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 武黎嵩 | 独尊儒术：民间教育机构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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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今天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大家在中学课本里面都已经学过，那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的“独尊儒术”，就是儒生把自己的教育系统绑在了国家的选官系统之上。我们的理解好像儒学是被汉武帝特殊挑中了，要用它来统治整个社会，这是我们对于“独尊儒术”的理解。可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观点，要颠覆大家的这种认识。就是儒学作为秦汉时代的传统学术，就是儒学在秦汉人眼里，就是古典学问；不是今天人认为儒学是古典的学问。在秦汉人的眼中，儒学就已经是古典学问了。当它被推向历史的舞台，推向了独尊的位置，它依靠的是什么？

儒学不是被皇帝选中，而是这个学派，它的一些特质，使得皇帝不得不跟儒学合作。那么儒学的特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儒学它在先秦到秦汉时代，它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它利用古典文化进行文化教育；它独霸了西周以来的所有的旧传统。所以，因为它掌控了教育资源，皇帝为了建设一个文官政府，就必须跟它合作。同学们，这里我要说一下，大家的很多知识都来自于哪里？都来自于教材。我想，我们很多对于名人、名言、小说、古诗词，大家记得最清楚的，都是我们小学课本上、中学课本上学过的。同样，儒学之所以力量大，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教材，掌握着战国、秦汉的教育命脉。

首先我们看到，战国到秦汉时代，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儒生。我们回顾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我们会发现，道家有老子和庄周、慎到；法家有商鞅、韩非、李悝、吴起；兵家有孙武、孙膑；名家有惠施、公孙龙等等。我们看到的这些思想家，都是一个一个伟大的个体。可是当我们审视儒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除了孔子、孟子、子思、曾子这些个体的儒者之外，他们背后，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一个群体性的、儒学的学术集团存在，动辄上百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记载，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的学生（澹台灭明），他的再传弟子就有300个；《孟子》的《滕文公》篇记载，说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说孟子出门的时候，后面跟着几十辆车，几百人在后面跟着；汉朝初年，叔孙通降汉——叔孙通是秦的博士，在汉朝建国之前，他就投降了汉朝，说从弟子百余人，他有100多个弟子跟着叔孙通一起投降汉朝了；秦始皇封泰山，因为不知道封泰山该采用什么礼仪，就从齐鲁一下子就征来博士70多个人，就征来了儒生70多个人；而汉朝初年，比如说鲁地的儒生申公，他有弟子千余人。所以我们看到，儒学不是一个一个地在战斗，而是存在一个掌握儒家经典，教授、解释、发挥、传播，甚至在组织学生，在乡里和社会中践行儒学道德要求和礼仪规范的这样一个教团，它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些儒生，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以及他们这样生活带有着哪些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学生当中主要有两种思想倾向的人，我们分别把它叫做“用世之儒”与“传经之儒”。所谓的用世之儒，我们讲过，孔子的学生，像子路，像子贡，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是经营商业，或是辅佐诸侯；孔子的弟子子夏，孔子的学生曾子，他们分别教出了李悝和吴起这样的学生，而李悝和吴起没有再成为儒生，他们也去服务于诸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把这种儒生叫做用世之儒。

可是用世之儒的结局好不好呢？似乎不太好。因为大多数用世之儒是孟子的后学，而孟子的后学，在秦焚书坑儒的时候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东汉的学者赵岐在《孟子题辞》就说“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到了秦朝，焚书坑儒，孟子的这些后学就被一网打尽了。秦的反传统使得“用世”一派的儒生，也就是利用儒家经典为朝廷服务的这些儒生遭到摧残，其人亡，其学散，其术灭。

可是儒家还有另外一种儒生，他们是专门从事教育的这种儒学集团。我们看到战国时代，人们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儒家学派的人，都能吟两句《诗》、《书》，所谓的《诗》、《书》，就是《诗经》和《尚书》。《诗经》我们今天看到有305篇，是包含了风、雅、颂，过去学者认为《诗经》主要是风，是民间社会的，其实不是这样。《诗经》的《国风》也是反映了贵族生活，比如说《诗经》的第一篇，“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普通的老百姓家里是没有钟、鼓的，所以《诗经》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贵族生活的反映。那么《尚书》呢，主要是记载古代帝王和公卿的重要的讲话、命令、文诰。所以《诗经》和《尚书》反映的是西周以来王国政治和贵族生活的经典。这种儒家经典实际上是作为公共话语，成为人们言说和树立价值尺度的依据。

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学两句、说两句《诗》、《书》呢？他们的老师是谁呢？我们可以想见，春秋战国时代，当诸侯国这种控制力向民间下降的时候，民间的老百姓通过私人的学习（我们把它叫做私学），获得知识、获得技能。这种私学可以是学习工匠、学习技术，也可以学习兵家、道家这种思想，而更主要的是，首先要学习认字，要学习从一个不认字的人变成一个掌握文字、掌握文化的人。

那么战国时代有没有识字课本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战国时代是没有识字课本的。那么战国时候的人是靠什么来识字呢？我们猜测，根据《论语》里面孔子说“小子莫若读书”、“多识鸟兽虫鱼之名”，我们怀疑《诗》、《书》，尤其是《诗经》就是战国以来，儒家用来从事民间教育的这样一个“识字课本”。那么人们要想识字，就要读《诗经》，读《诗经》，识了字了，就必须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见，儒学正是利用这种教育的形式，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贯彻到民间。

正是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中国有这样几部字典，分别叫《仓颉》、《爰历》、《博学》，这些字典都是出现在秦汉之际，准确地说，都是出现在秦焚书坑儒之后。我们大胆地想象一下，从战国以来，秦最早由商鞅提出了禁绝《诗》、《书》，那么禁绝《诗》、《书》就是要禁绝人们利用《诗》、《书》上的价值尺度批评政治。那么继承商鞅的想法的，有韩非。他们认为所有和教育、学问相关的内容都是儒家笼罩下的，要想打破这个樊笼，就必须清除儒家经典，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学术系统，这个学术系统，秦朝把它叫做“以吏为师”，就是用官吏来做老师。

在秦统一之后，他们就非常贸然地施行了这样一个以吏为师的传统，可是问题来了，《诗经》和《尚书》被秦禁了，普通老百姓怎么识字呢？识字的字书没了。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李斯、赵高等人纷纷开始编字典。传说《仓颉篇》就是秦丞相李斯所作，《爰历篇》就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篇》就是秦太史令胡毋敬所作。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字典的编制和秦统一文字有关，而我们看到，汉朝初年，这些闾里的书师，把《仓颉》、《爰历》、《博学》三篇，60字断为一章，一共是55章，称为《仓颉篇》，主要不是用来统一文字，而是用来从事民间对一般老百姓识字的教育。

我们可以认为，在秦汉之际，秦在消灭了儒家的这种教育传统之后，它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教育系统，那么这就是以“字书”为认字课本的教育系统，结果我们都知道，非常可惜，秦焚书之后没多久，这个朝代就灭亡了。它以字典为教育的系统并没有贯彻多久，而儒家的《诗》、《书》传统死灰复燃！我们看到汉朝初年，刘邦的第四个弟弟叫刘交，好书多才艺，他是荀子的再传弟子，他本人就喜欢《诗经》。汉朝初年的很多学者，都是儒家教育系统里面教育出来的学者。所以伴随着秦的灭亡，儒家以《诗》、《书》为教育的教育系统再次获得成功。

可以说，儒生当中这种不问政事、以民间教育的权力来构建自己在民间权威的这种传经之儒，使得他们获得了和用世之儒不同的生活空间。他们在民间从事教育，民间的教育权反过来让他们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独立的生活态度，两者相得益彰。他们利用自己的教育权威，重构了民间社会里面对于儒学的认识，可以说这种系统，近乎以封闭的态度，直面战国秦汉时代的社会变迁。

《史记·儒林传》记载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汉高祖刘邦已经消灭了项羽，最后一个城是鲁城，还没有打下来——这个鲁城是项羽最初的封地，等到刘邦带着士兵把鲁城包围起来的时候，他就听到鲁城里面的儒生照样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刘邦就非常感慨，没有强攻鲁城。可见，这些传经的教育知识分子，完全不计外部环境的恶化，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以教育为职业，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以这种庄严和自信的态度来面对社会的变迁。 

经学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和秦系的教育系统就不同了，它不仅仅是识字和知识的教育，它还可以提供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和原则。而且由于学习的课本主要都是《诗》、《书》，是西周时代的贵族文化典籍，也就为学习的内容注入了古代贵族文化的恢弘气象。所以一边教育、一边培养这些读书人的宏伟理想，这如长河落日般绚烂而壮丽的感染力的儒家经典，就成为了学者们想象当中的未来空间。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代，当黄老之术已经走到尽头，国家要重建官僚制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选拔官僚首先要选拔有文化的人，而有文化的人哪里来呢？有文化的人都是儒家这些知识分子，在民间教出来的。可以说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不是汉武帝要选择儒家的问题了，而是面对整个知识集团，只要想和知识集团合作，他必须跟掌握了教育资源的儒家合作。

所以独尊儒术的背景是什么？独尊儒术的背景是，掌控了整个民间教育集团的儒生，最后获得了皇帝合作的offer。可以说，独尊儒术的过程，是儒者在民间经营了三四百年的民间教育获得的成功；而儒学也很聪明，他们把自己的教育系统绑在了国家的选官系统之上。国家你想选官吗？你一定要选受过教育的人；那这个受过教育的人哪里来？那这个受过教育的人一定是受过我们儒家教育的人。

所以，无论是汉代的荐举制度，还是唐宋以后的科举制度，要想成为国家官僚，首先要接受儒家的教育。儒学不是通过其它的方式管控整个知识集团，它通过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教育系统，和国家的选官系统绑在一起，这一绑，就绑到了1905年，直到清朝宣布“废科举”，儒家的教育系统才和国家的选官系统解锁定。

所以说，儒学的成功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儒学在民间沉潜了数百年之后，向皇帝的一次叫板和摊牌；而皇帝在选择镇压了社会所有的力量之后，最后决定和知识精英合作，而这个知识精英就是来自儒者集团的这样一批人。汉朝经历了五六十年的缓慢换血，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时代，官僚集团当中已经基本上都是儒生教育出来的这种士大夫阶层，所以汉朝也逐渐地儒家化了。到了整个东汉时代，社会风尚已经完全成为儒家理想当中的社会风尚，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东汉。

好，这一回就讲到这，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听了这节课，你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什么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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