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李鸿宾：士庶的转变与唐朝政治文化的转轨

李老师本次9节课程相对比较有深度一些，需要费些力气来学习。如想听“通史”版本，可直接前往【6月特辑】标题收听李老师重新录制的9节课程。祝各位学习愉快！

唐朝大族的兴衰 

正如上面讲到的那样，中古时代中国的社会势力主要表现为大族与庶族之间的分隔与互动，大族在唐朝前后的变化，也是了解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之一。大族、庶族或官僚家族，这些词汇所标识的阶层，是组成国家社会的重要元素；但是决定他们社会地位的指标则是政治活动或政治性的参与。这些阶层在唐朝社会的兴衰起伏，无不与政治权力的角逐密切关联。事实上，唐朝之所以能建国，本身就是通过贵族集团采取政治性的行动促成的。

与杨隋一样，李唐王朝的统治集团亦源自于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集团”，至少很多人认为如此。当初宇文泰为抗衡对手东魏，便联络关陇地区的各路豪强，不问出身和来源，只要能够秉持拥戴宇文泰本人、振兴西魏的心愿，就一概欢迎。西魏-北周依托于此与东魏-北齐进行较量，终于剪灭对手，统一黄河流域，关陇集团亦随之坐大。这个集团吸收了众多的胡汉成员，兼容东西南北，具有很强的开拓能力。李唐立国后，由这些成员主掌政权，从关中伸向东方、拓往江南，超越关中、覆盖全国的治理由此而展开。然而形势的变化需要统治集团吸纳人才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和范围的再扩大，于是中原旧有的士族参与朝廷内外的决策就势属必然了，所谓关陇军功勋贵与旧族势力的结合，成为了治理巨型国家的基础。这样的局面隋朝曾有初步的尝试，但全面而有效的历练，还有待唐朝的实践。

（昭陵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长孙无忌画像，长孙无忌即出自关陇集团）

然而事情还不止这一步。学界常年争议且今日仍有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武则天上台导致的统治集团的东西之间的更替，特别是蕴含的山东势力取代关陇贵族的趋势，表明即使是北族勋贵联合中原旧族进行统治，这样的格局仍然满足不了形势的遽变。

这意味着，魏晋南北朝时代支配国家政治与社会的那些大族势力，到了一统化巨型王朝的时代，它自身封闭的局限与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开阔与兼纳的矛盾开始凸显，甚至剧烈起来，于是如何扩展和吸纳更多的治理人才，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武则天代表的低于贵族势力的那些山东集团和人物的出现，正是这种形势转变的需要；他们的崛起恰恰又与科举考试这种选拔统治后备人才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更代表了发展的趋向。

（狄仁杰，以明经及第，后官至宰相）

在具体的情节中，人们更关注武则天怎么从太宗的后宫转向高宗的内廷，高宗怎样废黜王皇后、贬谪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老臣开拓政治新局面，武则天怎样从后宫走向前台“垂帘听政”，她又怎样趁机建立武周政权取代李唐，李唐旧臣又如何为恢复唐朝而斗争，直到玄宗即位重新梳理乱局走向大治等一系列的活动。这些鲜活生动、耳熟能详的宫廷内斗和外廷政争，固然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它所揭示的政治转轨并带动的社会转型，只有对这些表层现象进行透彻地分析辨别，才能够深刻地领悟和认识。在这里，我们欲与听者分享的，恰恰就是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东西。

（姚崇像，出身庶族地主，历仕则天、中宗、睿宗三朝）

后期政治的走势 

那么，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社会阶层的变化如何呢？

如同前面讲到的那样，安史叛乱打破了唐朝统治一体化的整体局面，它对唐朝社会阶层的新旧替代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前期的王朝与社会上下，无论是军功勋贵还是传统旧族通过担任中央、地方两层官职控制政权、影响社会的话，那么武则天政治的崛起反映山东庶族势力企图参与王朝政治运作的尝试，进而扩展了王朝的统治基础；安禄山叛乱则对当时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产生了很大的刺激和影响，具体表现在：

第一，随着朝廷与叛军的妥协，叛乱结束之后，长安、洛阳两京所在的内地和周边到处都设置了节度使，最盛的时候多达40几个。这些军队包括的成员种类混杂，胡汉兼具，若与大族、旧族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明显偏低，多系基层或所谓的“下层”人员。他们驻扎在某一地区并依附于将领，将士彼此形成了密切关联，所谓同生死共患难；另外，他们长期驻守当地，与所在地区的社会民众也融为一体，形成了地域化或区域化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这是后期社会变化当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外学者耗心费力地总结出节度使有若干类型，譬如与朝廷抗衡的，供应长安、洛阳粮草的，保卫都城的，协调各地关系的等等。学者划分的标准依托节镇与朝廷的关系，多是从国家政治结构的角度着眼。换个角度看，这些不同类型无论怎样划分，都说明它们已经与特定的地区结合在了一起，这再次证明区域化或本土化是唐朝后期社会发展分途的标志。怎么分途呢？就是人群的分化。组成节度使的将士与所在社会的密切结合，既填补了大族撤离地方社会所造成的层位空缺，也弥补了大族消亡所导致的社会势力及其影响力的空缺。

（唐末藩镇割据）

第二，与此相伴的另一种现象，是前期活跃的高门大族（无论是胡汉军功贵族还是山东旧族及其后人）经过朝野内外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征伐的反复较量，逐渐被山东庶族、科举晋身形成的势力所替代并融结成为新的权贵，他们在后期的朝野内外角逐分合，成为朝廷政治的支配力量，所谓后期社会的主要势力就是指他们而言。若要再细致分解的话，至少有文臣世家、吏干权贵和宦官亲宠等几股势力活跃在两京内外并影响朝廷的政治走向。当然，这几股势力的人数多寡相差悬殊，这里主要就他们的影响力而言。

肃宗以后在唐朝宫廷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员，由科举晋身等形成的新型世族，譬如牛李党争中类似李德裕那样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高门，至少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此前大族势力的替代，以职位的沿承主导宫廷政治，这是公元8世纪中叶之后社会阶层发生转变的一个标志。这类官员所属的社会势力与后期的唐朝相始终，虽然学者们对此的看法千差万别，但朱温等藩帅节度使大规模地屠杀和清除，是他们削弱的重要原因。

（李德裕，字文饶，世家大族的代表）

他们所左右的类似五代冯道那类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掌握重权的吏干式的权贵势力，在晚唐五代纷乱的政局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至于人们熟悉的宦官势力，人数虽然有限，但却能通过皇权参与政治。与此前不同的是，作为朝廷政治运作的宦官势力，在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发展倾向，这已越出了“干政”的界度而成为国家行政体系的组成，然而随着唐末的大规模屠杀，这种现象也昙花一现，随着唐朝的灭亡而结束了。

第三，唐末五代变幻无常的社会阶层，其后来的结局如何呢？我从两个角度讨论。

一是唐后期以来随着地域化现象加强，周边地区的民族和部族势力再度崛起，并与特定地区的社会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区域化的民族势力，这与内地节度使军队本土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典型的案例是活跃在河北道北部的契丹人，到10世纪初他们已发展壮大、形成了兼跨草原和华北耕地的二元制王朝；长安西北的党项人亦蜗居其地建立了西夏政权；回鹘西迁后设立的政权亦落居河西走廊西部和天山南北，与当地社会结合而成为新兴的王朝；东迁的沙陀势力与代北诸族的融合最终演变催生成为后唐王朝。他们与中原、江南各政权都在唐朝灭亡之后兴建立国，基础则是立国之前特定地域化社会的抟成和凝结。这种局面，成为“轴心时代”之后东亚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与此前的一统化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是唐宋转替之时，能够支配主体政治和影响主流社会的那些曾经的大族，经与科举诗赋文臣晋身势力的融结与替代，到北宋建国后，以科举为中心形成的官僚贵族势力开始擢升并占据社会主导，新旧势力的转变至此结束，旧族门阀的时代已成过去。新兴的科举晋身的官僚贵族或士大夫成为主导宋朝政治与支配社会的力量，他们的特点，除了参与朝廷的政治之外，更多的人选择了弘扬乡土、立足地方的道路，以道统承继者的形象凝聚民众共建乡村社会。这些士人或士大夫成为两宋时期地方社会的主宰力量，具有广泛的影响，元明清地方社会相继沿承，构成了与前期大族势力垄断乡土中国迥然有别的场面。

第六讲复习课 

你好！李鸿宾老师的第六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首先，大族的兴衰与士庶力量的消长。士就是指大族、士族，庶就是指贫民、百姓或一般的阶层。唐朝之所以能建国，就是通过关陇贵族集团采取政治性的行动促成的。李唐立国后，关陇贵族主掌政权，从关中伸向东方、拓往江南，超越关中、覆盖全国的治理由此而展开。然而形势的变化需要统治集团吸纳更多的人才，于是中原旧有的士族参与朝廷内外的决策就属必然了，所谓关陇贵族勋贵与旧族势力的结合，成为了治理巨型国家的基础。

到武则天统治时期，国家治理需要扩展和吸纳更多的人才，低于贵族势力的那些山东庶族势力的出现，正是这种形势转变的需要。他们的崛起恰恰又与科举考试这种选拔统治后备人才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更代表了发展的趋向。

其次，唐朝后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与转向。安史叛乱打破了唐朝统治一体化的整体局面，它对唐朝社会阶层的新旧替代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节度使的大量设置，这些节度使与特定的地区结合在了一起，这些军队的将士与所在社会的密切结合，既填补了大族撤离地方社会所造成的层位空缺，也弥补了大族消亡所导致的社会势力及其影响力的空缺。第二，前期活跃的高门大族逐渐被山东庶族、科举晋身形成的势力所替代并融结成为新的权贵，成为朝廷政治的支配力量。这些新的权贵主要包括文臣世家、吏干权贵和宦官亲宠等几股势力。第三，唐末五代周边地区的民族和部族势力再度崛起，曾经的大族已成过去，新兴的科举晋身的官僚贵族或士大夫成为主导唐之后的宋朝的政治与支配社会的力量。

这就是本节课的要点，谢谢你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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