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史话》4：如何利用金融系统来鲸吞实业？

四大家族在鲸吞实业过程中碰到的唯一硬钉子，就是卢作孚。

关键词：孔祥熙，卢作孚，民生轮船 

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四大家族史话》。上集我们聊到，四大家族通过设立中央银行、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收归国有，开办中国农民银行，以及设立“四联总处”等，全面掌控了全国的金融命脉。

进一步地，四大家族又通过掌握的金融机构，来投资控股工商业企业，从而把手伸到了实业领域。比如宋子文控制的中国银行，就通过投资、收回贷款抵押等方式，接管或者控股了上百家工商企业，包括纺织厂、面粉厂、化工厂、发电厂、煤矿等等。比如，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纱厂之一，河南豫丰纱厂，因为受大萧条的冲击经营困难，无法偿还中国银行的贷款，中国银行就以债权人身份接收了该厂，由宋子文的亲信束云章出任总经理。

再比如，抗战期间西南地区最大的民营工业集团华西兴业，想扩建新的钢铁生产线，有150万元的资金缺口，于是就向时任中央银行行长的孔祥熙提出贷款请求。孔祥熙表示，贷款不行，但投资入股可以，明摆就是想趁这个机会拿下这家企业。华西兴业董事会很警惕，拒绝了这个要求，孔祥熙又表示，可以分批贷款，首期先贷给他们60万元。

等华西兴业拿到这笔贷款，订购了一些设备和材料，要求后续贷款时，孔祥熙又翻脸不认账了，说“前账未清，碍难照准”，就是前面的贷款没还清，后面的贷款不批准，让华西兴业建到一半的工程不得不停工。这招太狠了，华西兴业如果没有后续资金，前面那些投入就全部打水漂了，会造成重大损失。这时候，孔祥熙再次提出由国有银行投资入股，并且威胁说，如果顺从，资金以及未来的政府采购订单无庸担心；如果不从，后果将不堪设想。华西兴业没有选择，只能同意。

结果，孔祥熙就命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共同投资700多万元，再由他自己私人控股的中国实业银行、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投资35万元入股华西兴业。这一下，国有银行和孔祥熙自己控股的私人公司拥有的股份，就占了华西兴业总股本的81%。改组后的公司更名为中国兴业，孔祥熙自己任董事长，派自己的心腹傅汝霖担任总经理，把原本的两位企业创始人给彻底排挤了出去。

孔祥熙彻底控制了中国兴业之后，又利用手中的特权，让国有银行的贷款大幅向这家公司倾斜，让它迅速发展成为四川最大的垄断资本企业。比如在1944年，四川省全省共发放工业贷款1.5亿元，中国兴业一家就拿到7000万元，占了将近一半。

除了通过官办银行来控制实业，四大家族也在加快发展自己的私人金融资本。比如，宋子文在辞去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职位之后，除了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还自己创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叫“中国建设银公司”，主要投资于交通建设项目，这应该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家本土投资公司。孔祥熙担任董事长，宋子文担任执行董事，股东全部是国民政府高官和金融界大佬，如张静江、贝祖诒、陈光甫、钱新之等等。

也就是说，中国建设银这家私营投资公司，却有着无比强大的政府背景，在投资上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当一些优质国有企业遇到经营困难或者现金流短缺，中国建设银公司就以股权投资形式注入资金，获得这些企业的控股权。比如，把国有的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变成由中国建设银控股的扬子电气公司和淮南矿路公司。

你发现没有，四大家族的敛财手段，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国有化”，通过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等实力雄厚的国有银行，大量控股民营的工商业企业；第二步，再“私有化”，通过自己控制的私人金融资本，低价收购那些优质的国有企业，化公为私。这样一倒手，就把别人家的企业，变成自己家的了。等企业到手之后，又利用手中的政府权力，给企业经营种种特权，捞取更大的好处。

比如，当时中国最大的卷烟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因为遭到外国进口香烟的低价倾销，经营出现困难。南洋兄弟烟草曾多次请求政府提高进口香烟税率，但毫无回应。宋子文趁人之危，通过自己控制的广东银行强行收购了这家公司，一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立马颁布了新的税制，对所有进口香烟征收80%的高税率，从而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赚特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四大家族利用金融体系来侵吞实业的过程中，可能唯一碰到的一枚硬钉子，就是卢作孚。卢作孚17岁加入同盟会，后来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巅峰时拥有轮船近百艘，总吨位超过7万吨，职工近万人，被誉为“中国船王”。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运输军队、弹药、物资、难民的工作主要由民生轮船承担，卢作孚也被公认为是以实业救国的爱国民族资本家。

然而，卢作孚的民生轮船也被宋子文和孔祥熙惦记上了。1939年，民生轮船因抢运抗战物资被日军炸毁多艘船只，损失惨重，经营陷入困境。孔祥熙、宋子文先后提出投资入股民生轮船，遭到卢作孚婉拒。卢作孚在政商界的声望很高，他们也不敢来硬的，但是之后，民生轮船想要再从银行贷到款，却每每碰壁。孔祥熙找熟人拐弯抹角地暗示卢作孚：“想要彻底解决民生公司财务上的困难，最好找孔先生投资并出任董事长。”

卢作孚没理这茬。考虑再三，卢作孚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利用国民党内部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几个人相互竞争，都想来分一杯羹的心态，发行了700万元的公司债券，由各派分别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金城银行、农民银行、四川省银行等都来参与认购。这样一来，各派利益均沾，民生轮船达到了增资的目的，卢作孚也保住了控股权。这场控股权保卫战打得可谓惊心动魄。

四大家族除了利用金融系统来侵吞实业，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敛财手段，就是利用内部消息，进行投机交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1936年的公债舞弊案。当时，国民政府刚刚搞了法币改革，准备发行一种统一公债，来重新厘定利息。由孔家和宋家合伙开办的三泰公司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人暗中向市场放出风声，称国民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准备发行一种新的公债来替换旧公债，并且要对旧公债停止付息。

再加上，当时日军已经全面占领东北，并正在向华北推进，中日即将全面开战的阴云笼罩上海滩。消息传开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一旦中日开战，他们手里的公债将立刻变得毫无价值。在动荡的时代，老百姓本就如惊弓之鸟，为了避免倾家荡产，他们纷纷抛售手中的公债，公债价格暴跌，最低时仅约为面值的一半，而三泰公司趁机大量低价收购。

等三泰公司吸纳得差不多了，财政部发布公告辟谣，称国民政府发行的旧公债拥有足够的金银储备，旧公债不但会按时支付利息，而且将到期公债的利息上调1.5个百分点。政府公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和广播的黄金时段同步报道，之前贬值的公债价格迅速回升。这时候，三泰公司利用中央银行的雄厚资金，在市场上大力哄抬旧公债的价格，把行情继续拉高，之后，再把手里的旧公债全部脱手。这一进一出，三泰公司短短几周之内获利3000万元，而普通投资者损失惨重，很多人倾家荡产甚至自杀。

这家三泰公司的负责人是谁呢？有三个，分别是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宋子良。其中，徐堪和陈行是孔祥熙的心腹，而宋子良是宋子文的弟弟。这件事情后来被曝光后，上海滩民众把三泰公司称为“三不”公司：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

你看，“三不”公司操纵公债市场的手法已经相当恶劣了，但其实，这只是四大家族进行投机交易的冰山一角。除了公债市场，四大家族在外汇和黄金市场上的投机规模更大、获利更多。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下集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