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仇鹿鸣 | 党锢之祸：分裂局面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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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与喜马拉雅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由我为大家主讲魏晋大变局。

上一讲我们讲到，在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循环中，东汉的政治日益腐败，卖官鬻爵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连三公，就是相当于宰相的高位都可以行贿来获得。这种现象，招致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激烈批评，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当时人将这种批评政治的风气称之为“清议”。范晔《后汉书》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①]。所谓“国命委于阉寺”，就是说国家的权力被宦官所掌握，而士大夫羞于与之为伍，大家都纷纷起来议论政事，品评人物，形成了东汉“清议”的风潮。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所讲的，“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其实便是指这一时期政治的腐败。

清议的核心是品评人物，议论政治得失。直到现在，中国都可以说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他官做的大小。但在汉末清议的环境中，一位士大夫的声望和品行，并不是由他的官位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有没有得到清议的肯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②]，汉末士人勇于批评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历来受到非常高的评价。

清议刺激产生了一套与官方评价不同的人物评价标准。当时敢于反对宦官或者德行高尚的人被称为“清”，得到士大夫的推崇；宦官和因为依附官宦而掌握权力的官僚，虽然身居高位，却受到士大夫的鄙视，被视为“浊流”。在清议中，被士大夫评价最高的人物，根据他们的德行与才能分别被标举为“三君”（“君”就是“君子”的“君”）、“八俊”（“英俊”的“俊”）、“八顾”（“照顾”的“顾”）、“八及”（“及时”的“及”）、“八厨”（“厨师”的“厨”）等名号，比如，什么样的人能够被称为“君”呢？《后汉书》中便有解释，“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就是为当时人所景仰和效仿的人物；而“八厨”的“厨”字有些难以理解，其实指的是用财产周济别人的人，有点类似于《水浒传》中仗义疏财的“及时雨”的角色[③]。这些被士大夫所推重的清议领袖，一方面批评政治的腐败，另外一方面积极打击宦官及其党羽。

党锢之祸的爆发，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有一个叫张成的人，依附于宦官。据说张成善于占卜，能够预知未来，他预测朝廷很快就要大赦天下，故意纵容他的儿子杀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逮捕了他之后（“河南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不顾赦免的命令已经下达，仍旧把他杀掉。李膺是当时人景仰的士人，被称为“天下楷模李元礼”。于是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结党，诽谤朝政，朝廷下达了逮捕“党人”的诏书，历史上一般称之为“党锢之祸”。

被列入党人名单的，大都是公认正直而有声望的士大夫，尽管他们遭到朝廷的追捕与迫害，但当时人仍愿意冒着危险，收留和庇护党人，“八及”之一的张俭在逃亡的路上，很多人宁可冒着被牵连的危险来保护他，谭嗣同“望门投止思张俭”[④]的名句便是化用这一典故。同样，对党人的迫害也激起了舆论强烈的反弹，当时刚刚平定凉州的羌乱，声望非常高的名将皇甫规，甚至因为自己没有被列入到党人的名单而感到非常羞耻和愤慨，主动上表要求把自己列进党人的名单中接受处分，可见人心的向背。

党锢的兴起有偶然的因素，特别是建宁三年第二次党锢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窦武与陈蕃一起密谋诛杀宦官，失败之后大规模政治清洗的产物。窦武与陈蕃都名列三君，是当时士大夫清议的领袖，因此朝廷镇压的残酷，牵连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这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宦官、士人与皇帝三者之间矛盾的激化。

“结党”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我们可以注意到，繁体字的“黨”下面其实是一个“黑”字），古人也一直有“君子不党”[⑤]这样的说法，因为皇帝制度的设计是希望大臣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效忠于皇帝本人，大臣们一旦结党，便意味着有自己的小集团，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所谓“结党营私”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等于迈出了不忠于皇帝的第一步，构成了对于皇权的威胁，因此在中国古代控告大臣结党，其实要比控告大臣“贪污”这样的罪名严重得多。

清议尽管在后人看来表现的是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骨，值得表彰，但在当时，对皇帝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秦汉以来，皇帝的统治是通过官僚制来实现的，对官员个人的升迁和贬谪是皇帝控制官僚、评价官僚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在清议的浪潮中，“清”与“浊”取代了官位的高低，成为评价士大夫的标准。试想，如果皇帝重用提拔的人被视为浊流，遭到士大夫的鄙夷，皇帝的权威何在呢？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党锢是士人与宦官的冲突，但究其实质是清议和皇权的对立。对于士大夫来说，党锢同样是巨大的打击。表面上看起来，党锢的处分并不能算重，“锢”是禁锢的意思，就是禁止党人做官（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剥夺政治权利”），但这些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很多都是出身于地方的官僚家族，东汉政权对党人的处分和追捕，使得很多地方大族产生了与东汉政权离心的倾向。因此，到了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为了挽回人心，防止党人与张角等人合谋，立刻解除了党锢的禁令。但更沉重的打击是在心理层面。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代一直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思想，到了东汉末年，已经有300年的时间，可谓深入人心，受到世人广泛的尊奉。汉末的清议，最初是按照儒家道德标准来批评政治的，本意是“反宦官不反皇帝”，参与其中的士人，很多有着非常好、甚至严苛的道德操守，他们无疑希望皇帝能够按照儒家的理想来治国，抛弃宦官，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最终，士大夫发现皇帝竟然站在了宦官一面，士人的道德理想一下子破灭了，而维持这种道德观念的儒家意识形态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失去了对士大夫的吸引力，后来玄学、清谈兴起，士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⑥]，放浪形骸风气的出现，都与此有关。成汤、周武王、周公、孔子都是儒家学说中的圣人，在汉人眼中是不能够被非议的，但是在清谈的时代，这些人也可以被讨论，这个其实就意味着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

此时，我们发现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汉末魏晋时，人们经常论辩的一个话题叫做“君父先后”论，就是皇帝和你的父亲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站在哪边？这个题目带有一点伦理学的色彩，有点类似今天网络上流传的经典段子——“当你的妈妈和你的女朋友同时掉在水里的时候，你先救谁？”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困境的隐喻，大家的看法也各种各样，并不统一。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话题能够成为公众性的话题，背后反映出来的实质是什么呢？在士大夫看来，国家和家族的利益是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到这个时候就要选择继续忠于朝廷呢，还是选择维护家族的利益？但是早先，士人是没有这样的焦虑，汉代选拔官员强调“求忠臣于孝子之家”，因此，汉代察举制基本的名目叫做举“孝廉”。孝，我们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品质，和你做官的能力没有关系，但是这是汉代人考核官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在这一观念中“家族”与“国家”是一致的、同构的。但到了此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家与国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我们经常讲，后来的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往往注意保全一家一姓的地位，而缺少忠诚于朝廷的观念，这是士族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而这种“先家后国”的转变，其实可以追溯到汉末，党锢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可能并不能算是非常重要，但对于士大夫心理层面的打击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维系两汉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也是之后长期分裂局面形成的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

今天我们讲了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的局面下，士大夫纷纷起来批评政治的腐败，形成了清议的风潮。但后来遭到了宦官的诬陷，形成了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在思想层面上冲击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原有意识形态的瓦解，成为之后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深层次原因，下一讲我们将为大家讲一讲其他分裂因素的形成和影响。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东汉末年是一个宦官的大舞台，例如“十常侍”等，他们插手政治，对士大夫的实际利益形成了威胁。那么除了文中提到过的十常侍，你还知道哪些历史上有名的宦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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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后汉书·党锢传序》。

[②]详见《诗经·郑风·风雨》。

[③]施耐庵所作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人物宋江，别号“及时雨”。

[④]出自谭嗣同《狱中题壁》。

[⑤]出自《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⑥]出自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