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悲歌》3：为什么美国制造业岗位在一夜之间消失？

工作都去哪儿了？

关键词：工人阶级，制造业，工作 

美国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这个黄金时代，是从1920年代起，到1970年代结束，历时50年，正好是万斯的外祖父母从出生到工作的时间。换句话说，他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候。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在他的代表作《美国增长的起落》这本书中指出，在1920-1970半个世纪，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大跨越”阶段。在192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在经济上还极不平等的，那是由J.P.摩根、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等垄断大亨们主宰的世纪。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历史课本上有一幅描写美国19世纪末政治现状的著名漫画，名叫“参议院的老板们”。画中，美国国会参议员们正在开会，他们的目光时不时地望向议会大厅的最后一排——那里坐着一排大腹便便的垄断资本家，他们的大肚皮上写着“钢材托拉斯”“铜业托拉斯”“食糖托拉斯”、“标准石油托拉斯”等。大厅后面的木牌上写着：“这是一个为垄断者所有、为垄断者服务的参议院”。这就是当时美国的政治现状。在垄断资本的压榨下，美国工人阶级日子过得很苦。

但进入20世纪，特别是1920年之后，美国工人阶级的境遇越来越好。首先，美国爆发的技术革命让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料开始极大丰富。就拿汽车来说，福特引进的流水生产线，把汽车的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而生产成本大幅缩减，让普通人也能够负担得起。1900年，美国家庭的汽车普及率只有0.1%。到了1929年，美国家庭的汽车普及率就达到了90%，这意味着，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辆车。

的确，在《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中，我们看到，无论万斯的家庭和他的邻居们生活有多么困顿，他们每家人都有车，甚至还可以时不时地换新车。

此外，1920年代美国还颁布了严格的移民法案，从鼓励移民转为限制移民，导致新移民数量锐减；接着又颁布了高关税法案，削弱欧洲工业品对本国工业造成的威胁。没有了新移民和进口商品的竞争压力，美国工会就更容易组织起来，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

进入1930年代后，罗斯福新政推出了关于就业的几项重要立法，包括《国家产业复兴法案》《国家劳资关系法案》以及《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这些法案进一步保障了工人的劳动权益，工人的实际工资快速增长，工时也大大缩短，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成为了标准。

在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1920-1970年的“大跨越”阶段，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快速上涨，收入增长率是顶层10%人群的2.5倍。在这一时期，一个美国家庭中，只要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工人去工作，就能让全家人过上让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羡慕不已的中产阶级生活，就能买得起城市郊区带有后院的大房子，就能至少拥有一辆车。万斯外祖父母的个人奋斗史，其实是那一代美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成功。

有学者评价说：“美国在20世纪的成就，在于美国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共享了经济发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文明能够对全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然而，到了197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这种向上的趋势戛然而止。仿佛是一夜之间，大量工人面临失业下岗的命运。1977-1987年这10年间，全美仅钢铁和纺织两大产业的就业人数就锐减了100万；1987-2007这20年间，美国制造业继续流失约700万个工作岗位。

这也是为什么万斯的母亲和外祖父母之间，仅仅相隔一代人，命运却截然不同。对于万斯母亲这样，出生于1960年代的“锈带”人群来说，他们出生在美国工人阶级最辉煌年代的末期，然后终其一生都活在漫长的“下沉年代”，等待他们的是工作的消失、社区的解体、城市的衰败。

事实上，美国各界精英已经明确意识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美国中下层经济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这也是“乡下人的悲歌”的根源。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岗位会在1970年代末突然大量消失？

这就要说到一个大背景：根据罗伯特·戈登的测算，“大跨越”时期是美国经济增长最迅猛的时期，但是进入1970年代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动力锐减，增长率不到“大跨越”时期的1/3之一，经济陷入了滞胀。

与此同时，经过二战后二三十年的恢复，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开始强势崛起，对美国制造业的领先地位造成威胁。竞争压力促使美国产业资本将大量制造环节向海外迁移，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作为“价格杀手”，降低产业链的整体成本，保持其资本投资的盈利率，同时，也可以把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矛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

另外，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美国产业资本流出创造了客观条件。本来，大萧条和二战的冲击让国际资本市场崩溃，全球资本流动冻结了40年。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非常严格，美国资本账是不开放的，欧洲也不开放，更不用讲其他国家。直到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全球金融系统才开始复苏，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有机会卷土重来。

在这几重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中低端制造业从197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外迁，大量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潮由此开始。到199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信息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趋势。信息革命带来产业升级，美国产业进一步从传统制造业转变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美国本土仅保留价值链高端的制造业如汽车、航天航空、芯片等。信息技术和金融作为新的增长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制造业比重迅速下降。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后，一路下降到2015年的10%。

在《下沉年代》这本书里，提到一个具体的例子，通用汽车旗下的帕卡德电气公司。这家公司的其中一个工厂，在1970年代初有1.3万名工人，到1990年代初只有7000人，而到2005年初只有3000人。与此同时，帕卡德电气的海外工人人数增加到十万以上，它的汽车零部件工厂成为墨西哥边境工厂带的最大雇主。

2006年3月，帕卡德宣布将关闭或出售其29个美国工厂中的21个，并削减两万个工人职位，占总数的2/3，剩下来的工人将减薪四成。“这个消息在一个大型会议室里通过幻灯片分组传达，每次告知一百名工人。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套相关信息的资料，要在八月前决定是否参加买断。人们哭着走出房间。”工人们被鼓励接受一次性买断工龄，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大部分养老金。而当大部分工人买断工龄之后，工厂又因为缺人而返聘他们为临时工，时薪13美元——工作量翻了一番，薪水却减半了。

而那些买断了工龄、又无法被返聘的工人，又该怎么办呢？要么失业在家，要么被迫转向一些典型的低工资岗位，比如商超、酒店、物流和快餐行业的服务人员。这些行业的福利待遇根本没办法跟制造业相比，沃尔玛的收银员无论怎样也难以享受到曾经大型工业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很多岗位都只是打零工模式，工资也只比最低工资略高一点。况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还在不断降低。以不变价美元来计算，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从1979年的8.38美元，下降到了2009年的7.25美元。

研究表明，1983-2013年这30年间，收入位于前2%的美国人，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00美元上涨至639400美元。而收入位于后1/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

换句话说，“后排美国人”正在被“前排美国人”甩开得越来越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是美国社会的深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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