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史话》2：整顿财税，宋子文到底有多会“搞钱”？

宋子文和蒋介石因为财政赤字分歧而公然闹翻。

关键词：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宋子文 

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四大家族史话》。上集我们聊到，蒋、宋、孔这三家如何因为孙中山而攀至国民政府高位，并彼此结为姻亲，成为利益共同体。他们想要控制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大权，首先就要从金融系统入手。

先补充一个历史背景：孙中山过世后，汪精卫接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随后迁都武汉，成为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否认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在南京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史称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四个国民政府，分别是北洋政府、广州政府、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在抗战期间又迁都重庆。整个过程比较复杂，不要搞混了。

我们之前聊到过，孙中山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过中央银行，并任命宋子文出任行长。后来，由蒋介石执掌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想成立中央银行，负责管理协调全国金融系统，让宋子文负责筹备。宋子文一开始的想法是，不新设立银行，而是把当时家底最厚、在民间最有信用的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是由清政府在1905年成立的，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国有银行。一开始叫“户部银行”，后来叫“大清银行”，辛亥革命以后改名为“中国银行”，由北洋政府控制。我们在之前解读《通胀螺旋》这本书聊过，袁世凯为了应付当时的财政困境，颁布“停兑令”，要求中国银行以及另外一家国有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付白银。交通银行立刻照办，而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的张家璈拒不执行停兑令，让中国银行一举成为最具信用的银行。

其实，这件事背后，除了有宋汉章和张嘉璈两个人的责任感和勇气，还在于江浙财阀在一战期间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西方列强自顾不暇，而中国民族工业趁机发展，上海的纺织、面粉、针织、卷烟、榨油等商品大量输出，以叶葵初、蒋抑卮、李馥荪、陈光甫等为核心的江浙财阀迅速崛起，他们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有大量业务往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带头站出来反对停兑，实质上是江浙财阀同北洋政府的一次较量。

在那之后，张嘉璈升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并对中国银行进行了股权改革，吸纳民间资本，以削弱北洋政府的控制权。经过两次增资扩股，北洋政府又卖出了部分股票，北洋政府只占中国银行总股本的1/400，中国银行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家由江浙财阀控股的民间银行。

宋子文在1928年时提出来，要把中国银行变成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意思就是要把中国银行重新国有化。对此，张嘉璈当然不同意，刚刚出北洋政府的虎穴，又要进南京政府的狼窝，他怎么肯。张家璈以“无以面对商股股东”为由，拒绝将中国银行国有化，只是承诺如果南京政府建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可以向政府提供一笔贷款，作为建立中央银行的资本。从此之后，张家璈和宋子文两个人算是结下了梁子。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一家新的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总裁，他还同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独揽金融财政大权。原本，国民政府各级部门的收入是存在多家银行的，宋子文规定，之后政府部门的各项收入必须全部存在中央银行，关税也必须转存中央银行。之后，中央银行又把原本由中国银行经营的外汇业务给拿了过来，垄断政府的汇兑业务。成立短时间内，中央银行的实力就迅速扩张，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库也充盈起来。

说到为政府“搞钱”，宋子文的确是一把好手。在广州国民政府期间，财政收入极为困难，一年只能收到几百万元税款，孙中山想要凭这点钱干革命根本不够。宋子文当财政部长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税制改革。

他发现，税收少的根本原因是，中央的征税能力很弱，主要由地方军阀和各级官吏代表中央政府征收各种赋税，但是他们往往雁过拔毛，层层截留税款。而且，具体怎么收税，地方也不和中央打招呼，想尽各种办法巧立名目，比如商品经过一道门或是一座桥时，都要交纳“厘金”，也就是所谓的过桥税、过路税。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交纳的税越来越多，而中央收到的钱却越来越少。

宋子文上台之后的第一个规定，就是集中征税权，中央统一征收、统一管理，禁止各级官吏和地方军阀非法征收、截留税款。为此，宋子文还专门建立了一支武装队伍，对私自征税、中饱私囊的地方官吏有处决权。

宋子文推出的第二项重要措施，是调整税率、扩大税基。比如，橡胶、甲醇等化工产品利润很高、税收却很低，需要调整税率，对这些化工品征收特别进口税。再比如，原来政府只对商品征税，现在税基要扩大到整个服务行业，开饭馆的、搞婚礼的、卖狗皮膏药的、拉黄包车的都要征税。还有，可以打开思路，以“众筹”的方式向广州商人借钱，每个人出5~500元，有多大的力就出多大的力气。再比如，政府还可以做一些垄断专营，私人不许卖鸦片，由政府垄断鸦片生意，等等。

对宋子文的这一系列财税改革，各方评价不一。政府的征收手段非常强硬，且税率之高前所未见，李宗仁就认为宋子文的措施是“竭泽而渔、横征暴敛”。不过，光论实施效果，也是真的显著。改革推行两年后，广州国民政府的税收收入暴涨，是两年前的10倍。这也让广州国民政府有了充足的财力来打北伐战争。用宋子文自己的话说：“历来革命根据地惟有广东一省，以一省而供给中国全国革命之需用。最近纵横中原，北伐经费，全赖广东。”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本来也是想利用宋子文“会搞钱”的本事，让他充实政府的“钱袋子”，为蒋介石打仗筹集军费。没想到，这个时期的宋子文更希望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建立起规范的政府预算制度，实现财政平衡，这显然和蒋介石的初衷不符。

特别是，宋子文再能干，他的搞钱速度也比不上蒋介石的花钱速度，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就出现了财政赤字，蒋介石还一再要求宋子文增加军事拨款，宋子文当然是竭力反对。1933年的一天，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要求宋子文增拨2000万元“剿共”军费。宋子文断然拒绝，说如今财政不稳，拿不出这么多钱。

蒋介石一拍桌子，说“若不是你经费跟不上，我早就赢了！”宋子文也反唇相讥，骂道“再给你多少钱，你也打不赢共产党！”蒋介石怒不可遏，暴起打了宋子文一耳光。宋子文也抄起旁边的椅子要抡过去，是赶过来的警卫把两人给拉住了。

两人的矛盾就此激化，不久后，宋子文就辞去了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据说他在辞职的时候感叹，“当财政部长，就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从1924年宋子文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算起，到1933年辞职，他一共掌握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9年。

宋子文辞职后，接替他出任这两个职位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子文的姐夫、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孔祥熙从1933年干到1944年，掌控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11年。换句话说，20年中，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个人轮流坐庄，牢牢把住国民政府经济命脉。当然，孔祥熙在位期间，宋子文也不是完全退位，他仍然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身份参与国民政府的重要金融决策。

孔祥熙与宋子文最大的不同是，孔祥熙对蒋介石唯命是从、有求必应，要多少军费就拨多少军费，所以被蒋介石奉为“财神爷”。不过代价就是，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在孔祥熙的手里节节攀升，巨额财政赤字最终引发了恶性通胀。

此外，孔祥熙还干了一件当初宋子文想干却没干成的事，就是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把当时最有实力的中国银行给国有化了，同时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把总经理张家璈给挤走，换成由下野后的宋子文执掌中国银行，也替宋子文出了把当初被张家璈拒绝的恶气。这是四大家族联手在掌控中央银行之后，进一步垄断金融体系的重要一步。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下期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