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解》丨第二十集:病解(一)

病谓何？一个医者，为人治病，倘不知病为何物，不是很严重的事吗？查《辞海》，其释为：病：① 失去健康的状态。如：患病；病态。也指害病。如：他病了。② 瑕疵；弊害。如：疵病；弊病。③ 害。如：病国病民。④ 病加重。《仪礼·既文礼》：“疾病外内皆埽。”郑玄注：“疾甚曰病。”⑤ 困乏：疲惫。《论语·卫灵公》：“从者病，莫能兴。⑥ 担忧；患苦。《礼记·乐记》：“病不得其众。”《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⑦ 不满；责备。《国语·晋语三》：“舅所病也。”韦昭注：“病，短也。”《礼记·表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郑玄注：“病谓罪咎之。”⑧ 恨。《左传·文公十八年》：“专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杜预注：“言不以父刖为病恨。”从解释总体看来，这“病”不外乎肉体及精神两方面。肉体、机体失去健康的状态，自然包括“过”与“不及”两种的状态，“过”与“不及”都属于失度的状态。“过犹不及”、“不及犹过”均属不正常，也就是阴阳的运行状态出了偏差，不能相配了。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所谓的“偏阴偏阳之谓病”，这说了个大概。彭子益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原理上篇》所说的“运动圆，则五行融合，只见中和，不见五行。五行一见，便失中和，便是病了。”揭示了阴阳五行运动失其“中和”即所谓病的本质内涵。不从“道”的高度认识“病”是不可以的。所以“失去健康的状态”就是“病”，极简明。精神状态的“过”与“不及”则扩展、发挥了“病”的应用范围。神医华佗说曹操的“多疑”就是“病”，谁曰不可呢？

西医给出的疾病的定义：疾病是机体在一定病因的损害性作用下，因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在多数疾病，机体对病因所引起的损害发生一系列抗损害反应。自稳调节的紊乱，损害和抗损害反应，表现为疾病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可使机体各器官系统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障碍，从而引起各种症状、体征和行为异常，特别是对环境适应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所以疾病有如下基本特征：一、疾病是有原因的。二、疾病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三、疾病时，体内发生一系列的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变化，并由此产出各种症状和特征。这是我们认识疾病的基础。四、疾病是完整机体的反应，但不同的疾病又在一定的部位（器官或系统）有它特殊的变化。五、疾病时，机体内各器官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和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受到破坏，机体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降低、劳动力减弱或丧失，是疾病的又一个重要特征。简单的定义为：人体正常形态与功能的偏离。疾病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定义。

无论传统的国医，还是当今发展飞速的西医，它们的主体研究对象都是人、病，这是不能否认的。所以，尽管使用的语言、研究的方式方法有不同，但是针对着的是同一个目标，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的，它们从本质上揭示出来的深刻认识一定是“英雄所见略同”的，那个藏于背后的“道”是唯一的，是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与截然的相悖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们非得要从二者中选出一个科学、一个不科学呢？世界本就是是多姿多彩的、纷繁复杂的，尽管“道”是不二法门，然而体现“道”的精神的形式并非唯一。佛有三十二种宝相、瑞相，非得说那一相是唯一真相是枉然的苦心，不是真有所得。正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疾病是有原因的。外感则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为病，内伤则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所发，合之所谓十三因也。疾病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仲景的伤寒六经辨证体系、吴鞠通总结的温病营卫气血、三焦辨证理论，正是探求疾病发展过程规律的。疾病时产出的各种症状和特征是我们认识疾病的基础。中医的“因病（证）求因”也是如此认识疾病的。总的说来，医无分中西，大体是合拍的、不抵牾的。

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方上·伤寒例第一》中说：“论曰：《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道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时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是谓岁功毕矣。天地尚且如然，在人安可无事？故人生天地之间，命有遭际，时有否泰，吉凶悔咎，苦乐安危，喜怒爱憎，存亡忧畏，关心之虑，日有千条，谋身之道，时生万计，乃度一日。是故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疫，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则病无所侵矣。然此病也，俗人谓之横病，多不解治，皆云日满自瘥，以此夭枉者，天下大半。凡始觉不佳，即须救疗，迄至于病愈，汤食竟进，折其毒势，自然而瘥。必不可令病气自在，恣意攻人，拱手待毙，斯为误矣。”

清·孟今氏著的《医医医》卷二说：“人生富贵不可必，神仙不可求，而疾病则可却，圣贤亦可为也。古今天下之病，推而广之，不知几千万种，而一证又千头万绪，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诚不易言医治。约而言之，又不过外感、内伤两病。外感则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气为之，内伤则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所发，合之所谓十三因也。然人能慎起居而适其寒温，自可以却外感，且外感除伤寒两感、温疫四感与中风之直中藏者，则俱可以不死，而世之多死于外感者，皆医药误之也。内伤则无不死者，何也？本非草木无情可治也。间尝窃论神农、黄帝、岐伯、仲景为外感之国手，若内伤则孔孟为国手，降而宋儒、明儒，旁及老庄、佛氏亦内伤之好手，其书千言万语，莫非治人性情，洵为内伤良药。惜古今天下人无一善读而觉者，古今天下医更无一梦见而觉者，故死于内伤者又不知何限。今特为世界医界大放光明，如此于岐景孔孟之书以及各大家诸大儒之语论一一寻绎，融会深长思之，则外感、内伤无不毕知矣。明儒吕新吾先生有曰：以淡食为二陈，以寡欲为四物，以清心省事为四君子，无方之药，不名之医，取诸身而已。旨哉斯言，庶几与吾不谋而合，惟惜阐发未尽耳。吾尝于内伤之证，辄先以言语之药为治其情，并属病者，以情治情。无如皆以为迂腐，不但不服此方，且非笑之，而惟乞灵于草木，曷可得也？”老先生于《医医医》卷三中又谆谆曰：“病有万端，其实外感、内伤两病，再推广之，外感不过六淫之气，内伤不过七情之害，所谓十三因也。治外感则岐景为国手，治内伤则孔孟为国手，降而宋儒、明儒，旁及老庄、释迦，古今大词章家（自按：诗古文词佳者，大可感发人之志气，宣畅性情，时一为之，亦足抒写郁抱）。它如各国诸哲学家亦皆治内伤好手，学者诚能祖述岐景，宪章孔孟，旁及诸子百家，则外感、内伤无不毕治。此虽创论，实是至理。圣贤千言万语，无非使人节制性情，发抒性情。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而万物育，又何有七情之害？《论语》二十篇孔圣答诸贤之问，莫不各就其性情之偏而医之。《孟子》七篇，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如耻之莫若师文王，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喻，心不若人则不知恶之类，亦皆因其所病而医之此非孔孟治内伤之圣剂哉？类推者不可殚述。奈世人皆不知服此等药以为自治而入圣贤之阶，有内伤者仍不肯服此等药以为自治其情之剂，而惟乞灵于草木。不知草木之品，神农、黄帝、岐伯、仲景所以治外感也，若内伤则必服圣贤语言之药，以情治情，自为节制，或藉草木之品，聊与宣通血气，始为治内伤者之至良法。医者苟能预诸此等良方，遇内伤者即以投之，内伤者如能顺受其治，则世界自无不治之内伤，且皆以自治而入圣贤之途。”老先生深感当时国事日衰，于是“伏愿圣人在上，起百代之衰，振千秋之业，通一贯之道，开万世之利”（见《医医医》卷一），忧国、医国之心眷眷。

“精神”、“灵魂”世界的健康是判断一个人健康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个高层次的标准。拥有健康的身体，却不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那他的人生也是病态的。相反，一个人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人，即便疾病缠身，他表现出来的人生却是奋发向上、阳光明媚的。所以拥有健康的体魄才是真正健康的关键。《论语·述而》：“子之所慎：齐、战、疾。”能够让孔老夫子慎重对待的东西，居然就有“疾”，且重要到了与“齐、战”相提并论的地步。傅雷先生在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译者献辞》中说：“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要在你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能够做到“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那么精神世界就必然健康向上。同样是傅雷先生在书中的《译者弁言》揭示出真正人生的大基调是“创造才是欢乐”，“创造是消灭死”。梁启超先生也说过一段话：“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论语·子张》中“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汲取古圣先贤智者的智慧，树立我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于我们的健康，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