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家》2 | 金理：面对生活危机，如何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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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理。今天和大家分享张悦然的《家》。

张悦然成名很早，当年顶着“新概念作文大赛得主”“80后写作”“玉女作家”等名号出道。今天我们回望，当年和张悦然一起出道的同代写作者，有的已经转行，从事其它职业，甚至不知所踪。

所以，尽管我们对张悦然的创作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她特别让人尊重的地方在于：文学也许是一场马拉松的事业，而张悦然恰恰具备了长跑选手的潜质，她有耐心、心无旁骛、专注于文学技艺的打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部作品写于2010年，对于张悦然的创作整体过程而言，《家》表现出某种转型的意味。

小说的女主人公叫裘洛，我们先来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她的生活状态如何？

小说第一段这样描写裘洛的起床——

她在床上躺了很久。直到时间差不多了，才套上睡裙，到客厅里打开音乐，走去窗边，按下按钮，电动窗帘一点点收拢，她眯起眼睛，看着外面红得有些肉麻的太阳。然后洗澡，用风筒吹干头发，煮咖啡，烤面包，到楼下取了当日的报纸，放在桌上。

这是非常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生活画面，看起来，物质需求早已得到满足。接下来开始收拾行李，为离家出走做准备，“电吹风，卷发器，化妆品，唱片，书籍，她苛刻地筛选着陪她上路的每一件东西，放进去，又拿出来……”这个犹豫、反复、手足无措、“放进去，又拿出来”的细节，似乎在暗示：物质需求已得到极大满足，选择的自由似乎也充分实现，但反而无所适从。

在去超市之前，因为距离开门还有半小时，裘洛读了一会书——

她坐在沙发上，把那本读了一半的小说粗略地看完。寡淡的结尾，作者写到最后，大概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虚伪的故事，顿时信心全无，只好匆匆收场。裘洛已经很久没看过令她觉得满意的结尾了，很多小说前面的部分，都有打动人的篇章，但好景不长，就变得迷惘和失去方向。

你看，像裘洛这样的小资女往往是文学青年，她们气质忧郁，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在张望自身当下的生活，“变得迷惘和失去方向”的，不仅是小说内的人物，也是小说外的自己。同时，一般来说，文学青年也拥有超乎常人的敏感。比如，裘洛发现女友割了双眼皮，居然由此推定“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在说谎”。再比如，当男朋友井宇不辞而别时，裘洛设想最多的就是背叛。显然，她对于身边的世界缺乏基本的信任感。

小说这样来描写裘洛这一天干了些什么——

10点钟，她来到超级市场。黑色垃圾袋（50cm×60cm），男士控油清爽沐浴露，去屑洗发水，艾草香皂，衣领清洗剂，替换袋装洗手液，三盒装抽取式纸巾，男士复合维生素，60瓦节能灯泡，A4打印纸，榛子曲奇饼干。结算之前，又拿起四板五号电池丢进购物车。

12点，干洗店，取回他的一件西装，三件衬衫。

12点半，独自吃完一碗猪软骨拉面，赶去宠物商店，5公斤装挑嘴猫粮，妙鲜包10袋。问店主要了一张名片，上面写有地址和送货电话。在旁边的银行取钱，为电卡和煤气卡充值。

下午1点来到咖啡馆。喝完一杯浓缩咖啡，还是觉得困，伏在桌上睡着了……

上述冷漠机械的叙述语调都在暗示读者：主人公一整天的生活都被安排在刻板的日程表上，这是多么乏味、让人厌倦啊。

通过上面这些细节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裘洛遭遇了一场生活的危机，所谓危机，并非是指物质待遇上无法得到满足，而是指精神世界没有出路。如果按部就班不作改变的话，那么未来的生活一眼可以望穿，就像小说中裘洛的女友以及老霍太太那样，只有物质而没有灵魂。看上去，裘洛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依然面临着意义匮乏的焦虑，用小说中的话来讲，她渴求出门寻找“崭新的生活”。

对于裘洛来说，内部的焦虑已经涌动而出，如何在百无聊赖中重建生活的意义，现在还需要一种来自外部的救赎力量。这个时候，地震发生了，离家的裘洛和男友不约而同地奔赴救灾现场。恰如青年批评家杨庆祥的分析：“一场历史的灾难成全了无数个体解放的渴望，……地震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现场，在这个现场里面，个体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和真实的存在感，他们不再是躲在空房间里面的可以被随时替代的虚假的主体，他们也不是被日程表和物质符号所控制的‘单向度的人’。”（杨庆祥：《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从张悦然的<家>谈起》）“单向度的人”这个术语来自哲学家马尔库塞，指的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当下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这就是裘洛们焦虑的根源所在。

我们上面所分析过的裘洛小资女性的生活，是张悦然早期写作反复出现的主题。而《家》的转型意味就在于，通过裘洛的自救，张悦然企图告别这种生活，而救赎的契机来自于一场地震。

2008年汶川地震，是张悦然这一代“80后”青年人的社会评价发生巨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此前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搜狐、新浪两大门户网站合作开展一项网络民意调查，共有3457名“80”后的前代人参与。在他们眼里，“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61.4％）、“不愿意承担责任”（53.1％）、“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64.2％）（《“80后”—— 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中国青年报》2006年4月3日）。而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对“80后”的社会评价明显趋于正面、积极，类似“感动中国”、“撑起中国的脊梁”等字眼纷纷占据媒体视野。尤其是，“80后”在救灾中的表现赢得广泛赞誉，一举颠覆先前人们对这一群体的消极认识。

这也是张悦然真实的经历与体会。地震发生后，她奔赴北川救灾现场，在博客中她非常诚恳地写道：“这场参与救援的经历，之于志愿者自己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对外界的。这更像是一段自我洗涤，洁净灵魂的路途。当他们怀着奉献和担当的虔意，在这条路途中忙碌着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正在抖落厚厚的尘埃，渐渐露出剔透晶莹的本质。”（张悦然：《在汶川之二》）

对于张悦然而言，她和裘洛们参与救灾，某种意义上是自我的救赎。其实在张悦然此前的写作中，少女出走是反复演绎的主题（比如《毁》、《霓路》等），或者出于和成人世界的无法沟通，对理想或未经历的生活的幻想，或者就是青春期没有理由的理由，这些“出走”没有明确方向，出走的女孩们恍若迷途羔羊般的流浪者，对于身处的历史变迁毫无所知，也缺乏改变现状的能动性。终于，《家》这篇小说作出了改变，张悦然笔下的青年人和一次历史性事件相遭遇，此前淹没在刻板的日常生活里的裘洛们被解放出来，成为行动的主体，在介入社会与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了救赎——这也许可以视作在宅男宅女的生活状态之外，当代青年人的又一种成长的选择。

《家》这部作品是张悦然对自身过往生活的反省，其实，不管是宅在家里，或者走出家门，人都应该有这种反省的能力，就像古希腊的哲人所说的——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