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人生》2 | 金理：人生路上，你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本集金句 

本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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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理，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路遥的代表作《人生》。

故事发生在1980年代早期，主人公高加林高中毕业回村当上了民办小学教师，他满意于这个既体面又能实现个人才华的工作岗位，但很可惜因为大队书记以权谋私，高加林下岗，在这段失意期间，与村里善良的姑娘刘巧珍相恋。不久机遇再次垂青，高加林重新回到城市，有了新的工作，他背叛了巧珍和城里的女孩黄亚萍发展出恋情。然而命运弄人，因为被人告发又重新被打回农村。自《人生》发表之后，关于高加林这一人物的讨论就掀起热潮：这是一位新时代的陈世美？自私的利己主义者？抑或是失败却让人同情的奋斗者？成长中的农村新人、知识青年……

其实路遥和高加林感同身受着同样的焦虑：他们出身在农村，是“血统农民的儿子”（所谓“血统农民”是指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人），可是远方世界早就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欲望，然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也就是说，非农村社会根本无法接纳这些满腹才华又理想远大的青年人。高加林的性格和选择应该放在这样的出身背景和时代背景中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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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开始，高加林民办教师的工作岗位被大队书记的儿子抢占了，高加林失业下岗，将这个悲惨的消息带回家中。当受到屈辱的时候，高加林和其父高玉德老汉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显现出历史进步性：高玉德苦苦劝说高加林不可轻举妄动，这种劝说浓缩了数千年来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存智慧——哪怕丧失尊严的底线，也要维持现世安稳；而高加林拒不认同这种方式，以强硬的姿态显示自身利益的不可侵犯。那么这种历史进步性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集体化时期，每个人的生涯受到制度性规范的限制，几乎没有选择空间。比如，成分好坏决定着个人的政治前途；出生地限定了个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显然这又和一系列的福利相关联；地区领导掌握着分配工作的大权；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穿戴什么、与谁约会、何时结婚等都有一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指导标准。与此相对照，高加林形象的积极意义正显示出一种“进取的自我”的出现（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指年轻一代以精明的、律己的、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为自我发展开辟道路，为自我争取更多选择的可能，也愿意为此付出冒险的代价，投身未知的领域。当然这一“进取”姿态依然受到各种限制，但高加林具备了这种自觉性。尽管这一“进取的自我”要到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才在社会上蔚为大观，但是高加林显然预兆了先声。

如果说，高加林觉醒了的追求意识闪烁着时代光芒，那他的追求方式则映现了时代的阴影部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细节，看看高加林身上集中体现出的“负面性”。大队书记以权谋私将高加林逐出校门，高加林自然要奋起反抗，但他选择的反抗方式却令人不安：他立即写出一封求告信给时任副师长、退伍后位居劳动局长的叔叔……也就是说，当“我”遭到权势的打击之后，乞求更加强力的权势来与之抗衡、为“我”出头。尽管这封信最终没有寄出去，但是高加林的再就业无疑是间接利用了与官员叔叔的裙带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借助这份裙带关系，高加林成了县委大院的通讯干事，但他获得这一职位的同时，是不是也有可能踢掉了另一个带引号的“高加林”呢？从高加林这段下岗再就业的人生轨迹来看，不公正的制度、或者说腐朽的“人情政治”没有终结反而不停在复制，而高加林是完全默认、领会、甚至能娴熟操弄这套伎俩为自身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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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林重回城市的短暂经历和在刘巧珍、黄亚萍之间的爱情抉择，是这部小说的重头戏。我们不妨由此切入分析。几年前，我在复旦大学一门通识课上讲《人生》，有位90后的本科生发言，说因为内容涉及到同样的爱情困惑，是否可以把路遥当年的小说和当时很流行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结合起来讨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北京爱情故事》中最让我过目难忘的是这样一个“关节点”：拜金女杨紫曦与她所依傍的富二代产生矛盾，决意与前男友吴狄重温旧梦。吴狄手握戒指在楼下等候，这时一辆宝马驰来，富二代跳出来，嚣张而自信地告诉吴狄：他只要上楼和杨紫曦说一句话，杨就会乖乖地跟他走……当杨选择重新投入富二代怀抱之后，吴狄伤心地把戒指投入湖中。目睹自己好友受辱的一幕后，站在一旁的石小猛大喊一声：“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能够干些什么！”

这是一个让我心潮澎湃的时刻：我原以为“新人”由此诞生，“逆袭”的故事即将展开……可结果让人倍感绝望，因为在我的理解中，所谓“逆袭”不仅是指底层青年“翻盘成功”，“逆袭”的要义在于“逆”这个字所宣泄出的冒犯、对抗和不认同，石小猛那句话原该表达的意思是：“你们”所掌控的游戏规则是“我们”不认同的，“你们”主导的“世界”也是“我们”不认同的，“我们”要在“你们”的“世界”之外，创造出另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和美好的“新世界”。然而最终，石小猛全身心投入到他原先不认同的“世界”中，以更为娴熟的手法操弄原先为“他们”所掌控的规则来为自身牟取利益，甚至变本加厉。这哪里是“逆袭”呢？

回到小说，从高加林到石小猛，多少年过去了，底层青年就完全只能依靠强势群体制定的规则、先前那套不合理的逻辑来谋求自身利益，这里不存在“逆袭”，反倒是固化了原先那个世界的统治性，而社会环境却无净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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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了高加林一通之后，是不是可以再为高加林找回一些同情分呢？我们以下面这个情节来分析。

那天晚上，高加林和刘巧珍接吻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短暂的意乱情迷之后，高加林马上开始懊悔，小说里是这样写的：

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巧珍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

请注意：高加林后悔的内容有两点，而这两点在他心目中是有先后排序的，他首先意识到巧珍有可能拖累自己，“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在警醒巧珍是其发展前途上的障碍之后，他再后悔“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有点不负责任。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去触摸高加林的性格：这是一个冷静而理性的人，步步为营，小心筹划，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人生作规划，不断提醒、反省自己不要走错。高加林这种冷酷而理性的性格，显然引起争论。也许感受到了舆论压力，路遥在一些场合曾经为自己和凝结着自己人生经验的高加林辩护，他说：“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路遥会将柳青的话作为《人生》开篇的题词——“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也就是说，在《人生》中，高加林的“官二代”同学们黄亚萍可以错、张克南可以错，唯独高加林是不能错一步的，他付不起这个代价，没有办法挽回的。所以当县委机关的通讯干事这个机会闪现的时候，当黄亚萍出示着两人未来美好蓝图走进他生活中的时候，高加林是不会拒绝的，唯有背叛巧珍。

这种冷静而理性的规划人生，在必要时舍得放弃先前所有的性格，在此后的青年形象中不绝如缕地出现，比如前几年赵薇导演的电影《致青春》中的陈孝正，他的名言是：“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所以我错不起。”——这活脱脱就是我们这个新时代中又一个“高加林”啊！当年在高加林那里还遮遮掩掩的生存法则，在陈孝正这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在赤裸裸的“都市丛林”中，为达目的要有所牺牲，甚至不惜以“暗黑”的方式来确保不被淘汰出局。

从高加林到石小猛和陈孝正，这些底层青年和凤凰男，在没有其它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护佑的情况下，为了出人头地，只能一面承受伤害，一面施加伤害，——真的没有其它路了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