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1 方志远 | 五次北伐“远迈汉唐”，到底值不值得？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与喜马拉雅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我是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由我为大家主讲明朝大变局。

我们上一集介绍了东林党人的担当，也十分不情愿地指出了他们的意气用事，而正是这种意气，他们和他们的敌对力量一道，将明朝推入万丈深渊。在这一集，我们将分析，明朝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崩溃的，如何在内忧外患中离大航海时代渐行渐远的。

眼看明朝的朝廷越来越“小”，也就是它的声音越来越小，舆论的声音却越来越“大”，朝廷既没有办法制裁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屠杀华商，也没有力量扼制正在崛起的女真，各种各样的小说、戏曲开始呼唤“伟大”。于是，杨门女将的故事、征东征西的故事，都被杜撰出来，王阳明立功立言的故事、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也编成小说在市场流行，让大众过一把“强国”瘾。

每当想着郑和浩浩荡荡的远航船队，我就不由得想起同一时期发生的明成祖浩浩荡荡的北伐大军，想起永乐时期的“远迈汉唐”。

应该说明成祖朱棣确实是“知人善任”的。明朝前期东北的辽河以北、以东，直到黑龙江的南北，它居住着的是以女真为主体的各少数民族。于是明成祖派遣“狗儿”王彦去辽东。王彦是女真人，派去东北，招募的是他的同族。而“马儿”郑和是回族，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洋的北岸各地，多是阿拉伯民族，伊斯兰的信徒，是穆斯林。所以郑和下西洋，也是和他自己的本族、本教相联络。

对于成祖朱棣的“远迈汉唐”的开疆拓土，人们做了种种的解释，其中最有趣的是，莫过于说朱棣的母亲就是一位蒙古族的女子，甚至说朱棣的母亲实际上就是元顺帝的一位妃子，她是带着身孕来侍候朱元璋的。由于身上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有蒙古人热衷于“征服”的基因，所以朱棣一生和当年的成吉思汗、忽必烈一样，都是在征战。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查觉、没有留意的因素，那就是“靖难之役”的惯性。

“靖难之役”打了四年，战争随着朱棣直取南京戛然而止。战争结束了，战争机器却难以停止，战争的惯性仍然在发生作用。“靖难之役”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由燕府护卫指挥使张玉、邱福、朱能等，以及宦官马儿郑和、狗儿王彦等人所统领的军队。

“靖难之役”以后，永乐期间的军事行为，出兵辽东并巡视黑龙江，是王彦的部队；下南洋、下西洋，是郑和的部队；而北击蒙古，是丘福的部队；平灭安南，则是张玉和朱能的部队。面对蒙古的战争，同样是这台战争机器惯性运行的结果。随着这台战争机器内部能量的消耗殆尽，“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就逐渐停熄。

蒙古各部一直是明朝的边患，朱棣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给子孙后代留下祸害。所以，这父子两个也是很好玩的，明太祖朱元璋希望定下一个非常有效的政治制度，解决内部的问题；那么明成祖朱棣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外部的问题。他们都希望大明江山万万年，不给子孙留遗患。

为了不给子孙后代留祸患，靖难之役所留下来的最精锐的部队，朱棣准备用来对付蒙古。所以他让同样是“靖难之役”留下的第一名将丘福统帅，带领这支军队去出征蒙古。但是一贯知人善任的朱棣，这一次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丘福确实是敢战，但并不具备全军统帅的素养，因为靖难之役的最高统帅，实际上是朱棣嘛，况且当时的丘福已经是67岁的高龄。在进入漠北之后，丘福中了蒙古人诱敌深入之计，全军覆没。这是整个永乐时期，明朝军队最为惨重的败绩。这一次的失利，更让朱棣感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并且致书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对于蒙古：“对于蒙古：“若不早殄【tiǎn】灭之，边患未已[①]。”

这一次朱棣清醒了，放眼大明朝的文臣武将，除了自己亲自出马，还有谁能够制服得了蒙古人？而整个“靖难之役”，最高统帅也正是朱棣本人。为了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边患，朱棣做了充分的准备：命工部打造了三万辆“武刚车”，专门运载粮饷，而且在战争时期，还可以作为工事；户部筹备了20万石粮食，随军行动；行军的路上，每10里的路程，筑一城堡，储存粮食，以备大军回程时食用。北伐大军集中了当时所能够调动的所有机动部队，调集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包括：清远侯王友督中军，安远伯柳升作为副将，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督左、右哨，宁阳侯陈懋、广恩伯刘才督左、右掖，都督刘江督前哨。行军过程中，各军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配置了火器，用以对付蒙古骑兵。除了朱棣本人，又有谁能够调动如此大的大明朝的这些资源？

武刚车

尽管朱棣想用倾国之力，一举解决蒙古问题，但汉唐以来，在北方广袤草原上生存的游牧民族，又有哪个是真正被汉族政权所消灭的？没有过嘛。从成祖的思维来看，他是把这个时候散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开平、北至瀚海的蒙古各部，看成了当年以北京为都城的“元朝”，犹如明太祖当年把处于动荡中的日本视为有一个有强力君主统治的统一的国家一样。如果说当时的元朝是一只在北京的“虎”，那么此时在草原上的蒙古各部，则是散布在各地的群狼。

明朝前期，蒙古有三大部，从东到西分别是居住辽河、老哈河流域即现在的黑龙江、吉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地区的是兀良哈部，这是一部分；第二部，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一带即现在蒙古国的中部和东部以及我国内蒙古北部的，是鞑靼部，这是第二部；活动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即今内外蒙古的西部和新疆的北部准噶尔一带的，是瓦剌部。此外还有甘肃西部的赤斤蒙古等等。地域辽阔，而且各部又有多个山头，你攻占了一个山头，等于是打散了一个群狼。打散了一个狼群，它还有多个群狼在活动，而打散的狼群，不久又汇聚在一起。

明成祖朱棣的五次北伐，真正深入到漠北并且取得一定胜利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但即使是这两次，虽然直抵蒙古腹地，迫使鞑靼、瓦剌称臣，但并没有对蒙古各部形成真正的打击。我们现在网络上传着很多信息，其中包括说是明朝军队在所谓的“飞云山”大战中击溃蒙古五万铁骑，完全是子虚乌有。《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是：北伐“班师”到“飞云壑”的时候，鞑靼部的阿鲁台来战，明成祖“率精骑冲锋，大呼奋击”，阿鲁台一度从马上掉下来。掉下来又跳上马逃跑。那么明军趁着这个机会追击，“追奔百余里”，注意下面一句——“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②]”。我为什么说注意这一句，所谓的名王以下百数十人，其实就是斩获百数十人而已。绝非什么“数万人”。《明史·成祖纪》也只是说“追北百余里”，至于杀敌多少，不好意思说。

其实，只要动动脑子就可以想到，当年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唐朝的李绩、薛万彻等挺进杭爱山，都是采用骑兵突袭、冒死血战的方式。而且，还分别有归降的匈奴、突厥及各部的参战。而明成祖朱棣的北伐，六路大军，保持相对固定的距离，携带大批的辎重，浩浩荡荡向北挺进，克鲁伦河是过了，鄂尔浑河也是到了，“擒胡山”上也是立碑了，但是，蒙古人稍试锋芒，也就跑了。所以，成祖的大军前脚班师，刚刚“称臣”的鞑靼、瓦剌，后脚又犯边了。  

第一次北伐是在永乐八年，历时五个月；第二次北伐在永乐十二年，也是历时五个月。而两次的相隔时间为四年，说明筹划一次都不容易。但是后面的三次，分别发生在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年年出兵，年年“北伐”，也就是年年驱赶，除了兴师动众、耗费钱粮，在军事上可以说没有任何效果，反倒可以看出朱棣的晚年对蒙古各部是已经无可奈何了；而蒙古各部的轮番“犯边”，却是对大明皇帝的公然蔑视和公然挑衅。

我们以永乐二十年的第三次“北伐”为例，作战部队不算，仅粮饷的运送，就有“总督官”3人，有“领车运”官26人， “领驴运”官25人。随后督运的，又有“总督官”2人，副官27人，护送马军1000人、督军5000人，运驴34万头、运车近14万辆，拉车的民丁达到23万多人，总共运送的粮食37万石。这些粮食说是给作战部队吃的，但是如此庞大的运输队伍，又该花掉多少钱粮？虽然这一次“北伐”也到了“杀胡原”，就是现在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的呼伦湖一带，并且烧毁了鞑靼部、阿鲁台部的辎重，但阿鲁台却闻讯远遁。朱棣在回师的途中，顺带收拾了已经归属明朝却和鞑靼勾结的兀良哈部，可以说是出一口气。

朱棣五次北伐图

这样接二连三、兴师动众的“北伐”，既严重损耗了明朝的国力，受到包括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人在内的众多官员的抵制和批评，夏原吉本人也因此下狱。但是在朱棣第五次“北伐”班师的时候，他去世之前终于说出了自己的一句心里话，说：“原吉爱我！”这个原吉就是夏原吉了，就这四个字，内容极其的丰富。怎么丰富法？

夏原吉像

第一，明成祖实际上是认识到蒙古问题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那到底该怎么办？并无良策。

第二，承认后面三次“北伐”，只是为了撑面子，实则徒劳而无功。

而五次“北伐”给子孙后代所留下的遗产，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

第一，在一段时间里头避免了蒙古的大规模南下，为“仁宣之治”和“正统”时代留下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这应该说是明成祖北伐所带来的的一个果实；

第二，也造成了一个假象，一个以为大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晃晃脑袋就可以吓退蒙古人的一种假象。而这个假象，则直接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

这一集我们集中讨论了明成祖朱棣的五次北伐，它的是与非，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其不良后果。那么下一集，我们将揭示明朝在对蒙古战争中的被动的局面。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对朱棣的“五次北伐”怎么看？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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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自《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

[②]原文如下：“上率精骑冲锋，大呼奋击，阿鲁台堕马复上，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