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从酬神********************

从酬神到娱人 

---中国节令文化的流变脉络（上） 

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宋英杰讲二十四节气》。

今天这一讲，跟大家聊一聊中国节令文化的流变脉络，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节日习俗是沿着什么样的思路在变化。

其实中国节日习俗的演变，从根本上说，就是从最初的酬神向娱人的演变，由谨小慎微地酬谢神，变为欢天喜地地娱乐人。

先说古人的天地观。

中国古人对天地的崇拜是始终的，尽管形式感在不断地微调。

天生、地养，我们有赖于天地。人们从未冷落和疏远这一理念。

我们把对天地的崇拜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士的层面，一个是民的层面。

民的层面，人们往往把天地具象化、符号化，体现在对天地神秘力量的膜拜和祈求。

而在士的层面，天地崇拜，并不在于崇拜哪个具象的神，而在于你内心的敬意。未必奢望什么雷神、风神、雨神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未必需要表达什么现实诉求。

既然未必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还要做那些礼敬天地的仪式呢？

按照荀子的说法，是因为：君子以为文（纹），而百姓以为神。

祭拜神灵，君子觉得这只是一种尊重和礼貌，而百姓在意的是祭拜是否管用，祈求是否灵验。

《荀子 天论》：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荀子天论》当中，有这样一大段话，意思是说：祭神求雨，然后真的下雨了。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去祭神求雨也会下雨。太阳、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人们敲锣打鼓地去营救它们。干旱了祭神求雨，有事了占卜、算卦，其实并不觉得做这些真的能求来什么，真的能有什么回报。这些只是一种纹饰，一种形式感。器物上的纹饰，并不具有功能性，只有非功能性的美感。所以君子把这些当做是纹饰一样的礼仪。但老百姓祭神的时候却把神们看得神乎其神。把敬神当做一种礼节就好，如果超出这个范畴就不好了。

所以体现人们敬畏和感恩的各种礼仪，被形容为纹饰，不是粗糙的、赤裸裸的，或许可以意指与野蛮相对的文明。各种祭神的礼仪，只是表达我们内心的一种尊敬，而不是那种有事求佛临时抱佛脚的企图心。

对于天地之神，君子敬之，小人用之。

有人在意的，只是功用，这个神对我有用我就拜一拜，那个神不灵验我就不理它。

所以君子层面的祭祀，是中国人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

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也就是说，不管是不是真的有代表天地的神灵，祭神的时候就当神灵存在。孔子强调的是我们对于天地有没有敬意。

因为天地是生之本，我们要感恩，祭祀是向神感恩，不是求神办事。敬畏、感恩并呵护长养万物的天地，不正是生态文明吗？

原来祭拜天地，后来祭祀先人。祭祀先人，也是同理。祭祖，不是要求祖宗一天到晚都要听您唠叨、帮您办事。他们的护佑，是精神层面的护佑，而不是事务层面的打理。

从广义上说，古人是将天地之间的一切现象背后的掌控者，归为神。但从狭义上说，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道，一个是神。

《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

按照《易经》的说法，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

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把握的规律，称为道；人们无法把握的变率，称为神。

比如说天气，天有不测风云，但是天也有可测风云。能够把握的规律，就是气候，春夏秋冬“循环播放”，这就是规律，是所谓的道。但一场雨，什么时候下，什么时候停，雨强怎样，雨量如何，似乎又是随机的。今年雨水多一些，明年雨水少一些。这些都是规律之外的变率，是所谓的神。

《易经》：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按照《易经》的说法，人们首先需要了解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规律。至少对季节尺度的规律了如指掌。

圣人先向自然学习，认识到纷繁背后之玄妙，现象背后之道理，并加以传授和传播，使人们理解和认同。

天行是有规律的，也就是所谓天道。而且是人们可以看得见、可以看得透的规律。在古人看来，这就是天对人的一份善良和诚意。

《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

按照《中庸》的说法，“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诚信是自然的准则，追求诚信是做人的准则。

气象上所说的信风，就是有规律的风，讲究诚信的风。

天人合一，天和人，在诚这个字上合一了。所谓天人合一，其实也就是天人合诚、天人和德。

从天气的层面来看，人们希望天气信守规律，也就是风调雨顺。

然后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以天道作为人道的法则，不要违逆自然规律。顺应，是最大的智慧。并且人也要向天一样遵守规则，规则是相通的。

所以对于自然，我们努力把握规律，这就是气候。有一年、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但同时也在揣摩不规律的天气。人们理解了规律的存在，但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规律的变化。神之力，体现在变化。天地之神，本质上就是我们对变化表达敬畏的一种载体。

神，未必是有形有像，不负责造物，只是关于“不测”的图腾。只是越到民间，才越有形有像，有具体司职的为民众“办事”的功能。神，本是起源于“不测”，代表了规律之外的所有现象。

万物有灵，即万物皆有其神奇之处，变幻莫测之性。但到了民间，它只能接地气，不能只是哲学符号，必须“会办事”。民间更愿意将万物赋予人格，所供之神，都是人格神。

上古时期，原始的天道崇拜普遍受到推崇，但西周之后，人们能力提升，不再对上天进行盲目崇拜，“敬天保民”成为周代的理政逻辑。

春秋战国时期，天人相分的思维应运而生。

也就是认为天与人相互独立，并不相互干涉，各自的规律并不存在交集。

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天是不会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天是“我行我素”的天。天不会看人的脸色，人不必待天的恩赐，顺应就是吉，违逆便为凶。

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理念引起人们的共鸣。

也就是说，天道或许很好，但离我们太远，最实际的还是信奉人道。“天道远，人道迩”，这是经典的实用主义哲学思维。

春秋时期，即使庶民，对天道的神圣性也会产生怀疑，特别是遭受天灾的时候，人们不再一味地逆来顺受，可能怨恨，甚至咒骂。

《诗经 节南山》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就是在怒气冲冲地抱怨天：

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老天爷不肯阳光普照，给人间降下如此大的灾疫；老天爷不肯遍施恩泽，给人间降下如此深重的戾气。

这时候，人们不再完全仰视天道，而是对人的价值进行重新认知。

所以春秋之后，不是“礼崩乐坏”，而是思想和仪礼体现出更鲜明的世俗性。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文意识的觉醒，各种节令当中，礼仪的核心，逐渐由调整人神关系，向调整人际关系过渡。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所以天地、先祖、君师成为自然伦理、血亲伦理、社会伦理的主导。

礼，不再仅仅是季节性的对天地的祭祀行为。礼，成为规范社会、建构社会秩序的程序化和仪式感的教化方式。

敬畏，上古时期人们对于天的心态，真的是敬和畏，是因畏而敬。有一天，不畏而敬才是更高层次的文明。

《尚书尧典》：（尧）“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尚书》当中，敬顺昊天，敬授民时，这两个敬字，体现了对天的尊重、对民的尊重，对天对人的礼敬之心。从参照天文，到参照物候，推定农时，最终形成了节气和节气的物候体系。

到了战国的时候，人们觉得礼敬之外还可以做点什么了，于是以避和驱的方式，以避祸和驱邪的方式来趋利避害。但是阴阳家为不同的节令设定了各种吉凶、宜忌，用司马迁的话说使人们“拘而多畏”，人们拘谨而畏惧地生活在万千禁忌当中。

战国时期有了阴阳五行论，到了汉代又有了天人感应说，使天神成为最高的人格化神。而天子，即天神之子在人间即可代行天神的职权。人们敬天礼神到了繁复、严苛的程度。

天人感应，使很多人将天气的异常现象，附会于人事的善恶或者得失。比如把彩虹视为祥瑞，把天灾说成天谴，算是天对我们所犯罪孽的警告。所以天灾严重的时候，皇帝都得下罪己诏。

礼乐，是先秦民俗的重要载体。但贵族的乐舞以享乐奢侈为特征，成为一种社会负担。

墨子曰：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芋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

沉溺于歌舞，对君王而言往往是败灭的前奏。所以后来在发生天气灾害或气候异常的时候，皇帝下达的各种命令当中，便包括“撤乐”，禁止娱乐活动。

天人感应学说，在漫长的岁月中误导了人们的思维，甚至悄悄渗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由于秦立国短暂，真正的文化统一是在汉代。汉武帝时期，中国本土文化性格初步形成。中国文化精神和文化体系，是在汉魏基础上的展拓。

国家统一可以很迅速，但文化习俗的育化却是非常缓慢的。国家统一以后，是漫长的文化交融和统一的过程，需要历经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的渐进推演。

中国古代节令习俗，有着上古时期“春祈、夏雩、秋报、冬烝（zhēng）” 四季祭祀的影子，以及辟邪、驱疫的诉求。在酬谢神的同时，希望娱乐人。希望通过各种节日，祈求和报答来自神灵和祖先的护佑。也希望通过各种节日，以不同于常日的欢愉，不同于常日的丰盛美食，使人们对于岁月有所期待，使人们可以有放松身心，自在、畅快的时间。

所以，中国古代节令文化的特征，是神道与人道的聚合。

好，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儿。这一讲，说的是中国节令文化的基石，也就是中国古人的天地观，包括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感应的理念。下一讲继续讲述中国节令文化，讲的是中国节日习俗的一些具体特征。欢迎您继续收听《宋英杰讲二十四节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