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自知自爱◎ 不以自贵——仁、宣二帝的太平治世

◎第七十二章 自知自爱◎
【原文】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①，无厌其所生②。夫唯不厌③，是以不厌④。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⑤，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注释】
①狎（xiá）：同“狭”。②厌（yà）：“压”的意思。③厌：同上。④厌（yàn）：作“厌恶”解。⑤见（xiàn）：同“现”，表现。
【译文】
当人民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压时，那么可怕的祸乱就要到来了。不要逼迫人民使人民不得安居，不要压榨人民使人民无以生计。只有不压迫人民，人民才不厌恶统治者。因此，有道的人不但有自知之明，而且也不自我表现；有自爱之心也不自显高贵。所以要舍弃后者而保持前者。
【解析】
这一章的要点是“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两句。人要了解、珍视自己的生命，但不要夸耀自己或自以为自己高贵。
老子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第一个“威”意为统治者的权威、高压政策；第二个“威”指的是统治者面临的威胁。老子认为，如果民众不再畏惧统治者的权威，那么统治者也就大难临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统治者是民众的榜样，倘若统治者骄奢淫逸，行为不检点，一定会诱使民众滋生各种欲望，而民众也必然会用尽各种手段去追逐私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一来，民众不惧怕统治者的权威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统治者的地位受到威胁，这是统治者最不愿看到的事情。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狎”意为任意地、肆无忌惮地侵犯、扰乱以至于使人感到不安、窘迫和恐惧。“生”指的是生长的国度。在这句中，针对统治者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老子向统治者提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警告统治者要好自为之，不可再作威作福。老子认为，民以“生”为本，如果他们连最起码的生计都难以维持，那么还惧怕什么苛政和威严呢？所以，一旦人民饥不择食、居无定所，他们就会惹是生非，发生逆乱，这样一来，社会动荡也就成为必然了。
“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这两句话与前面的两句话相联系，显然省略了一个过渡性的逻辑环节，它的完整形式应该是：“故厌其所生，以其被厌；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自知”与自欺的意义相对立，它是一种绝对的知的状态。一个人如果作了恶，他可以欺骗别人，但是无法蒙骗自己。所以，这里的“知”，含有“良知”的意蕴。当人们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恶行寻找合理依据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企图使自己的良知认同所做的恶行，然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人们所能办到的只不过是泯灭自己的良知罢了。所以，自知就是对自己良心和良知的认同。“自见”指的是只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见解和观念，这事实上就是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他人、没有世界。“自爱”是自知的结果，是对自己天生的良心、良知的认同和热爱。如果一个人只爱自己而不爱他人，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自爱者。只有做到爱己及人，这才是真正的自爱。“自贵”说的是只认为自己有价值，而否定他人和世界的价值。在老子看来，圣人都有自知之明，他们不仅爱自己，也爱百姓。如果统治者因位居高位而炫耀自己，抬高自己，那么他就会骄奢淫逸、恣意妄为，堕落成为压迫民众的暴君。
从政之道
◎不以自贵——仁、宣二帝的太平治世◎
圣人一定不会逼迫百姓，也一定不会阻塞百姓的谋生之路，这样，他便是自爱的人，也不会因为高贵的尊位来炫耀自己。明朝时的两位皇帝，仁宗和宣宗，他们不以尊贵的地位凌驾于臣民之上，对下采取谦和、怜悯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明朝建立之后，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成祖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仁宗在位期间，实行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他一面平反洪武、永乐两朝的冤案，一面大修基础设施，与民同利。仁宗之后，继任者宣宗又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多有建树。仁宗、宣宗二帝在位期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时期，后世把这段时期称为“仁宣之治”。

明代仁宗、宣宗二帝在位期间，吏治清明、社会稳定，后世称为“仁宣之治”。
明仁宗朱高炽是成祖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就被册立为燕世子，成为朱棣的合法继承人。明太祖在位时，对朱高炽就十分欣赏。有一次，朱元璋让朱高炽与秦王、晋王、周王的三位世子分别检阅卫士，朱高炽最后一个向朱元璋复命。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朱高炽回答道：“早晨天气寒冷，我让军士们吃完早饭，身子暖和过来再检阅，所以回来晚了。”朱元璋听后，十分欣赏这位皇孙的仁爱之心。朱元璋又问他道：“尧的时候发生过大水灾，汤的时候发生过大旱灾，老百姓依靠什么存活下来呢？”朱高炽回答道：“老百姓所依靠的是贤明的君主，因此做君主的要施行恤民的政策。”经过几次考察，朱元璋对这个孙子越来越喜欢了，认为他有平治天下的才能。
朱高炽即位后，曾经对臣下说：“以前一些做皇帝的都妄自尊大，不喜欢听忠直的话，而下面那些做臣子的，投其所好，阿谀奉承，结果把国家治理坏了，自己也丢掉了江山。朕和你们都应当谨慎行事啊！”朱高炽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所说的这番话。有一次，大理寺少卿弋谦上奏言事的时候，语辞激烈，甚至还批评皇帝的政策。这时，一些阿谀奉承的官员纷纷指责弋谦，只有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向朱高炽进言：“有圣明的皇上，才有正直的大臣。希望皇上能够宽容地对待像弋谦这样的人。”朱高炽听了后，虽然没有责罚弋谦，脸色却不大好看，说话的语气也很严厉。杨士奇进一步向他指出：“弋谦触怒了皇上，朝中的大臣看到皇上对他的态度，心里都会认为您不喜欢讲直话的人。”朱高炽猛然醒悟过来，说道：“这确实是我的过错啊，那些奉承我的人，迎合我的心意，实际上是让我错上加错啊！”这件事过后，朱高炽一个多月都没听到朝臣的直言，于是他对杨士奇说道：“麻烦你去对大臣们说一下，替我转达一下纳谏求言的心情。”杨士奇回答道：“如果仅凭我的一句话，还不足以取信于诸臣，还是请皇上亲自降一道诏书说明这个意思吧！”于是，朱高炽下了一道诏书，进行自我批评，从此，朝廷中逐渐形成了直言不讳的好风气。
明仁宗朱高炽做了一年皇帝就去世了。其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继承了皇位，即明宣宗。宣宗即位之初，首先平定了叔父朱高煦的叛乱，使自己的统治稳定下来。
天下安定之后，明宣宗重用贤臣，施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有一次，明宣宗外出返京，沿途看到几个农民正在耕田，于是他亲自来到田间与农民交谈，然后接过他们手中的犁把，只推了三下，浑身便大汗淋漓了。他感慨地对随从大臣说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觉得很累。老百姓一年下来都不停地劳作，他们的辛苦可想而知了！”回朝之后，宣宗便下诏宣布减免百姓赋税，减轻农民的负担。
宣宗继位之后，就开始着手修建明仁宗的陵墓献陵，宣宗谨遵仁宗朱高炽的遗嘱，力主俭朴，注意节约，只花了三个月的工夫就完成了陵墓的工程。朱瞻基带了这个头，以后几代明朝皇帝的陵墓都修建得较为俭朴，直到明朝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熜的时候，才坏了这个规矩，为自己修建了奢华的陵墓。
明宣宗朱瞻基曾说过几句名言。一句是“省事不如省官”。有一次，浙江巡抚上书宣宗，请求他在杭嘉湖地区增设一名专管粮政的布政使司官员。朱瞻基觉得地方官吏已经冗员，没有必要再增设官员；况且，增设官员势必会增加赋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驳回了这名巡抚的请求。
还有一句是“安民为福”，这句话是在批评一名工部尚书时说的。有一次，工部尚书为了讨好皇帝，就上书建议修建山西圆果寺的佛塔，好为国家求福。朱瞻基当面批评了他，对他说道：“老百姓安定就是国家的福祉，何必借修佛塔来‘求福’呢？”
明宣宗不但体恤民情，还奖励那些勤政爱民的地方官吏。河南有一名知县，正好赶上当地发生灾荒，百姓食不果腹。这名知县为了救济百姓，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就将驿站里的上千石公粮发放给灾民，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有些官员知道后，就上书弹劾这名知县，但是明宣宗却对他大肆表扬，说道：“倘若拘守手续，层层申报，那么老百姓早就饿死了。”
明宣宗还继承了仁宗乐于接受朝臣直言的作风。他要求大学士杨溥尽力辅佐自己，并让他时常指出自己的过错。杨溥非常感激，不住地叩首说道：“臣决不敢忘记报答皇上的恩情。”宣宗回答说：“杨公能直接指出我的过错，让我及时改正，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呀！”
明仁宗和明宣宗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们不仅自爱，还懂得体恤下臣和百姓，正是由于他们的开明作风，才有了被史家称赞的“仁宣之治”。
为人之道
◎自贵之祸——李自成骄奢致败◎
李自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出生于陕西米脂，二十四岁时参加农民起义，后来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以勇猛和识略兼备而著称。在进行反抗明朝的武装斗争过程中，虽然也曾遭受过多次严重的失败，但是对于每一次失败，李自成都成功地做到了东山再起，从而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延续和壮大。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尽，明朝宣告灭亡。崇祯皇帝虽然已经在煤山自缢身亡，但是明朝的残余势力立即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年号弘光，史称南明。如果弘光政权得以兴起，将意味着明王朝的恢复。虽说相比李自成的大顺军来说，南明的军事力量很薄弱，但是他们时刻都在准备着反扑，李自成如果想坐稳江山，就必须对残明势力给予彻底的剿灭。然而对于刚刚成立的大顺政权来讲，最大的危险不是日薄西山的前明残部，而是山海关外正在崛起之中的大清国。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国称号，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金在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不停地对外扩张，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政治目标远非仅仅统一女真一部即可，而是觊觎关内，欲像曾经的蒙古族统治者一样，让大清成为中国新一代的中央王朝。因此，明清之间在山海关内外进行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激烈争战，虽然当时明朝没有亡于清军之手，但是为了抵御强大的清军，明朝国力消耗巨大。再加上明军大批精锐之师被牵制在防清前线上，这无疑为起义军的胜利进军创造了非常优越的条件。然而，在明朝未亡之时，明政府是起义军和清军的共同打击对象，而一旦明政府垮台，代之而起的大顺政权也就与清政府形成了针锋相对、互不两立之势。非常遗憾的是，起义军的高层领导者对这一严峻的局势完全置之不顾，在他们看来，清军远在千里之外，更有坚固的山海关为之御守，根本对自身构不成威胁。事实上，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估计。在此之前，清军就曾经几度围困北京，明朝险些因此而颠覆，这说明，清军的威胁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山海关并未掌控在大顺军的手中，而是由明朝将领吴三桂控制着。大明皇帝已经不在，吴三桂在政治上也就失去了归属，而孤军难持，他必须找到一个依托才可以立足，因此，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或者归降大顺，或者投靠大清。显然，吴三桂依附于哪一方，对于哪一方就有着极大的利处。但是，就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李自成及其部下处理得极为糟糕，这直接导致了大顺军的迅速溃败。
李自成虽然一方面也曾遣人招降吴三桂，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没有好好照看吴三桂留在北京的家人。结果，吴三桂的父亲遭受拘押，并且被施以严酷的拷掠，同时，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大将刘宗敏纳为己有。闻知这样的消息，吴三桂岂能不怒火中烧，他立即率军向大顺军掩杀而来。在初战失利之后，吴三桂就投靠了清军，引领清军入关进攻闯军。后来诗人吴伟业曾以此感叹：“恸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的降清，使得大顺政权连一时的安歇也得不到。不过，李自成的错误不仅仅限于对待吴三桂的问题上，而是体现于方方面面。李自成甫一占据北京，就住进了富丽堂皇的明朝宫殿，只顾得享乐，将军政大事都弃置不理，甚至下属们都不能够轻易地见到他了。最高统帅的放纵享受，使部下以为自己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以牛金星为首的文臣一方面忙着为李自成筹备登基大典，另一方面也积极地自顾享受，用郭沫若先生的话来形容就是：“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以刘宗敏为首的武将则忙着到处搜刮钱财，盘剥勒索，并且遍施酷刑，滥杀无辜。这引起了京城百姓的极大恐慌。
在元首和高级官僚的带领下，整个大顺军迅速地腐化堕落，几乎完全沉迷于酒色之中，从而军心涣散。而就在大顺军战斗力减弱的同时，他们所要面对的却是比明军更为强大的清军。在骁悍的清军迅然入关之时，李自成率领着一批已经懈怠了的军队去迎战，结果在山海关大败。不久，李自成撤离北京，逃往西安，他的军队很快被清军消灭了。
李自成和大顺军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并且还不是一般地发昏，而是头脑昏沉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李自成进京之后的表现，与之前英勇善战、能谋善断起义军首领形象相比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在中国历史上，像李自成这种因为初期的胜利而骄傲自满终致覆败的情形，还有很多例子，其前唐末黄巢大齐政权的失败，其后洪秀全太平天国的覆灭，即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