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柔弱处上◎ 从政之道◎兵强不胜——苏代劝秦王善待魏国

第七十六章 柔弱处上◎
【原文】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①，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②，柔弱处上③。
【注释】
①徒：一类的人。②下：劣势。③上：优势。
【译文】
当人活着的时候，他的身体十分柔软灵活，可是他死后的身体就会变得枯槁僵硬。万物草木生长的时候形质是柔软脆弱的，死了之后就变得干枯残败了。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柔弱的东西属于生长的一类。因此用兵逞强就会招致失败，树木强大就会遭致砍伐摧折。因此凡是坚强的往往处于劣势，相反，柔弱的往往能处于优势。
【解析】
这一章老子以人和植物的生死状态来说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任何事物强大了都会走向灭亡，这是自然法则。所以有道处柔弱而无道处刚强。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人活着的时候，面色红润，身体柔弱灵活，行动自如。人死了以后，身体就变得坚固僵硬了。死亡是任何人也无法摆脱的命运，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免于死亡。接下来，老子从人的生死又谈到了植物的生死状态，万物草木有生命的时候形质是柔软脆弱的，死了就变得干枯残败了。不管是人还是花草树木，活着的时候是柔弱的，而死后就变得僵硬起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柔弱的东西属于有生命的一类。
“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一支强暴不义的军队必然灭亡，一棵僵硬枯槁的树木必被折断，因此，强大位于下位，柔弱居于上位。
这一章老子以人和植物的生死状态来说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任何事物强大了都会走向灭亡，这是自然法则。所以有道处柔弱而无道处刚强。
从政之道
◎兵强不胜——苏代劝秦王善待魏国◎
这一章里，老子通过人生时弱、死时硬，树木生时柔、死时枯的譬喻，说明柔弱具有强大的力量，想要强大就一定要保持柔下的道理。“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人生之计，当强则强，当柔则柔，刚柔并济才是至理。
战国时期，秦国想凭着自己的强大力量使魏国屈服，甚至还想派人去魏国担任相国。于是，秦国想召见魏相信安君，向他说明派人到魏国的事情。信安君知道秦国不怀好意，因此不想去秦国，但是又不能直接拒绝秦国，所以让苏秦的族弟苏代去游说秦王。
苏代见到秦王，说道：“我听说，忠诚的人不一定都是智者，而智者也不一定都是忠诚的人。现在，我希望在大王面前陈述自己的愚见，我担心大王觉得我所说的话不够忠诚，以致我犯下死罪，希望大王慎重考虑。
“现在，大王想派人去魏国出任相国，以取代信安君来增进秦、魏的外交关系，我担心这样做反而会令魏国对秦、魏两国的关系更加疑惑，您这样做本来是想堵住魏、赵两国的交往，结果反而会增强两国的力量。魏王非常信任亲近信安君，把他当作智能之士，特意加以重用，魏王畏惧尊敬秦国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大王派人到魏国去而得不到魏王的重用，那么大王派人去魏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魏王任用了大王所派去的人，那么魏王必须舍弃自己信任的人，而任用自己所畏惧和讨厌的人，这就会使魏王心中极为不快。让一国之君处于不安的心态，强迫万乘大国的相国做他不愿做的事情，用这种办法来搞好两个国家之间关系，这肯定是难以长久的。所以，我担心魏国对秦、魏两国的关系会更加疑惑。况且一旦信安君放弃万乘大国的相国不做，那么赵国的谋臣一定会说：‘既然魏国的信安君被迫放弃了相位，那么秦国必然要让他所宠信的人在赵国掌权的。这样一来，赵国虽然还是赵国，而我们这些大臣却不会受到重用了。尽管赵国没有灭亡，但是我们这些人却很危险了。赵国全国上下必然下决心与秦国拼死作战，必然会坚决御敌。所以，我担心这样做反而会使赵国更加强大啊。
“大王如果打算增进秦、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想让赵国小心谨慎地尊奉秦国，那就不如让魏国继续重用信安君，让他长期享有相国的尊名。如果魏国信安君尊奉大王，就可以使魏国长期安定，还能使自己名声显赫；如果信安君不尊奉大王，魏国就危险，信安君权力就削弱了。既然如此，信安君对上为其主尽忠，对下也可以为自己好好打算，所以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地侍奉大王。赵国的大臣们也一定会说：‘魏国的名分和地位不比我高，土地的物产也不比我多。但是由于信安君侍奉秦国，秦国对他十分友好，所以魏国就能够太平无事，信安君自己也能够长期保有尊位。如果我国与秦国对抗，赵国的军队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赵国也会处于削弱危险的境地，这不是安全的计策。对外结怨于秦，对内又滋生祸患，使自己身处死亡之地，这不是万全之策。'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对以前所做的事情感到伤心，就会因不能与秦国联合而感到忧虑，后悔自己犯下的错误行为。为了得到国家的安宁和个人的好处，各诸侯国一定会割让更多的土地，诚心诚意地侍奉大王。这样，大王不用举手之劳，便可以取得赵国割地这样的好处，这是连尧、舜想要得而得不到的大利啊！对废黜信安君与任用信安君，其利害得失，我希望大王好好考虑一下。”
秦王听了苏代的话，放弃了派人到魏国出任相国的想法。
刚柔之道，在于适时、适事、适人，倘若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味用强，往往会事倍功半。苏代在劝说秦王的时候，认为如果以强硬的方法去对付魏国，只会让魏国感受到屈辱，反而会使魏国对抗秦国，甚至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的诸侯国也一致对抗秦国。所以，苏代提倡秦王实行怀柔政策，让魏国心甘情愿地侍奉秦国。
处世之道
◎柔弱处上——佯狂避世的阮籍◎
人生之计，当强则强，当柔则柔，刚柔并济才是至理。三国末年的阮籍，便是一位“柔弱处上”的名士。
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出现过两个文人团体——“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这两个团体活动的年代相距不远，但是由于时代政治与风尚的不同，它们呈现出迥然相异的特征：建安文人有着激昂慷慨的进取精神，竹林七贤则表现出了倜傥不羁、任性使气的疏狂情态。在竹林七贤之中，最能体现这种“疏狂情态”的，首推诗人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城里）人。生于建安十五年（210），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儿子。据史书记载，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而且嗜酒成性，善于弹琴。阮籍年轻时颇为得意，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英俊人物，而他又特别喜欢研读老庄的著作，所以形成了“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性格。表现在行动上，他经常闭门读书，数月足不出户；有时外出游览山水，又经日忘归。他这种奇特的行为不易为常人所理解，所以“时人多谓之痴”。
阮籍二十多岁的时候，把家迁到了洛阳，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他们经常到嵇康寓居的山阳竹林之中聚会畅饮，倾心接谈，所以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居住洛阳期间，阮籍有时还前往苏门山拜访隐者孙登，两人一起论道，相对长啸，阮籍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逍遥适意的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司马氏掌控了曹魏的政权之后，极力延揽天下的才士，以为自己所用。阮籍名重当世，自然也成了司马氏争取的对象。他想继续无拘无束地游山玩水，已是不可能了。司马懿做太傅时，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后来，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任命阮籍为关内侯和散骑常侍。

阮籍游山玩水佯狂避世。
阮籍迫于淫威而做官，又不愿趋炎附势讨好司马氏，就只有对他们采取敷衍的态度了。一次，司马氏听到禀报，说有个人把自己的母亲杀了。这时，阮籍正坐在一旁，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由得惊叹一声，接着说道：“杀父亲也就罢了，怎么能杀母亲呢？”在座的人听到阮籍的言论，十分惊恐，都以为阮籍公开发表与“孝道”相抵牾的言论，心想阮籍这下可惹下大祸了。司马昭也乘机追问阮籍，问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阮籍自知失言，惊出一身冷汗，这时他脑子一转，从容地对司马昭说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番随机应变的回答，不仅使他脱离了危险，而且还使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这个事件也给阮籍敲响了警钟，以后他“言语至慎”，再也不敢任意说话了。司马昭再与他接谈，他总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这样司马昭想杀他也无隙可乘了。
《晋书》本传中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阮籍身处魏晋之际，为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不得不酣饮佯狂。因此，酣饮、醉酒不仅是一种嗜好，更是阮籍麻醉自己、保全自己的方法。有一次，司马昭打算为儿子司马炎求娶阮籍之女，阮籍当然不愿意，但是他又不敢直接拒绝，于是沉醉六十日不醒，司马昭也无计可施，只好作罢。司马昭的亲信钟会，多次找阮籍谈论当朝的时事，想借机设下圈套陷害阮籍，阮籍对此也用醉酒的办法应付，钟会终究也没有办法陷害阮籍了。

“竹林七贤”相交游，为世人所称道。
司马氏集团倡导“名教”，标榜“孝道”，在阮籍看来，这完全是用以自利的手段，实在是亵渎了礼教。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一切，于是“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鲁迅语）。其实，阮籍并不是反对礼教，而是反对司马氏借助礼教的名义欺世盗名。从本心上来说，阮籍对礼教的态度要比司马氏真诚得多。据载，阮籍的母亲去世时，他正和人下棋，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坐着弈棋，对弈完毕，阮籍悲恸难抑，吐血数升。居丧期间，阮籍仍旧饮酒食肉，等到临葬之时，他又高声悲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这时，中书令裴楷前来吊唁，阮籍披散头发，两腿张开坐在地下，睁着醉醺醺的眼睛直视裴楷，也不回礼答谢。裴楷吊唁完毕后，转身就离开了。有人问裴楷道：“凡是去吊丧的，主人放声痛哭，客人才开始行礼。阮籍自己都不哭，你哭什么呢？”裴楷说：“阮籍是方外高人，所以不在乎俗礼。我是俗世中人，所以要礼节周全才可以啊。”当时的人对此大发感叹，都说裴、阮二人堪为知己。阮籍又善为青白眼。“青眼”表示赞许、喜悦；“白眼”则表示厌恶和蔑视。阮籍一旦见到拘泥礼节的俗人，就翻出白眼相对。嵇喜来吊唁，阮籍便翻出白眼，嵇喜十分难堪，只好跑回家去。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了这件事，便买了美酒，带上琴去拜访阮籍，阮籍见到琴、酒，喜出望外，立刻收起白眼，表示欢迎。至今常用的“青睐”、“垂青”等词，便是从此处而来的。
阮籍“居丧无礼”，之后又在司马昭举行的宴会上纵酒放诞，这就引起了礼俗之士的强烈不满。在酒筵上，这些礼俗之士纷纷向阮籍兴师问罪，并要求司马昭以“不孝”、“败俗”之罪判处阮籍流放，以正礼俗教化。阮籍对此毫不在意，仍旧不停地饮酒，神色自若。最终，司马昭也没有治阮籍的罪。阮籍借酒装痴装傻，然而他对险恶的现实却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常常把自己的所想所感寄寓到诗文之中。阮籍还通过《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诸文和《洪生资制度》、《咏怀》（六十七）等诗篇，由衷地赞赏老庄哲学的无为与逍遥。
阮籍和竹林名士们蔑视礼教、谈玄论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具有追求个性自由的现实意义，这与司马氏的礼教治国正好相对，为司马氏所不容。为了剪除异己，司马氏借“不孝”罪名，把“刚肠疾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杀了。面对司马氏的淫威，“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有的变节，有的妥协。尽管阮籍始终不愿与司马氏合作，但他毕竟无力对抗强权，只好敷衍了事。后来，司马昭集团上演了一场晋王加“九锡”的劝进丑剧，在这场丑剧之中，阮籍躲又躲不开，只好违心地代为醉草《劝进牋》。其后几年，阮籍一直郁郁寡欢，最终在景元四年（263）病死于家中，终年五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