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民之轻死◎ 从政之道◎民皆轻死——隋末农民起义

◎第七十五章 民之轻死◎
【原文】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①，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②，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注释】
①上：指统治者。②求生：这里指生活享受。
【译文】
人民之所以会遭受饥饿，是因为统治者榨取吞食赋税过多，因此才遭受饥饿。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政令繁苛、强作妄为，所以人民才难于统治。人民之所以会轻生冒死去触犯法律，是因为统治者为了奉养自己，把民脂民膏都搜刮净了，所以人民才轻生冒死。只有那些不去追求生活享受的人，才比奉养奢厚的人更胜一筹。
【解析】
这一章老子用具体的例子说明“无为而治”的好处和重要性。“无为”是一个大原则、大方法，具体运用上，则包括了不搞苛捐杂税、不搞繁琐的法令、收敛自己的欲望等一系列内容。我们知道，统治者和民众是一对矛盾体。如果统治者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那么人民就会生活富足，国家就会太平安定，统治者的地位也就会稳固。与此相反，如果统治者不以人民利益为重，只追求自身的安逸，不顾人民的死活，那么人民就会不惜一切地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便会采用武力手段镇压人民，国家就会慢慢走向衰亡了。

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在这句话中，老子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民忍饥挨饿的原因：统治者征收赋税过多，人民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故而出现饥荒。人民忍饥挨饿，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因此他们起来反抗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其中，这里的“治”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人人各得其所、各遂其愿、相互合作、和睦相处、没有矛盾的和谐状态。如何理解“难治”呢？对于统治者而言，它指的是社会难于和谐、有序；对于人民而言，它指的是生活难以维持。人民的生活难以维持，就会流离失所，铤而走险，走上反抗的道路。面对人民的反抗，统治者会想尽各种方法来应对，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以其上之有为”，这里的“有为”指的就是统治者肆意妄为，社会就很难达到和谐的状态了。人民生活不安定，这主要是因为统治者的妄为和蛮横所致。一旦人民难以治理，国家就会秩序混乱，统治者的地位也就受到威胁了。老子在这里以简明易懂的语言对“民之难治”的情况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并为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轻死”指的是不畏死亡，也就是根本不把死亡当回事。从消极的意义上说，轻视生死就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于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破坏性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轻视死亡就是一种与邪恶势力斗争的行为。“求生”指的是维持生命的活动。“求生之厚”有两层意思：一是把满足生活的需要或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这件事看得很重；一是为满足个人生活的需要或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付出了太多的财力。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如果一个人对死亡不再重视了，那么他就不再惧怕死亡了，这个道理在上一章节已经论述过了。在这里，老子对“民之轻死”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统治者过于注重自身的安逸和享受，必然会占有和利用大量的物质财富，那样人民就会缺衣少食，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了。面对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人民实在不堪忍受，所以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铤而走险。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其中，“无以生为”是对“求生之厚”和“有为”的否定，老子正是通过这种否定来说明一个贤明的统治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和应有的作为。这句是本章的结尾句，老子在这里点出了统治者应坚持的人生态度：只有不厚养自己的生命而又有所作为的人，才比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更胜一筹。
从政之道
◎民皆轻死——隋末农民起义◎
自古以来，一直就有“勿与困兽斗”的说法。当人民被逼迫到无路可走的境地时，就会像被围困的野兽一样，不畏惧死亡而进行反抗。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统治残暴，骄奢荒淫，连年大兴土木，不断对外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大业五年（609），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有“狂寇”数万。六年（610），北方的雁门（今山西代县）和东都洛阳，先后爆发了农民暴动。这些暴动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了，但是成为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先声。

隋炀帝杨广统治残暴，骄奢荒淫，连年大兴土木。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下令在全国征兵百万，准备东征高句丽。同时，他又强征黄河南北一带的百姓负责转运粮草和军械。在征伐高句丽的过程中，车牛往者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地大多都荒废了，这给北方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灾祸。同年，邹平（今山东邹平北）百姓王薄在长白山聚众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发动民众反抗隋朝暴政。此后，广大农民为逃避征役，纷纷加入到王薄起义军中。随后，平原（今山东陵县）刘霸道、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孙安祖和窦建德、渤海（今河北阳信西南）高士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翟让、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杜伏威等相继起兵反隋。这一年，起义军主要活动于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之间，聚保山林川泽，参加者主要是逃避征役的贫苦农民。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第二次对高句丽用兵，贵族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趁着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国内兵力空虚的机会，联合一批贵族子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北）起兵，进逼东都。炀帝与玄感之间的厮杀，极大削弱了隋朝的统治力量，义军势力乘机不断壮大。到大业十年（614），隋炀帝第三次征伐高句丽的时候，义军已分布各处，道路隔绝，官军已经无法按期集中了。
从大业十一年（615）开始，隋炀帝停止对高句丽用兵，开始把大部分军队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军。隋炀帝还命令在郡县城郭、驿站、村庄的周围修筑城堡，强迫农民居住在城堡里，使其断绝与外界尤其是义军的联系。同时，隋朝统治者对起义军和普通百姓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隋将樊子盖镇压起义军时，把汾水以北的村庄全部烧光，并将俘虏来的起义军全部杀掉。另一名隋将王世充镇压江南刘元进起义军时，把诱降来的起义军三万人全部屠杀了。
隋朝统治者的暴行，激起更多的农民起来反抗，到大业十二年（616），全国起义军的数量不下百余支，人数也达到百万。起义军攻陷了许多郡县，消灭大量官军。隋炀帝急忙征调杨义臣镇压河北起义军，自己则亲自率领禁军到达江都，镇压南下江淮的起义军。在抗击隋军主力的过程中，起义军损失惨重。为了团结各支力量，推翻隋朝统治，义军开始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步形成了瓦岗军、河北夏军和江淮吴军三支主力。

李密说服周边起义军聚集到瓦岗军周围。
瓦岗军的创始人是翟让。大业十二年（616），曾参预杨玄感反隋的贵族李密也加入到瓦岗军中。他说服附近小股起义军聚集到瓦岗军周围。瓦岗军攻破了要塞金堤关，攻下了荥阳（今河南郑州）诸县。隋炀帝得到消息，立即任命张须陀为荥阳通守，令其率兵两万前去镇压。李密说服翟让还击。翟让率兵列阵以待，李密则率领骁勇常何等人在荥阳大海寺北设下埋伏，在那里大败隋军，斩杀了张须陀。这是瓦岗军在河南境内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为义军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业十三年（617）二月，瓦岗军占领兴洛（后改洛口）仓，开仓赈济饥民，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留守东都的越王侗急忙下令隋将刘长恭和裴仁基等人分兵两路，准备在兴洛仓合击瓦岗军。瓦岗军得到消息后，先是击溃了刘长恭所率的两万五千步骑，不久又招降了裴仁基。这时，翟让推李密为瓦岗军首领，号魏公。赵魏以南（今河北中部及南部）、江淮以北的各路起义军皆并入瓦岗军。瓦岗军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几乎控制了河南全境。不久，瓦岗军成为河北、山东各路起义军的盟主。四月，瓦岗军围攻东都，将二十余万隋军困于孤城之中。
在河北地区，大业十二年（616），张金称、高士达率领的义军先后被官军镇压。另一名义军首领窦建德收合两部余众，义军的势力得到恢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窦建德率领所属义军，基本上消灭了隋朝在河北的武装力量。窦建德兵锋所至，隋朝官吏“稍以城降之”。次年正月，窦建德在乐寿县（今河北献县）郊建立政权，自称长乐王，署置百官，改元丁丑。
在江淮一带，大业十二年（616）七月，隋炀帝到达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李子通占据海陵（今江苏泰州），左才相占领淮北，杜伏威屯聚六合，从三面威胁江都。隋炀帝大惊，急令宿卫精兵八千进行围剿，双方互有胜负。次年正月，又遣宿卫精兵征讨江淮一带实力最强的杜伏威部义军。杜伏威以逸待劳，在江淮大败隋军，又乘胜攻破高邮（今江苏高邮北），占领历阳（今安徽和县），很快控制了淮南各县，江淮间其余反隋武装多来归附。
大业十三年（617）六月，瓦岗军在东都外围消灭隋军主力，东都告急。七月，隋炀帝抽调“江淮劲卒”和“燕地精兵”奔赴东都，涿郡留守薛世雄率领燕地精兵三万南下进攻瓦岗军，当行至河间（今属河北）时，薛世雄下令在七里井驻扎下来，准备会合河间诸县先行镇压窦建德部义军。窦建德获得消息，立即率领大军从各城中撤出，向南转移，然后乘薛世雄毫无防备之机，选出敢死之士两百八十人夜袭隋军。三万隋军猝不及防，很快就溃散了。薛世雄只带着数十骑逃回涿郡。此后，窦建德控制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
同年八月，瓦岗军攻下黎阳仓，开仓赈济饥民。隋炀帝遂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洛阳附近诸郡兵与东都留守兵十余万人讨伐瓦岗军。王世充在洛水两岸布置军队，与瓦岗军展开激战。双方交锋数次，王世充都战败了，有些隋将也投降了李密。这时，洛阳城内缺粮，城中的军民饿死了很多。而河北、山东、河南及江淮流域也均被起义军占领，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隋炀帝直接控制的区域也越来越小了。这样的形势，对瓦岗军是非常有利的。在这个关键时刻，瓦岗军内部却产生了矛盾，翟让等人建议只留少许军队围困洛阳，而李密则极力主张在洛阳城下与隋军主力长期鏖战，最终众人听了李密的命令，瓦岗军的主力被钳制在洛阳一带。
在各地义军反隋的同时，朔方（今内蒙古白城子）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等地主官僚也纷纷起兵，割据一方。大业十三年（617）五月，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也从晋阳起兵，七月，李渊趁隋军与瓦岗军大战的机会，进入关中。十一月，攻克长安。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隋朝宣告灭亡。五月，李渊在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唐。这时，留守东都的隋越王侗也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
隋炀帝死后，李密率领瓦岗军大破宇文化及的军队，但瓦岗军的实力也受到很大损失。盘踞在东都洛阳的王世充趁此机会，于九月偷袭并打败了瓦岗军。不久，瓦岗军归顺李渊。后来，李渊又消灭王世充、刘武周、窦建德、杜伏威等人，逐渐统一了全国。
处世之道
◎有为难治——李自成推翻明朝◎
生逢乱世，统治者逼得百姓无路可走，百姓不畏惧死亡，便起来进行反抗，明末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支持对后金的战争，崇祯帝又大幅增加赋税，取名为“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的征收，使百姓的境遇更加悲惨，一时间“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在这种形势下，陕北饥民王二率先举事，他率领数百饥民杀死知县张斗耀，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明崇祯朝饥民遍野。
明末农民起义为何率先在陕西发生呢？这主要与自然灾害有关。明朝末年，陕西连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当地老百姓为了填饱肚子，先是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光了，就剥树皮吃，树皮吃光了，就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填肚子，石块不能消化，最后也就腹胀而死了。当时，只要有人单独出城，便会离奇失踪。过上片刻，有人看到城外的饥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这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杀死吃掉了。在这种人吃人的环境里，很多人为了不致饿死或是被吃掉，纷纷集结起来做了强盗，后来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杀官吏，分粮食，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反抗朝廷的武装。
崇祯三年（1630）以后，农民起义的声势壮大起来，渐成燎原之势，也形成了几支势力强大的义军，其中以李自成率领的义军最为出名。
李自成，原名鸿基，世居陕西米脂，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参加起义，后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高迎祥死后，李自成继任为首领，称“闯王”。在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李自成转战南北，一路势如破竹。最初，李自成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屠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就要杀掉城中三成以上的百姓；对方坚守五六天，城破以后就要毁平城墙，甚至还屠杀城里的所有百姓。此外，李自成在攻破一座城池后，往往弃之不顾，然后继续向前进攻。在围攻开封城的时候，李自成曾三次攻城而不能破，最后他挖开黄河大堤，淹死军民数十万人。后来，李自成的队伍进入河南杞县，举人李岩、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人做了他的谋士，他们都建议义军不要滥杀无辜，李自成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这才逐渐得到民众的拥护。同时，李岩还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并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使李自成的势力迅速壮大，军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义军中的主力军。
面对势如破竹的义军，崇祯帝用了两种传统的方法来应对：一是讨伐，一是招降。然而，朝廷派到前线讨伐义军的官兵，多数不愿白白送死，便在沿途大肆奸淫烧杀。例如，山西总兵张应昌平叛时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他用这些乡民的人头冒功领赏。民间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面对起义军的攻势，崇祯束手无策。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临汝）大败陕西总督孙传庭，接着乘胜攻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刚刚攻入北京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尚能严守纪律，店铺营业如常。但是几天之后，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城中人心惶惶。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甚至还掳走了明朝降将吴三桂的侍妾陈圆圆，这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反叛。后来，满清入关，联合吴三桂在山海关夹击大顺军，李自成仓惶退出北京，率军退守河南、陕西。最终，李自成在湖北通城县九宫山战死。
李自成死后，他的部下继续转战南北，十多年后才被清廷彻底消灭。尽管明末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给新统治者以强烈震撼。清朝统一全国后，开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百姓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