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武黎嵩 | 用皇权推动养老问题的大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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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这一讲，我们要讲一个和汉代社会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用皇权养老的大汉王朝”。我们发现，汉朝这个社会是一个小家庭化的社会。在前几讲里面，我们多次讲，汉代是一个“五口之家”的社会，这种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养老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上古以来的氏族制度，被战国和秦帝国的“实用主义政治”击碎了，大家族一个接着一个被瓦解。庞大的氏族组织，被这种五口之家的小单元的平民社会取代了。那么，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如何生活？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反秦的浪潮中，继承了秦帝国全副衣钵的大汉王朝，在一开国便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就是用于社会保障的一个新观点。它说“本朝以孝治天下”，用孝心来治理天下。它利用皇权推动养老，可以说，这是两汉400多年政治的一个基本基调。

熟悉历史都会发现，汉代从汉高祖刘邦以后，每一朝皇帝死后的谥号当中，都有一个“孝”字：汉文帝叫“孝文帝”，汉景帝叫“孝景帝”，汉武帝叫“孝武帝”，把“孝”字写进皇帝的谥号，从汉初开始推行以“孝”治天下。皇帝把孝看成是立身成人的最基本的准则，故而帝业如何，乃文乃武，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可是皇帝作为国家的政权继承人，他的最基本的立身标准，就是要讲孝道，也就是说，皇帝要以身作则地执行养老任务。

正是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刘盈，为了彰显孝道，令郡和诸侯王国，为刘邦立了高庙，在民间选拔“孝者”、“悌者”、“力田”这一类的道德模范，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让他们专门从事教化，为民表率。据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说，汉朝初年，国家颁布了《受鬻法》，这个“受鬻”是接受，这个“鬻”其实是粥，是国家赐给的粮食，这种法律对拥有大夫（也就是第五级以上爵位）且年满90岁的老人，和一般年满95岁以上的全体老人，国家每个月赐给粟米一石，供这些老人熬粥养生。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代又规定，老百姓90岁以上有了《受鬻法》。为了表示养老，这些老人可以让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孙子免除徭役，来专门服侍对老人的生活起居的供养。所以到了东汉时代，《受鬻法》就演变成为了行糜粥的制度，就是优待老人。年龄从90岁以上就扩展为70岁以上，而这些老人，可以按照年为单位，领取国家颁发的养老的专门的粮食，叫粟米。受众扩大了，颁赐也更具有象征意味了。这时候，孝道和养老就已经弥漫了整个东汉社会。

在汉代，为了表明孝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有一部书就成了所有人的必读教科书，这就是《孝经》。《孝经》这部书可以说是来历不明，因为它是在汉代出现的，此前没有人提到过这本书。在《孝经》当中记载的是孔子为他的学生曾子讲孝道大义的一篇文章，开篇就说，“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就是孔子对曾子讲，孝是天经、地义和人伦。

汉代还流行过一段孔子的自述，他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我的志向都记在《春秋》经里了，我的所有行为方式都写在《孝经》里面。汉文帝时代为《孝经》专门设立了研究的官员，叫“孝经博士”。汉武帝时代罢黜了杂学博士，孝经博士虽然取消了，但是《孝经》和《论语》又成为汉代小学入门的必读经典。所以汉代做官的人，只要读过儒家经典，可以说都读过《孝经》。

在汉代有所谓的“七经”的说法，就是把儒家经典的“五经”[①]和《论语》、《孝经》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的必读书。而且国家在基层的学校当中，也配备《孝经》的经师专门为地方上的这些老百姓讲《孝经》。可以说在汉代，《孝经》是一部家喻户晓，无论士庶男女，人人都能背诵的一部经典。东汉，光武帝和汉章帝两次下诏书，要求“虎贲士皆习《孝经》”，也就是说，把“中央警卫团”的士兵，都要求他们读《孝经》；有的说是“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要求“中央警备军队”的士兵们都要通《孝经》。

除了经典上的保证之外，汉代的选官也从有孝行的人开始。汉代选官最重品行，号称叫“名教”，就是以名誉作为教化的旨归，而人的名誉和品行当中，最重视的就是孝行。汉武帝时代，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国家每年要求每个郡，要向中央推荐“孝廉”两个人。经过考核之后，这两个人可以作为“见习公务员”，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郎官。这个郎官被称为“孝廉郎”，“孝廉郎”是国家官僚队伍的“后备军”，而这个“孝廉”就是他在立身的上面，他要孝；他在行为当中，他要廉洁。可见，当时在选官制度上，也把“孝”作为一个人品德的基本的考察标准。

将推行孝道与选官制度挂钩，这是汉代的一大发明。那么为什么汉朝要不遗余力地推行孝道呢？这与集权帝国的治理实践有关。西汉它继承秦朝，是一个平民化的集权帝国，社会治理的单元是一个个的小家庭，甚至是自由民。自由民既有农村的自耕农，也有城市的小手工业者、小工商业者，社会保障的体系却是脆弱的。失去了庞大的家族，自由民的养老问题无法解决。我们看到，汉代的户口，甚至出现过女户，就是这个家庭，男性的主人死掉之后，这个家庭没有了支撑的来源，就由家庭当中的妇女直接成为这个家庭的户主。所以汉代是有女户的。

那么通过制度性的手段，崇尚孝道，提倡家庭养老，无疑是最简洁的解决社会保障的一个路径。在迷信“郡县治而天下安”的汉朝皇室的眼里，一个个小家庭和睦了，那么郡县自然就安定了。汉朝人笃信孔子说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说一个人如果对父母孝顺了，他就一定是忠诚的，他就对于君主会很忠心，所以汉代人讲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②]，要在孝子家里找忠臣，将人的孝道与否与这个人将来是否能够胜任为国家服务挂起钩来。

国家还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和制度保障老年人。比如说汉代，还通过“赐王杖”来保护老年人。汉文帝时代就颁布了《王杖诏书》，向年满70岁的老年人颁赐王杖，就是用青铜器铸造“鸠”的形象作为一个手杖的杖首。凡是接受王杖的人，就被称为是受到国家专门照顾的这样一个老年人群体。

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汉代彩绘木鸠杖

汉代有免老制度，年满56岁到62岁之间不等，根据你爵位的高低，老年男性即免除了徭役和赋税；到了年满70岁，受一定特殊的待遇。根据《王杖诏书》，70岁的老人接受了王杖之后，就享受六百石官吏的政治待遇。这个“六百石”是中级官吏和低级官吏之间的一道鸿沟。凡是享有六百石待遇的老人，可以在进入官府之后，不要再一路小跑，表示很战战兢兢，如果不是主动地动手打、杀、伤人，也可以免于起诉，或者不受刑事案件的牵连。普通老百姓对于辱骂、殴打持有王杖的70岁以上的老人，要以“大逆不道”的罪判处死刑。

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河平元年（就是公元前20年）前后，在汝南郡的西林县，有一个叫“先”的老人，他年满70岁了，受赐一根王杖，结果他在某天受到了县里面的一个游徼，这个游徼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安局的一个刑警队的队长这样一个身份，就受了这个县里的亭的一个游徼——吴赏这个人的随从的殴打。这个老人——先，便到汝南太守处去告发这个小官吏吴赏，太守不好判断这个案件，就把这个案件上报到廷尉府。廷尉府批复，罪名清楚明白，对于殴打持有70岁的王杖的老年人，吴赏处以“弃市”的罪行，所谓“弃市”，就是杀死之后，尸体要扔在市场上暴尸以示警戒。

由此可见，王杖在地方上，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汉时代多孝子。所以提倡孝道，以皇权督促民间养老的社会风气下，我国历史上就出现了这种“两汉多孝子”的独特的历史现象。

在民间故事《二十四孝》当中，汉文帝亲尝汤药，蔡顺拾葚异器、郭巨埋儿奉母、董永卖身葬父、丁兰刻木事亲、姜诗涌泉跃鲤、陆绩怀橘遗亲、黄香扇枕温衾、江革行佣供母，一共九个典型的案例都出在汉朝，这在《二十四孝》故事当中占了1/3还多，而且其中又以东汉人最多，这与崇尚名教、讲求孝道的东汉社会风气有关。

孝道本为人伦常情，可是为了彰显孝道，突出个人的品行，不免就演出了“郭巨埋儿”，郭巨为了养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的儿子埋掉省钱；“董永卖身”，董永为了葬父亲，把自己卖到别人家里当奴婢，这种有悖常理的极端行为，这种行为又被后世人称为叫“愚孝”。

或许，这种愚孝的行为背后已经超出了“行孝”本身，这和汉代时代因为讲求孝道，有了孝行的名声之后，有很多的社会利益会随之而来，有着关系。所以我们说，汉代尽管看起来多孝子，而人们真的能够孝顺父母吗？汉代晚期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举秀才，不知书”，举秀才的人根本不懂书；“举孝廉，父别居”[③]，举孝廉的人，父亲跟他都不住在一起，他也从来不管父亲的事情。可见，这个孝行的名声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因为利益关系的掺杂，已经不再那么纯粹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用皇权养老的大汉社会。

好，这一回就到这，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二十四孝》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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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②]见《后汉书·韦彪传》：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③]这两句传说是汉桓帝、汉灵帝时期流行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