但到了英宗皇帝的时代，明英宗对这位年岁比自己大一倍还多的老者，显示出大度，他顺从老人自己的意愿，不再勉强，再次派行人司的行人将吴与弼礼送回老家，让当地的官府按月给米，赡养终身。皇帝的这种大度，其实是时代风貌变化的反映。几年之后，英宗皇帝去世了，这位老头还活着，一直活到80岁，成化五年才去世。

吴与弼被礼聘之事，对于当时的私人讲学，无异是极大的鼓励，更使得吴与弼身价倍增。应该说，吴与弼是有真才实学的。有明一代，最后被请入孔庙从祀孔子的，只有四个人：山西的薛瑄、江西的胡居仁、广东的陈献章、浙江的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而这四位之中，竟然有三位和吴与弼有关：胡居仁、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学生，王阳明曾经向娄谅请教学问，而娄谅也是吴与弼的学生。黄宗羲甚至认为，王阳明学说即“阳明学”，娄谅“为其发端也”。所以明朝从祀孔庙的四个人，两个是吴与弼的学生，另外一个人受到吴与弼学生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又有吴与弼的示范，所以娄谅讲学于江西的上饶、胡居仁讲学于江西的余干、章懋讲学于浙江的兰溪、陈献章讲学于广东的新会，他们均闻名天下。各地的学院，也在这样一股风气的推动下复兴。

成化元年（1465），因朱熹讲学并立有教规而著名、但此时早已荒废的江西星子县的白鹿洞书院，得到修复；成化十二年，陆九渊创办的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得以重建。与此同时，南京、扬州的资政书院、江阴的延陵书院，也得到兴建。随着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四处讲学，书院更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及全国，到嘉靖时代更形成了高潮。

今日的白鹿洞书院

以江西为例，见于记载的明代所建的书院一共185所，其中有具体兴建年代的是148所，成化以前的97年（中），只有17所，成化至正德的57年中有14所，嘉靖一朝的45年有44所[④]。北直隶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代是学院得到重建、兴建的一个高潮时期。

一方面，著名的书院多为在职或致仕的官员所创，如王阳明建的龙冈书院、濂溪书院，邹守益所建复古书院，以及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所重建的东林书院，他们建这些书院都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乃至发表政见。这些书院在当地乃至全国的影响力，远非官府所办的府、州、县学乃至国子监可比。另外一方面，大大小小的各类书院，则多由家族或学者自行创办，对当地的文化普及、道德教育及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它们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东林书院旧址

当然，这些书院传播的思想、传播的文化，又往往和政府的“主流”思想相左。所以在嘉靖十七年，以及万历、天启年间，在张璁、张居正、魏忠贤执政时期，先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摧毁书院的事件。但是，随毁随建，书院成了明中后期士大夫乃至农、工、商贾吸取新思想、阐述新观点的所在。当然，由于受科举的影响，一些书院也成为科举的附庸。而一些著名书院的学生，还获得了与府州县学生员共同参加科举的资格，譬如白鹿洞书院，天启时有10个名额参加乡试，吉安白鹭洲书院，更有42名之多。所以书院的兴起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那么我们这一集谈到私学的兴起对官学的挑战，下一集我们将要向大家展示这个时代的一个怪现象。不但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且这些各行各业的状元，竟然都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堂而皇之地成为大明朝的官员。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对于文中提到的“明代四位从祀孔庙”的先生——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阳明，你听过有关于他们的事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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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自《南雍志.储养考》；

[②]数据来自《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上》；

[③]出自《菽园杂记》卷2：其要在振作士气、敦厚士风、奖励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务。其中起造屋宇，尤为害事。盖上司估价，动辄计银几千两，而府县听嘱于由缘之徒，所费无几，侵渔实多。是以虚费财力，而不久复敝，此所谓害事也。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盖近时上司但欲刻碑以记作兴之名，而不知作兴之要故也；

[④]出自光绪《江西通志·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