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史话》3：“恒泰号”倒闭--蒋介石的一次失败创业

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四大家族史话》。上集我们聊到，孔祥熙在接替宋子文就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之后，为了扩大手中的金融权力，把实力最雄厚的中国银行给国有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中央银行在宋子文时期业务快速发展，初步站稳脚跟，但是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些老牌银行相比，实力还是比较弱。这三家银行发行的货币总量，中央银行只占10%，交通银行占30%，而中国银行独占鳌头，占60%。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也比中央银行的更有信用，人们拿到中央银行钞票后，往往会兑换成中国银行的的钞票储蓄起来。存款数量上，因为中央银行独占了政府收入的全部款项，所占份额稍高一点，在三家银行的总存款中，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各占25%，而中国银行独占50%，优势还是很明显。

换句话说，在发行的货币量和吸纳的存款数量上，中央银行都远远赶不上中国银行。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能够调动的金融资源还很有限。中国银行经过股改已经民营化，虽然张家璈对蒋介石一向很支持，但并不是绝对服从。

比如，在1929年前后，中国银行上海、香港、汉口、南昌等各个分行，经常汇寄现款支持蒋介石北伐；在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中，中国银行也是认购的顶梁柱，比如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国库券，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就认购了1/3。但是后来，蒋介石一次次对红军发起围剿，军费支出不断膨胀，一次次发行公债来抵押给银行借钱。张家璈不愿这样再无止境地给国民政府垫款了，明确提出反对政府拿中国银行当国库。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于1935年2月开了个秘密会议，认为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局在于“金融币值与发行之不统一”，特别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大行不能“绝对听命于中央”，不与中央彻底合作，这是症结所在。因此，必须要把这两大行国有化。具体怎么操作呢？

国民政府拿不出钱来收购股票，好办，发行一笔公债，把2000万元公债交给中国银行作为政府的增资扩股。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占中国银行的股份，就从原来的20%增加到了55%，合着政府没掏一分钱就获得了中国银行控股权，妥妥的空手套白狼。

对此，张家璈非常气愤，提出三点质疑：第一，中国银行并不缺钱，无需股东增资；第二，即使要增资扩股，也是应该由原来的大股东优先认购；第三，国民政府是拿公债的面值来充当股份，但当时政府公债的信用很低，这些公债的实际价值远低于面值，更远低于中国银行股票的市场价格。

不过，张家璈的抗议无效。股改完成后，国民政府还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把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和董事长李馥荪全部调离，任命宋子文为中国银行新任董事长，统管全行事务，牢牢把握住中国银行的控制权。

拿下最大的中国银行以后，四大家族又如法炮制，以同样的手法把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青岛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等全部收归国有，由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心腹手下担任这些银行的负责人，实现从资本结构到人事安排的全面控制。

如果说四大家族控制金融体系的第一步，是设立中央银行；第二步，是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收归国有；接下来第三步，就是在抗战期间建立“四联总处”，作为总管全国金融系统的核心机关。所谓“四联总处”，是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这四家联合办事处。一开始，四联总处只是四大行的联络机构，后来国民政府于1939年颁布了一个法令，叫“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四联总处变成指挥四大行的领导机构，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由孔祥熙、宋子文和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担任常务理事。

这等于是四大行全部听命于蒋介石的直接指挥，而由孔祥熙、宋子文负责具体管理调度。此外，四联总处还在全国各地增设了200多个分行，大大加强了对全国地方银行和私人银行的监督和控制。

这里，我们再补充说一下四大行里面中国农民银行的来历。这个银行非常特殊，因为它是由蒋介石亲自发起设立的，是蒋介石的“亲儿子”。1933年，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对江西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四次“剿匪”，急需大量经费。但在当时，中央银行的实力还比较弱，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还没有被国有化，控制在江浙财阀手里，蒋介石指挥不动。于是，蒋介石就把“剿匪”总司令部的农村金融救济处，升级为农民银行，拥有发钞权，为“剿匪”提供资金来源。因此，农民银行在国民党内部又被称为“剿匪”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虽然是一家官办银行，但实际上相当于蒋介石的私人财库，可以按照蒋介石的个人需要随意印发钞票，不受任何发行准备金的限制。到1935年法币改革的时候，为了让法币能够建立货币信用、获得民众认可，规定法币发行银行一定要有足够的准备金。四大行中只有农民银行没有提交准备金报告，也就没有获得法币发行权。蒋介石知道后大发雷霆，对孔祥熙怒斥：“难道我连这点自由都没有吗？”孔祥熙不敢争辩，立马运用财政部长的权力，让农民银行也获得了发行法币的资格。

说起来，蒋介石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他其实很早就涉足了金融行业。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交易所内既可以买卖各种证券，也可以交易金银、棉纱、粮油等大宗商品。蒋介石当时正跟着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等一帮黑社会大佬厮混，没有什么正经收入来源。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开业是个契机，蒋介石和陈果夫等几个人就筹钱开了一个交易股票的经纪公司，叫“恒泰号”，在上海交易所挂牌。恒泰号的业务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自身也从事股票投机炒作。不过那会儿蒋介石穷得叮当响，他入股的4000元还是国民党大佬张静江帮他出的。

上海交易所刚一设立就迎来一波牛市，“恒泰号”生意很好，成立半年资产就达到了50万元，蒋介石也跟着发了一笔财，在上海娶了两房小妾，还翻修了老家的大宅，日子过得很滋润。这时候，孙中山在广州国民政府就任大总统，缺乏军事人才，多次电召蒋介石去广州相助。蒋介石却心不在焉，不肯在广州常住，时不时跑回上海照料他的交易所生意。要是市场行情一直这么好，说不定蒋介石都直接投身金融界了。

当时，交易所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看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生意这么好，而且比起银行和做实业的低利润率，交易所动辄50%的利润率，简直是暴利。于是乎一夜之间，各行各业竞相设立本行业的专门交易所，大至金银、棉花、粮油等行业，小至纸张、砖瓦、蜡烛、肥皂等行业，都有专门的交易所，有的还别出心裁，设立什么星期日交易所、夜市交易所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到1921年12月，在上海的各类交易所达136家之多，非常恐怖。而且由于缺乏监管，交易所规则漏洞百出、操纵投机之风盛行。

很快，这股“交易所泡沫”就被戳破了，交易所内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暴跌，交易所本身跑路的跑路，整顿的整顿，鼎盛时期的136家交易所，到1922年4月时仅存6家。那些在交易所内挂牌的经纪公司以及信托公司，当然也随之倒闭，蒋介石投资的“恒泰号”也关门了，他负债几万元，连蒋经国的学费都交不出。为逃避追债，蒋介石整天东躲西藏，处境很是狼狈。最后是靠上海滩老大黄金荣出面，才帮他解了围。蒋介石这时候也醒悟过来，自己玩金融并不在行。恰逢孙中山再次电召，蒋介石这才下定决心奔赴广州跟随孙中山，并很快获取了孙中山的信任，有了之后的发迹。

四大家族控制全国金融体系，是他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接下来，他们是如何通过金融体系来进一步控制工商企业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