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果断叫停援助阿尔巴尼亚，耿飚：他们借钱根本没考虑还

今天帝哥想聊聊我国和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故事。我国与阿尔巴尼亚是在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建交后的头10年里，两国关系发展正常。从1954年开始，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我国政府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

我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进入“热恋期”，是在1960年。这年6月，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与会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希斯尼·卡博态度坚决，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

此次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立即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巨大压力，他威胁说：“要么跟2亿走，要么跟6.5亿走（当时苏联人口2亿，中国人口6.5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毅然选择了后者，他说：“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叛徒、懦夫和修正主义者。”

赫鲁晓夫得知霍查的话后大怒，他反击道：“霍查同志，你把一桶粪倒在我身上，你得把它洗刷掉！”至此两党关系破裂。1961年12月，苏联宣布同阿尔巴尼亚断交，并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

此后随着反修斗争的深入，我国和阿尔巴尼亚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

苏联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后，阿尔巴尼亚马上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虽然当时我国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生活和生产物资极为匮乏，但我国毕竟是个大国，挤出一些援助就可以让阿尔巴尼亚吃饱。从1961年起，我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粮食和各种经济技术援助，签订了一系列协定。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我国向阿尔巴尼亚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成为了我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

1974年的一天，我国驻阿大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我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1969年，耿飚出任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他上任以后，很快发现了许多问题。耿飚曾回忆说：

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

……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他们的领导人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也曾多次对耿飚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耿飚经过调查还发现，阿方对我国的援助浪费现象非常严重，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1万多个。我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耿飚对这种现象非常痛心，他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应地援助阿方，对我国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了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耿飚决定给中央写信，建议不能这样无限制地援助阿尔巴尼亚。在当时的条件下，写这么一封信，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早在1962年，王稼祥就因为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后来李先念看到耿飚的信后，也对他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他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就这样，耿飚“告状”，总算有惊无险。

我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出现裂痕，是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抓住机会，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毛泽东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以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动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阿尔巴尼亚不同意中国的做法，他们决定：决不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决不和解！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霍查非常恼火，他在8月上旬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上万字的长信，指责毛泽东没有在事前和他商量，霍查在信中写道：

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

从此以后，中阿之间的政治分歧日益严重。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反华活动公开化了，这年11月，阿乐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七大”，他们自称这是公开反华的大会。在此后的一系列会议上，霍查又作报告，系统地批判我国从1956年以来的路线和观点。

尽管此时中阿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但国内仍有许多人认为，对阿尔巴尼亚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我对阿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我有利。直到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果断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1978年7月，我国终于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1981年11月，霍查公开宣布中阿两国“除了形式上的外交关系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具体关系”。至此中阿两国的特殊关系完全解体。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此后我国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尔巴尼亚老百姓的同情。

1989年以后，东欧发生了剧变，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这股浪潮前面站稳了脚跟，而信奉极“左”路线、依然贫困的阿尔巴尼亚却显得不堪一击，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布改名为社会党，“放弃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阿尔巴尼亚降下了社会主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