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解》丨第十七集:五行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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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图洛书：可以参看明·张介宾《类经·类经附翼卷一医易》。对于《河图》则曰：伏羲氏王天下，龙马负图出河，其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则之，以画八卦。对于《洛书》则曰：大禹治水，神龟负图出洛，文列于背。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于中。禹因第之，以成《九畴》。《协纪辨方书卷一·本原一》：河图：一六为水居北，二七为火居南，三八为木居东，四九为金居西，五十为土居中。北方水生东方木，东方木生南方火，南方火生中央土，中央土生西方金，西方金生北方水，此五行相生之序也。洛书：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一六水克二七火，二七火克四九金，四九金克三八木，三八木克五中土，五中土克一六水，此五行相克之序也。《协纪辨方书卷一·本原一》已然把河图洛书的大秘密给说透彻了。可是总有一些人愿意把一些简单的道理说得玄而又玄的，把它推向一种不可知的领域，我不知他们的意图。难道也要愚民？不如此的话，为什么偏要把“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易简易知之“道”推向不可知、神秘不可行的状态呢？人生在世，无非就是利用物性，趋利避害，说得明白些，就是利用五行的相生相克办事。《黄帝阴符经·上篇》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认识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办事，人生不过如此而已。《周易·系辞传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焉。”以五行类分天下事物，而后运用生克关系，推动事物向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这其实就是《易经》的总纲，不传之秘！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还不是天地之间的大奥秘吗？

无论是辅助刘邦的韩信的《汉中对》，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羽翼刘备的诸葛亮的《隆中对》，它们都是客观分析时势、世事，考校敌我短长优劣，从而制定的“趋利避害”、有利于我方发展壮大、平定天下的极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科学性（所谓科学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特性，就是古人所谓的合乎“大道”的特性，即不“逆天违道”、“大逆不道”、“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策略。顺之而行，世事发展就按部就班，似乎都处于韩信、诸葛亮这些人的掌控之下了，当真是运天下于股掌之间一般，事态发展是这样的神奇，能怪世人皆曰此等人为神人吗？“神机妙算”，如有神助，吉人天相。然而真实情况却是：他们这类人是深通阴阳造化，熟谙五行生克，天地在我胸，三才了然知的“得道”的人。因为他们认识掌握了大道，所以运用起客观规律时就有条不紊、从容不迫、闲庭信步一般，主动权在握，所以他们“攻敌之所必守，守敌之所必攻”，一切都向着有利于他们既定的方向发展，所以就有了后来的一统天下、三分天下的结果。明末清初名医的喻嘉言在他的医案名著《寓意草》开篇即写下“先议病后用药”并立下“议病式”，首创此论，堪为医中的《汉中对》、《隆中对》。如果能够细细研读《寓意草》中所记录的神思妙品医案，自能体悟“马前炮”的“先发制人”的神异。喻先师的“九死中求一生”、“痛为佳兆”、“金伐木荣”等等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思维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维宝库！为医者，岂能错过堪为医中《汉中对》、《隆中对》的《寓意草》而不读呢？

围魏救赵：魏将庞涓帅重兵围困了赵都邯郸，赵危在旦夕，求救于齐。齐当如何处之？齐之智囊孙膑开出的处方是：舍赵都邯郸于不顾，率军直指魏之国都大梁。结果，邯郸之围立解。《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载：“孙子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击。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孙膑不愧是个战略家，一言出口，惊天动地。“解杂乱纠纷”、“救斗”就一定要“控拳”、“搏击”吗？意为解救乱纷揪斗，就必须亲自操家伙、捋胳膊、挽袖子上吗？“批亢捣虚”是孙子军事思想的中心、灵魂，它的要点在于目的是要“批亢”，但是运用的手段是要有智慧选择的：显然直接去“批亢”所付出的代价要高，并且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而通过“避实击虚”去“攻敌之所必守”的薄弱环节----“捣虚”以“批亢”呢？必然会事半而功倍，因为什么呢？“形格势禁”，也就是形势格禁，对方必然要回守的，那么自然是“则自为解耳”。其实在孙膑作出进攻在大梁的决定时，胜利的天平已经就倾向齐国了。这是战略思想的胜利，是思维的胜利！因为孙膑抓住了战争的脉搏，主动权在他掌握之中。看似简单的“围魏救赵”一计，包含了《孙子兵法》的最高精髓思想，说它是浓缩的《孙子兵法》也不为过分，它集中体现了《孙子兵法》的灵魂，是《孙子兵法》的最灵活运用。它包含着《孙子兵法》思想中的“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抓“先手”、抓主动权的思想，包含着“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的奇正相互转换的思想，包含着“攻敌之所必守，守敌之所必攻”的思想，包含着“以逸待劳”的思想，······包含着“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崇高的中华民族特有的军事战略思想。在《三十六计·围魏救赵》中的按语为：“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较为贴切的注解了孙膑的高级军事战略艺术。孙膑的高级军事战略思想，是孙膑留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的、用之不竭的思想财富。

铁铉、盛庸守济南：1400年（建文二年）六月八日，燕王朱棣叛军兵临济南城下。第一回合，朱棣令人一封劝降书射进城中。铁铉回信一封《周公辅成王论》回敬。可谓对证良方。之后进入三月围攻战。不克。朱棣掘黄河水灌城几陷。铁铉诈降诱骗朱棣，朱棣几乎死掉。恼羞成怒，炮轰济南城，岌岌可危。几乎无计可施，不想铁铉、盛庸将朱元璋画像及大批朱元璋神主灵牌悬挂于城墙之上，朱棣无计可施，有炮难发。史载“燕王愤甚，计无所出”，可见何等窘迫难堪。九月四日，燕军解围去。泉城济南百姓称铁铉为“城神”。铁铉的成功，多少可以给那些战争惟经济力量、武器先进论者一个响亮的回答。战争惟经济力量、武器先进论者其实是一伙软骨头，不过是拿经济力量、武器先进论作他们的遮羞布罢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等那一战是惟经济力量、武器先进论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一战是惟经济力量、武器先进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战无不胜的中华民族的杰出军事思想。思想是不可战胜的！朱棣对阶下囚的铁铉百般折磨、终于凌迟处死，甚或尸骸骨殖也被油烹，但即便如此燕王也并未从精神上战胜铁铉。

中医治病所云的“开方”。“方”字大有意趣。可遵刘力红《思考中医》：“方”谓何？《易·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焉。”“方”是用来聚那些有相关类属的事物的，一旦用“方”来类属相关事物，就很自然的流向“五行”的规范中了，这样互相之间就有了“相克相生”，“吉凶生焉”也就水到渠成。《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论第五》：“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忧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燥伤皮毛，热胜燥。辛伤皮毛，苦胜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骨，湿胜寒。咸伤骨，甘胜咸。”《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第四》：“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南方色赤，入通于心。开窍于舌，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西方色白，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北方色青，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第二十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温食、热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静。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炱热食、温灸衣。肾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肾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静。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脉，乃可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者，有辛、甘、酸、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藏变随五味所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第五》：“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第二十五》：“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德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黄帝内经》的许多篇目都从各个方面叙述了不可竭尽的五行类属，相克相生。真真是“五行”大罗网，收罗殆尽。人身“小天地”，“一行”不正，则病生，“小天地”的运行则失常。为了使这个“小天地”运行归于常态，就需要“五行生克”来调理顺畅的，“开方”顺理成章，大具真义。“开方”就是运用时空中的相关因素来使人复其常态的，几味药物的处方不过是一端而已。明·吴承恩《西游记》中“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压猴王”的情节不过是对人生天地间，都逃脱不了阴阳五行八卦的影响、受它生克锻炼约束的形象化描述而已。

刘力红氏论“五行”时说：“五行就是阴阳的不同状态。阳气处在生的状态就叫木，处在长的状态就叫火，处在收的状态就叫金，处在藏的状态就叫水，而生长收藏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土。”他提“阳”不说“阴”，但“阴”自在其中，定性“土”尤为得其真味。《黄帝内经·素问·玉机真藏论第十九》：“诸真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五藏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藏也，故曰死。”脾胃是相表里的藏府，“脾为胃行其津液”。胃主受纳水谷，是五藏六府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没有脾胃之土参与的脉，无“从容和缓”之意，是为“诸真藏脉也”，也就是没有加上“五”这个中土之数，所以“人无胃气则死”。 《黄帝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第二十九》：“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藏府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明·张介宾释之曰：“阳明者，太阴之表也，主受水谷以溉藏府，故五藏六府之海。虽阳明行气于三阳，然亦赖脾气而后行，故曰亦也。三阳者，即六府也。”点明了脾胃表里一体性，共同奠定了人体“五行”的“中土”。《黄帝内经·素问·平人气象论第十八》：“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长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夏以胃气为本。”“秋以胃气为本。”“春以胃气为本。”“长夏以胃气为本。”“冬以胃气为本。”不厌其烦的到了聒噪的地步，无非是在强调“胃气”对于人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生”数不加中土的数“五”能“成”吗？！此即中医所论的“后天之本为脾（胃）”的渊源。汉·张仲景在《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中说：“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真可谓知《内经》之奥！金·李东垣在他的巨著《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论道：“历观诸篇（他辑选的《内经》中有关脾胃的篇目）而参考之，则：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东垣真是知源的人，是以“脾胃论”之创，为中医理论大厦中极为闪光的基石，昔人云“东垣先生之学，医之王道也。”诚不为过，良有以也！以上所述，只是想说“五行”中的“土”在中医的临床辨证中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有悠远的文化内涵的，能够直溯源到河图洛书、大衍之数。中医处方时几乎方方不离“九土之精”（梁·陶宏景语）的甘草，也是有所本的。一般所论的甘草“调和诸药”，显然不如说它顾护胃气为好，得其要领。能知“治病就是治中气”可得医中三味。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共计一百一十三方（佚失一方，实为一百一十二方。），用药涉及九十六味，此一百一十二方中有甘草的方剂占到六十八个，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比例，用甘草可谓博而广也，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顾护脾胃之气的用意显然矣。临床上许多中医师一说到甘草，就会说“国老”、“调和诸药”，或者进一步说“帝王之师”。漫言说来，是何所意所指呢？人问及几乎方方俱用甘草原理时，大多曰：“调和诸药。”果如是之浅薄乎？大多数情况下，问答到此为止，结果是：你姑且这么一问，我姑且这么一说，如此而已，没人深究的。仲师良苦用心，被人丧失殆尽。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卷之四十八·虚损门·升阳益胃汤》曰：“举世惟知补气，殊不知甘能生血，此阳生阴长之理，故先理胃气。人身中之阴阳百脉，皆以谷气为本，经云‘失谷则亡’，从可知矣。”徐氏之语，可谓要言不烦。“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见《荀子·劝学篇》）圣哲微言大义，漫不经心时，虽耳提面命，三令五申，也是苦心枉费，耳边风而已。躁扰不安，无所用其心，心忙忙而无所住，何能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