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陶铸前往广东工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此后的15年里,陶铸长期在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领导职务,为这片南粤大地的发展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铸在主政广东期间,对知识分子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照顾,他也因此被知识分子视为良师益友。当年在广东省主抓意识形态的王匡后来回忆说:
陶铸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眼光和惊人的魄力,忠实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这些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作为党内有名的才子,陶铸自然比一般的干部更加懂得知识分子的价值,他曾多次用“千金市骨”这个典故启发下面的干部:“古代君王能用五百金买下马骨而终于得到千里马,我们共产党人更要不拘一格地去物色人才,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生活待遇等具体事情,陶铸更是经常亲自过问,生怕亏待了他们。
在60年代初全国上下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陶铸亲自提出了一个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特供”的名单,要求广州市委保障供应。所谓“特供”,就是每人每月1斤油、2斤猪肉,数量虽然有限,但体现了陶铸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
陶铸还曾在各种党内外的会议上,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本质的思想,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了。
周恩来和陈毅听说了陶铸的这番话后,对他提出的“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句话尤为赞赏,后来他们也分别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重要讲话,在全国的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正是因为陶铸一直对知识分子们肝胆相照,国内外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杜国庠、陈寅恪、丁颖、陈耀真、毛文书、红线女等人都成为了他的好朋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陈寅恪。
陈寅恪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解放前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被傅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他本想去台湾,但到广州后就住了下来,傅斯年曾多次来电催促,被他一口回绝。
后来又有人劝陈寅恪去香港,他却说:“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最终陈寅恪决定留在广州,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因患眼疾,只求能在安定的晚年从事著述和学术研究,所以对一些社会活动一概不予过问。全国政协曾邀请陈寅恪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沫若派专人到广州,请陈寅恪到北京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也婉言谢绝。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在当时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
陶铸听说了这些闲话以后,专门在一次全省高等院校教职员工会上为陈寅属说了话:“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都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知识分子,我看他是好人!”
陈寅恪听到陶铸的这番话后,深受感动,他主动对中山大学的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转告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我同意接受。”
不久以后,陶铸亲自来到陈寅恪家里拜访,陈寅恪对此感激不已,后来他多次说过这么一句话:“老夫何德何能,竟劳驾陶书记亲自登门探询……”
此次拜访结束后,陶铸感到十分难过,因为陈寅恪的住房实在是太小了,小得连书都快摆不下了!陶铸二话没说,立即通知校方予以解决。陈寅恪视力差,著述十分困难,陶铸不仅让学校给他配了一名助手,还送给他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供他收听时事新闻。
当时陈寅恪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是381元,这比陶铸的工资还要高,因此也被中山大学的青年教授和学生戏称为“381高地”。当时有人看不过去,认为陈寅恪的工资太高了,陶铸马上反驳说:“你有陈老那样的本事吗?如果你有的话,我照样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
1962年7月,72岁的陈寅恪不慎在家中淋浴时摔倒,跌断股骨,此后他只能长期卧床。陶铸得知以后,马上指示为陈寅恪配备3名护士,并在住房、吃饭、穿衣上对他给予特殊照顾。
但此时又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陶铸听后大怒:“陈老70多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特殊照顾吗?你若是像陈老一样,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也一定给你3个护士。”
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听到这番话后,感激地说:“只有陶铸,才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不久后,陈寅恪的双目完全失明了。陶铸知道后,便指示中山大学党委,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建了一条白色甬道,以免他迷失方向。这虽然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甬道,但它在党与知识分子之间搭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正是在陶铸的关心和帮助下,陈寅恪在晚年先后完成了《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著作,攀上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高峰。
直到现在,与陶铸有交往的知识分子仍对他十分怀念,他们都深有感触地说:“知我者,陶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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