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蒋介石的“女婿”想入党，周总理却拒绝：你在党外作用更大

他是孙传芳五省联军军法处长陆翰的少爷，出身于官僚家庭。

他是蒋介石的“女婿”，同国民党上层有过接触，联系。

他是汤恩伯的智囊人物，曾被汤恩伯委任为“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

……

尽管他拥有以上显赫的头衔，但他却连续几十年在隐蔽战绩上为党工作，为党传递了许多重要的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就是著名的红色特工陆久之。

陆久之原籍江苏常州，生于1902年，不久后全家跟随父亲迁往湖南。他的父亲陆翰，曾任清王朝的辰州知府，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湖南省财政厅长、全国烟酒专卖局局长。袁世凯死后，陆翰又担任了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军法处长，权力非常之大。

陆久之是陆翰的长子，陆翰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业，光宗耀祖，但陆久之却对这个有钱有势的军阀家庭十分反感，他在少年时代受到了“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爱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憧憬革命人生，并立下了“振兴中华”的志向。

陆久之知道父亲有有一个习惯：一坐到马桶上，就喜欢随手拿起一本书报翻翻。于是他把《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事先放在父亲的马桶边。日子久了，陆翰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也就不再过多限制陆久之的进步思想了。

陆久之18岁时，考进了上海宝成纱厂当学徒，后来来到杭州四种工业学校求学。1926年，他经好友徐梅坤介绍，认识了地下党员蔡叔厚，两人非常投缘，不久后便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一家“绍敦电气公司”，对外以修理马达、家用电器、安装电灯为掩护，实为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站。

后来陆久之又成为了上海学的旁听生，受到了恽代英、瞿秋白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教导，更激发起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和热情。

但正当陆久之干得起劲的时候，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鉴于当时的形势，党组织安排陆久之以“工会调查员”（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身份为掩护，打入了敌人内部，暗中跟踪追击、刺探情报。

但多数党员并不了解情况，认为陆久之是叛变了，认为他这样的官僚少爷，早就应该清除出革命队伍。陆久之就这样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

南昌起义后，陈赓因腿部骨折，来上海治病，被调查组一名密探发现，此人向上级报告：“陈赓经常在爱多亚路成都路口牛惠霖医生诊所出现。”但敌人在诊所旁守了好久，就是没有见到陈赓的影子。

还有一次，一名密探发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隐藏的地点，但等到搜捕人员赶到时，向忠发已及时逃跑了。

这背后都是陆久之在得到情报后，迅速通过地下渠道，向自己的同志发出警报，才让他们能够迅速逃脱。

敌人多次发现追踪的猎物逃跑后，知道内部肯定有人有问题，他们对陆久之产生了怀疑，但苦于没有证据，只好在1928年解雇了他。

陆久之被解雇后，利用自己官僚少爷的身份和人脉，担任了招商局的秘书，并兼任《航业半月刊》的主编，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后来陆久之向在上海的周恩来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周恩来却说：“你要求入党，我和赵世炎都可以做你的介绍人。可你不入党比入党更重要，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单线联系嘛！”

不久后，陆久之在一次行动中身份时暴露，不得不出走日本，他在日本留学7年，拿到了日本铁道学院和早稻田大学的文凭，成为了一个“日本通”。

“七七事变”后，陆久之回到了上海沦陷区，组织安排他留在这里刺探日伪情报，他抱着“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再次开始了地下工作。

1940年，一位陆久之在日本就认识的海军武官冲野亦男邀请他到南京汪伪政府去做官，但他却回答说：“我无意做官，但有心办报。”

对方问他：“此话怎讲？”

陆久之说：“中日开战，是因为相互不熟悉，所以难成朋友，就会兵戎相见。贵国提倡‘中日亲善’，那就应化干戈为玉帛，这要靠笔杆子，我愿为此竭尽全力。”

冲野亦男听后大喜：“办报人员你设法招聘，经费我们筹集。”

于是陆久之堂而皇之地办起了《华美晨报》，经费由日本人提供，编辑和经营全部由陆久之负责，陆久之以“中日亲善”为幌子，专门宣传抗日、收集日伪情报。但日本人等了几个月以后，始终没有发现报上刊登一篇亲日文章，于是责问陆久之是什么原因。

但陆久之却回答说：“中日亲善乃百年大计，不能操之过急，冰冻三尺，不能求旦夕之功。”

陆久之在办报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人脉，打入与日本海军有密切关系的“海安公司”任经理。当时苏北、山东的新四军急需大量的蜡烛、火油、纸张等物资，陆久之弄到了海军经理部的许可证，把这些物资源源不断运送到了解放区。

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运送物资的事情最终被日本人发现，陆久之被日本人的宪兵抓进了监狱，并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和共产党有接触，坚持说这是自己的工作疏漏，最终他靠着自己在日本军界内的良好人缘，成功获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的果实，立刻派他的嫡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到上海担任接收大员，陆久之也被汤恩伯委任为“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成了他的座上宾。

原来汤恩伯与陆家是世交，他早年不得志时，正是通过陆翰的介绍，认识了国民党的要员陈仪，在陈仪的提拔下，才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所以汤恩伯一直把陆久之当作兄弟看待。

不久以后，陆久之又在汤恩伯的秘书长胡静如的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的女儿陈瑶光，并与她结婚，所以后面就有人戏称他是蒋介石的“女婿”。

不过陈瑶光并不是陈洁如的亲生女儿，她与蒋介石在一起的那几年，一直没有生育，所以才收养了陈瑶光，而当时陈洁如也早已和蒋介石离婚多年，如果说陆久之是蒋介石真正的“女婿”，还是有些牵强。

在接收上海时，陆久之向汤恩伯建议说：“古人有云：‘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如能办一张日语报纸，对日俘、日侨作宣传教育，消除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毒素，灌输以民主进步知识，他们对你这位汤司令官，是会留下深刻的好印象的。”

汤恩伯听后大喜：“有见识，有见识！”他立即要陆久之全力去创办一张报纸，专门负责对日俘、日侨的宣传教育事宜。

于是陆久之将这份报纸命名为《改造日报》，并用它积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宣传和平民主进步的新思想，同时重申国内形势，要求国民党政府遵从国共和谈原则，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报纸还积极刊登郭沫若、夏衍、田汉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发行量非常好，最高达到了每天36万份，很好地宣传了党的方针和政策。

但国共谈判破裂后，《改造日报》遭到了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忌恨，他们指责《改造日报》是共产党的喉舌，要求抓捕陆久之，但汤恩伯碍于与陆久之有数十年的交情，只是把报社解散了事，并没有问罪于他。

1949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中央希望能够和平解放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而要和平接管上海，就必须策反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烫恩伯，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陆久之。

但要策反汤恩伯，风险极大。此前汤恩伯的“军师”周天谬因规劝他率部队起义，不仅未成功，反遭他暗杀。汤恩伯的恩师陈仪也认为“国民党腐败没落，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劝他起义以顺民心，他却向蒋介石打密报，使得陈仪被蒋介石软禁于衢州。陆久之考虑再三，决定直接到汤恩伯的官邸，劝他起义。

汤恩伯回到家后，陆久之劝他说：“我对目前的时局很担心，如果和谈破裂，共军肯定会立即渡江作战，直下京沪，不知总司令如何应变？”

汤恩伯听后非常震惊，但还是强行狡辩说：“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军舰，要突破长江天险，谈何容易？即便共军过了江，上海的防御工事固若金汤，足以和共军周旋一番。”

陆久之继续劝说：“目前人心厌战，军心涣散，大势已去，若不顺从民心，继续作战，只能自取灭亡。”

汤恩伯深思良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我不会忍心去毁灭它，我会将上海完整地交给上海民众的。”

陆久之知道汤恩伯的思想已经动摇，于是继续坚持给他做思想工作。4月27日，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蒋纬国抵达上海，亲自督战。

陆久之得知以后，连忙向汤恩伯进言：“你老兄的机会来了，现在你可一举成名天下知，你既可作第二个傅作义，但比他还将更为有利，因为蒋家父子三人都在你的手中了。”

汤恩伯听到这番话后大惊，连连摆手说：“不要瞎说。”

此时蒋纬国突然走了进来，陆久之和汤恩伯面面相觑，只能说些“天气真好”之类的话应付他。

后来蒋介石父子把汤恩伯叫到了军舰上，陆久之再也没有见到汤恩伯，对他的策反不得不中断。不久后汤恩伯离开上海，飞往台湾，他派人传话给陆久之：“飞机上已给你留了一个座位。”

但陆久之拒绝说：“在此等你回来。”

陆久之对自己没能完成策反汤恩伯而感到十分难过，但上海局的负责人沙文汉劝他说：“尽管策反汤的工作没有完成，然而你对上海的解放已尽全力，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陆久之在1950年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去日本东京，策反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于是陆久之经香港偷渡到日本，很快联系上了朱世明，他对朱世明说：“我这次东渡日本，既不经商，也非旅游，而是专程为团长今后的前途来进言的。”

朱世明听后大惊：“为我而来？”

陆久之严肃地说：“中共希望你能在国民党驻外使节中带头起义，率团弃暗投明。现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如果你能回归，中共方面是竭诚欢迎的。这就是我来日拜访朱团长的使命！”

朱世明的思想也有些动摇，但他还是表示此事需从长计议，自己需要考虑几天。

但台湾方面好像已经觉察到了朱世明的动向，派出了外交部次长董显光追到了东京。朱世明害怕事情暴露，连忙通知陆久之，要他以后不要再和自己联系。

陆久之深知事不宜迟，又连忙联系了代表团的谢南光、郑鼎安等官员，他们均表示愿意起义。最终他们果断地脱离了代表团，先后经香港回到了北京，受到了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但朱世明却因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没有和他们一起行动，竟一个人逃到了美国。

而陆久之因为没有护照，回国时只好找了一只货船，偷渡回香港，但在归途中由于风浪很大，他在半夜里被一阵巨浪从床上猛地掀了下来，跌成了脑震荡。此后虽然经过医治脱离了危险，却留下了终身不治的后遗症，他的头部不能左顾右盼，右手也时常会颤抖不已。

尽管陆久之为革命立下了大功，但在“文革”时也受到了冲击和批判，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被宣告无罪。到了1996年，中共上海市委终于做出结论，肯定了他的全部革命历史，参加革命的时间从追随周恩来的1926年算起，并给予了他副市长级的离休待遇。

晚年的陆久之一直不愿称自己是蒋介石的“女婿”，他说：“蒋介石是蒋介石，我是我，千万不要猎奇把我和他混为一谈。我已经这么老了，以前没想沾他光，现在也不想因为他再出什么名。名利对我来说无所谓啦！”

2008年2月12日，陆久之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