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陶铸下基层,吃到肉包子大怒: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我吃这个

1960年,陶铸下基层,吃到肉包子大怒: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我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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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陶铸前往广东工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此后的15年里,陶铸长期在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领导职务,为这片南粤大地的发展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铸主政广东期间,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坚持一有空就下乡、下厂,每年都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基层。陶铸曾多次说过:“省委书记每年都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这是党中央的规定,我陶铸是第一书记,怎能不身体力行?”

有一次毛泽东来广东视察,他问陶铸:“你去过广东多少个县?”

陶铸回答说:“105个。(当时广东一共有108个县)。”

毛泽东又问一旁的乐昌县委书记:“你们高山顶上那个卫生村,你去了吗?”

县委书记回答说:“我还没上去,陶书记上去了。”

1960年,广东也深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减产现象十分严重。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陶铸决定亲自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体察民情。

1960年9月3日,陶铸正式从广州出发,他还邀请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残云和他同行。当汽车路经南海县时,陈残云见公路两旁都种上了番薯,便高兴地对陶铸说:“陶铸同志,你看,公路两旁的路面上都种上了番薯,看来大家都在响应省委的号召,大办粮食呢!”

陶铸哈哈大笑:“残云,你错了,这不叫响应号召,而是做给官僚主义者看的花架子。”他又对秘书说:“你到前面的路口下车,给县委打个电话,要他们老老实实到群众中间去,拿出一些切实可靠的增产粮食的具体办法,不要搞这些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扰民伤财,没有意思。”

陈残云有些不解,陶铸于是向他解释说:“是的,我说过,只要能增产粮食,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不包括在公路路面上种番薯。公路,是走汽车的,人来人往,还有汽车、自行车、挖掘机,番薯怎么能生长好?弄不好,还会破坏公路呢!这不应该批评?你们拿笔杆子的,就应当及时地给予指出才是嘛!”

此时车上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那就请残云同志写一篇题为《公路两旁种番薯》的文章,怎么样?”陈残云欣然表示同意。

几天以后,陶铸来到花县,当晚便在县里住下。县里的领导早就知道陶铸的脾气,不敢给他大摆筵席,第二天的早餐只为他准备了一盘肉包子和一碗白粥。

陶铸早上吃饭时,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发现里面包的是肉,不禁大怒:“怎么是肉包子?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给我吃这个?”

县里的领导见到陶铸发怒,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陶铸继续批评产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民的公仆,不是旧社会的官僚老爷,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再说了,现在是经济困难时期,省委出了文件,要共赴困难,准备吃苦,这些文件,你们看了没有?”

县里的领导没有办法,只好偷偷地去找陶铸的秘书诉苦:“我们又没准备什么,领导同志来,再怎么难也得让大伙吃饭呀!这怎么是好?”

秘书出了个主意:“你们去弄点番薯、芋头来,陶书记肯定会吃。”

最后县委书记和县长在陶铸面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把早餐换成了番薯和芋头,此事才算了结。

陶铸来到东莞视察时,一下车就跑到田里,农民见是陶铸来了,纷纷停下了手头的活计。陶铸很在行地从一位农民手中接过一把锄头,对他们说:“来,我们一边谈一边干。”

陶铸首先问大家:“吃公共食堂方便不方便?”

农民们迟疑了一会,才有人回答说:“方便,方便!”

陶铸知道这不是实话,于是又笑着说:“怎么?你们对我,还不敢讲真话?”

农民们见陶铸如此随和,终于慢慢地放下了戒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有人说:“早先敞开肚皮吃,吃饱了,睡大觉。现在公共食堂连稀粥也喝不上了。”有人说:“空着肚子干活,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只干活,谁也挺不住,刚才就有一个晕倒了。”

陶铸听后十分难受,他对大家说:“东莞是个好地方,搞成这个样子,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对不起大家啊!”他还马上作出指示:“给刚才晕倒的农民兄弟拨20斤大米。”

此次考察结束后,陶铸专门发表讲话说:“我们是要富裕、欢乐的社会主义,绝不搞贫穷、烦恼的社会主义。”他还以省委的名义对全省发出重要指示,并抽出几万名干部分三批去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三风;恢复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上集市进行农副产品交易;凡是群众不愿意参加的集体食堂,可以解散。

由于陶铸及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广东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1965年,广东的粮食产量达到244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100亿斤,不仅实现了自给,每年还可调出10亿斤大米,蔗糖、芝麻、畜牧、水产品的产量都增长了几倍。

广东毗邻港澳,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开始腾飞,深圳河两岸的生活差距立现。而到了50年代末,由于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许多广东人开始逃港,比如在1957年,宝安县逃港1.8万多人,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宝安县的逃港问题引起了陶铸的关注,从1959年到1964年,陶铸先后6次来到宝安,想方设法为宝安的发展“支招”。1961年5月1日,陶铸在宝安视察时作出指示:要“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设成“游览区”。

一个月后,陶铸再次视察宝安,并说出了一番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的话:“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在那个年代,说出这番话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正是有了陶铸的支持,宝安县放宽了对边防的管理,放开南澳、沙头角、罗湖等13处口岸,作为和香港进行小额贸易的特定地点。这些措施很快就有了效果,宝安的群众生活逐步好转了,逃港群众也大幅减少了。

虽然这些措施在后来迫于形势而被叫停了,但毕竟还是一场第一个吃螃蟹的探索,为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作了一场破冰式的探索。

陶铸在广东的15年,留下的政绩太可观了!陶铸这个名字,已经与广东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离开这个名字,广东的当代史就无法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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