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包惠僧想回大陆，周总理：你不是普通党员，要对党有个交代

包惠僧这个名字，现在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并非耳熟能详，但这个名字曾在历史上风光一时。包惠僧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之一，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却变节了，还出任过国民党军的中将，解放后包惠僧迷途知返，重新回到了我党的怀抱，今天帝哥就来说说他的故事。

1894年，包惠僧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在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当起了新闻记者。由于包惠僧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加上他文笔又好，因此很快就在武汉的青年学生中小有名气。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受胡适的推荐，前往武汉的各大高校演讲，包惠僧先后两次采访了他。通过交流，陈独秀深深地影响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20年9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由于陈独秀对包惠僧十分常识，所以他负责起了小组的日常工作。

参加革命前的包惠僧性格直率，待人处事全凭热情，敢于直言，因此得罪了许多人，也结识了不少朋友。陈潭秋很熟悉包惠僧的脾气，经常称呼他为“暴徒”，也有朋友称呼他为“大炮”。包惠僧在参加革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他逐步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望志路106号开幕，包惠僧作为13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当时他年仅27岁。党的“一大”结束后，包惠僧留在上海创办《劳动周刊》杂志，陈独秀也在不久后回到了上海。

1921年10月4日下午，包惠僧和杨明斋到陈独秀家串门，恰巧柯庆施也在陈独秀家，而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便安排他们打牌。就在包惠僧等人打牌之际，忽然有人在前门叫门，大家一下子警惕起来，因为按规定，自己人一般都走后门，可见叫门的肯定不是自己人。

包惠僧打开前门，只见门口站着3个人，他们说要找陈独秀购买《新青年》杂志，包惠僧便说：“陈先生不在家，买《新青年》可以到杂志社去购买。”

谁知这3人不由分说就冲了进来，陈独秀听到外面的吵闹声，连忙下楼向后门走去，谁知后门早已有人把守。原来来的人全是法国巡捕房的人，他们将陈独秀、包惠僧等人全部抓了回去。陈独秀、包惠僧等人入狱后都报了假名，他们的身份暂时没有暴露。

不久以后，又有两个人被送进了牢房，他们一个是《民国日报》总编、共产党员邵力子，另一个是同盟会元老褚辅成，他俩是去拜访陈独秀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巡警抓获的。陈独秀一见褚辅成就连忙给他使眼色，但褚辅成不解，开口就大呼道：“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来了？”陈独秀的身份就这样暴露了。

后来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全力营救，包惠僧等人在被关押5天后获释，这5天是包惠僧一生仅有的坐牢日子。

包惠僧出狱后，于1924年来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历任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奉命率教导团随校长蒋介石发动第一次东征，导致校本部暂时成了真空，学生无人管理。校党代表廖仲恺十分着急，他多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周恩来回校主持工作。蒋介石回电说，前方战事吃紧，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破例任命包惠僧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这样一来，黄埔军校在同一个时期就有了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是周恩来，后方是包惠僧。此后包惠僧不但负责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而且还兼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这也使他成为了黄埔军校的名人。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了敌人疯狂的屠杀，包惠僧显然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鲜血和尸体，革命竟然如此惨烈，实在出乎他的预料，在讨论形势时，他时而冲动，时而沮丧，完全乱了章法。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周恩来指示包惠僧到南昌待命，此时包惠僧倒是没有含糊，他抱病立即前往南昌，准备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工作。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准备退出南昌进军广东，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包惠僧却病倒了。

周恩来在部队撤出南昌前，专门去看望了包惠僧，他问包惠僧：“部队要撤走了，你怎么办？”

当时包惠僧正在发烧，他说：“我实在走不动……”

周恩来不能久留，他劝包惠僧说：“你不能在这里住了，要转移。”

包惠僧说：“我有个亲戚在南昌，已经与他联系过了，去他家住。”

周恩来知道不能勉强，只好说：“我给你留下一些钱，如果病好些了，就去追赶部队。如赶不上队伍，就在南昌找组织。”他说完后从挎包里掏出纸和笔，给包惠僧写了介绍信，然后匆匆告别。

包惠僧在南昌的亲戚家住了一个多月后，辗转回到了湖北老家。当时国民党军警到处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包惠僧在乡下也住不下去，只好又跑到上海，但上海的情况更加混乱。不久以后，包惠僧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因苦闷、失望、灰心，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便自动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包惠僧退党后，为了生活只好重操旧业，用笔名撰写文章，靠卖文为生，但卖文实在太苦，他又托人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幕下当参议。不久以后，在何成濬的牵线下，包惠僧来到南京见到了蒋介石，他被蒋介石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衔为中将，此后他又办了特别登记的手续，取得了国民党证。

毫无疑问，包惠僧的行为已经是明显的变节，但对此他却说：“我仅仅是不革命了。我不革命，决不妨碍别人革命，我不过是明哲保身。”

此后包惠僧在国民政府里先后担任过内政部参谋、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职务，蒋介石对他“用而见疑”，他的这些官职都没有实权，充其量不过是个幕僚的角色而已。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许多高官纷纷逃往台湾和海外，包惠僧见势不妙，也带着家眷逃到澳门，栖身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僻静的小楼上，静观大陆时局的变化。有时包惠僧感到心情郁闷，空虚无聊，便到新马路中央酒店的赌坊里走一圈，玩两铺。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不禁百感交集，激动难抑，真可谓“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当时包惠僧从大陆带到澳门的钱已经不多了，台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落到这般地步，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吞下这苦果。

包惠僧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打个电报给周恩来，既表示祝贺新中国成立，又可借此投石问路，他的电报是这么写的：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

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周恩来收到电报后，马上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同意包惠僧回大陆。周恩来马上给包惠僧复电，欢迎他回来，并对香港的共产党秘密组织给予指示，让他们进行协助。

1949年11月，包惠僧带着家人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请他吃饭，席间董必武对包惠僧说：“让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12月25日，周恩来又请包惠僧到西花厅吃饭，这天两人进行了长谈，最后周恩来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白，他是让包惠僧对自己的变节行为向党组织交代清楚，有一个检查。包惠僧回去后，写了一篇长文，郑重检讨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场不坚定、脱离革命、投靠蒋介石的错误，认为自己“罪不可赦”。包惠僧的“交代”上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认为符合实际，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1950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他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1957年，他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有关部门给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他优厚待遇。

1957年，包惠僧用“栖梧老人”这个笔名，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的文章，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但在当时的国内，只有极少的人知道作者就是包惠僧。

1990年6月22日，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采访包惠僧的妻子谢缙云时，问她“栖梧”二字的含义是什么，谢缙云回答说：“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包惠僧去世后，谢缙云将他的回忆录手稿进行了编辑整理，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一书，全书有32.8万字，是珍贵的党史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