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博施于民：孔子的人生理想

简介

探讨《论语》对当代人的启示、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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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施于民：孔子的人生理想

（五）博施于民：孔子的人生理想

子贡请教老师：如果有人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以说是仁了吗？孔子说：这哪里仅仅是仁呢？这一定是圣了！就连尧、舜都还为难以完全做到而感到遗憾呀（《论语·雍也》）！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对百姓广施恩惠，并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仅是仁人情怀，而且是圣人境界。

孔子和他的弟子颜渊、子路在讨论志向问题的时候，直率的子路反问老师：“您的志向是什么呢？”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使老年人得到安逸，使朋友信任自己，使年轻人怀念自己。这是一种以人类的安宁和幸福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具体而生动地表达了孔子“泛爱众”（《论语·学而》）的仁爱思想。这个志向也就是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问宪》）的社会理想。

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孔子把他的社会理想概括为“大同世界”。它不是纯理念化的，而是具体化的，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公”，包括财物公有和权力公有，而首先是权力的公有，它是财物公有的保证。

二是“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管理社会事务的人员，是被民众选举出来的具备贤德和才能的人。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

三是“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在“天下为公”的社会里，讲诚信、修和睦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融洽相处的体现，这种良好的关系，就是人世间的和谐。

四是各得其所的社会保障。“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人们不只是尊敬和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只是慈爱和抚育自己的子女，还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壮年人能有工作和收入，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人安居乐业。

五是一心为公的思想觉悟。“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们憎恶财产货物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却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人们憎恶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却不是为了私利而劳动。

六是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因而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以上六条综合起来，就叫做“大同世界”。

这个美好的大同世界景象，既有对原始公有制社会的描述，又有浓厚的儒家道德理想因素，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春秋末期的乱世之中，许多有才华的人选择了消极避世，而孔子却怀抱着热心救世的理想，风尘仆仆，奔走呼号。那些隐士们就向孔子泼冷水，讥讽他不识时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知其不可而为之”，恰恰道出了孔子追求其人生理想的执着坚守和坚韧不拔。

孔子不仅从多个角度表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而且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政策措施：

孔子提出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四件大事。这四件大事，记载在《论语·颜渊》和《论语·尧曰》中。一是民生问题，要粮食充足。二是国防问题，要军备充足。三是教育问题，要重视丧礼和祭礼，以此对民众进行教化，使民德归厚。四是民心问题，要取信于民。孔子认为，这是立国之本，是四条之中最重要的一条。他说，哪怕缺少粮食，缺少军备，也不能丢掉民心，丢掉了民心，必然会垮台。

孔子强调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实行德治。他继承周公的德政思想，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为政者实施领导，要靠高尚的品德，有了这样的高风亮节，就有了号召力、凝聚力，好像天上的北极星，满天的星斗都会围着它转动。孔子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都是强调为政者修养仁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重要作用。什么是为政者的“仁德”呢？在《论语·阳货》和《论语·尧曰》中，孔子讲了六个字：一曰“恭”，就是敬业，为政者要恪敬职守，尽心尽力；二曰“宽”，就是容人，为政者要胸怀宽广，待人宽厚；三曰“信”，就是信守承诺，为政者要说话算数，言而有信；四曰“敏”，就是勤奋敏捷，为政者要思路清晰，勤政为民，讲求效率；五曰“惠”，就是恩惠，为政者要给民众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六曰“公”，就是公正，为政者只有坚守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令人信服。这六个字，对于当今时代的领导者来说，也是字字重千钧。

孔子告诫从政者必须“尊五美，屏四恶”（《论语·尧曰》）。所谓“五美”，是指从政者应当遵循的五种美德。一是“惠而不费”，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施惠于民要从民众的所思所盼出发，给他们实际需要的具体利益，这样，既可得民心，又不致造成浪费。二是“劳而不怨”，就是“择可劳而劳之”。其含义，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有更为明晰的表述，就是“使民以时”，役使民众不违农时。这样，既可使政府的工程顺利实施，又不耽误民众田间劳作的时间，他们才会竭其力而无怨言。三是“欲而不贪”，就是“欲仁而得仁，又焉贪？”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作注：“贪者，有欲而常感不足。心所欲在仁，可常感满足，故谓之无贪。”从政者要把心思用到修养仁德上，这样，才不会以权谋私，贪图名利。四是“泰而不骄”，就是“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从政者对待民众，无论众、寡、小、大，都不敢骄傲怠慢，而应当安泰矜持，以礼相待。五是“威而不猛”，就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从政者在民众面前，既要庄重威严，使人有敬畏之心，又不蛮横凶暴。《论语·为政》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当政的人怎样使百姓尊敬。孔子回答说：“临之以庄，则敬。”当政者要想得到百姓的尊敬，自己首先要用庄重的态度对待百姓。本章所说的“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可以看作是对“临之以庄”的具体诠释。所谓“四恶”，是指从政者应当摒弃的四种恶政。一是“不教而杀谓之虐”。教育人是领导者的职责，你不教育他，不让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去惩罚他，杀戮他，这就是残忍。二是“不戒视成谓之暴”。你当领导，不事先告诫下属应该达到什么要求，做到什么标准，却又临时责令其拿出成果，这就是暴躁。三是“慢令致期谓之贼”。从政者先是玩忽职守，不叮咛申教，督办不力，又突然要求下属限期达到很高的要求。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作注：“缓于前，急于后，误其民而必刑之，是有意贼害其民也。”四是“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同样是给予下属的好处，就像“有司”（也就是承办具体事务的小吏）那样，过于吝啬，这就有失从政者的体统。

孔子强调从政者必须坚守“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的古训。“允执其中”，是尧把天子之位禅让给舜时讲的话，是孔子中庸之道的思想渊源。中庸之道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哲学范畴的“度”，二是伦理范畴的人品，三是政治范畴的公平。允执其中，就是指为政者要坚信不疑地把握住公平的原则。孔子把它具体化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执其两端”，就是要全面地看事物，既看到“过”的一面，又看到“不及”的一面，这样，才能做到不偏不倚。“用其中于民”，就是要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道，坚守住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样，才能处理好民众的事情。常言道，“水平不流”、“人平不语”、“不平则鸣”。孔子所说的“公则说（悦）”（《论语·尧曰》），就是强调只有公平公正，才会使百姓心悦诚服。当今时代，我们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公平、公正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

在2500年前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身为一介布衣，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他徒报大志，唯有感叹而已。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这也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的一种普遍的美好愿望。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愿望是靠不住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我们终于找到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现“大同世界”美好理想的正确途径，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这一理想的实现，不是靠某一个人，而是靠党的领导，靠法制，靠全体公民素质的提高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只要我们沿着这个治国方略前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