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悲歌》4：美国制造业回流，靠谱吗？

美国制造业回流，靠谱吗？

关键词：比较优势，学费，制造业回流 

我们有理由问：当美国的精英阶层做出制造业外迁的决定时，他们难道没有预料到给美国工人阶级造成的冲击吗？当然不是。事实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诺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早在1940年代就曾发表过一篇论文，预见了这样的后果。

萨缪尔森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如果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部转移到穷国来生产，富国本土只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那么意味着，在穷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大，对资本的需求变小，工人的工资会上涨，社会贫富差距会缩小；反过来，在富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小，对资本的需求变大，工人的工资会相对下降，社会贫富差距会加大。

在这篇论文发表30年后，也就是1970年代，这样情况在美国真实发生。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对此，萨缪尔森本人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困境只是暂时的现象。萨缪尔森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因为穷国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富国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是符合比较优势理论，这种全球劳动分工将提升富国的国民总财富。整体的经济蛋糕做大了，到时候，再配套以完善的社会再分配体系，也就是把部分财富从富人转移到穷人那里，那么最终来看，富国的工人群体收入也会增加。

萨缪尔森这个推论对不对呢？应该说，萨缪尔森“预料到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局”。美国制造业外迁之后几十年，美国工人阶级不但没有分享经济增长的蛋糕，反而每况愈下，这出乎很多学者的意料。事实证明，学者们为工人阶级设计的“向上攀爬”之路，似乎走不通。

比如大家会认为，“树挪死，人挪活”，“锈带”没有工作机会了，你可以搬到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去，搬到更高工资收入的地方去啊。对于精英人群来说，“逐水草而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只要钱给够，他们可以立马搬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工作。在他们看来，待在一个地方原地不动是个错误。如果你安定下来，就限制了你的事业、你的财富、你的智力发展。

但是“后排美国人”不一样，他们有不一样的世界观和人生信念。《美国底层》的作者阿纳德曾向很多个被困在落后地区的“后排美国人”提问：“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被问到的人会一种困惑的眼光看着他，因为答案太明显了——“这里是我的家。”

一位退休的机械师这样说到：“我不想离开。我想要这样的生活。每天都能看到和我一起出生的人，和家人在一起。我住的地方离我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和他们的家只有900英尺。我的孙子们离这里只有900英尺远。我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也确实会看到他们。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阿纳德说，“后排美国人”比精英人群更看重家乡的价值。这里是许多人所拥有的唯一的人脉网络，唯一让他们拥有一个重要角色的社区。“它是关系纽带，是人脉网络，是朋友，是家人，是教会，是少年棒球联盟球队，是美发店里你熟悉的流程，是酒吧里的老顾客，是工会大厅里的熟人，是电子烟商店里的工作人员，是半价电影之夜的常客，是周二晚上打篮球的家伙。”而搬家，则意味着摧毁他们的身份，破坏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的支持系统。他们的幸福感会减少。他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不需要花钱的好东西将不复存在。

正因为如此，当锈带衰落时，又一次的大规模经济移民并没有出现。确实有一部分人离开了——通常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但更多的人被困在原地，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走出去。

好，如果老一辈工人无法离开，那么，能不能努力让下一代走出去呢？就像万斯那样，他母亲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但万斯可以通过努力，考上大学，从而扭转自己的命运。然而现实是，万斯的经历是他们同龄人中的一个奇迹，完全不具有代表性。

万斯在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参加了伊拉克战争。万斯在海军陆战队表现突出，担任了美国东海岸最大军事基地的媒体联络官，经常在电视上代表军方观点发言。正是因为他在军队的优秀表现，让他后来得以顺利就读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并获得全额奖学金，让他得以完成学业。

要知道，今天美国高校的学费之高，已经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能负担得起的。据统计，美国的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有4330万学生总共借了1.3万亿美元的助学贷款未偿还。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学毕业时身上背了高达30万美元的助学贷款，他在毕业后足足还了21年，在43岁的时候才把助学贷款还清。

抛开学费的部分不说，本身要申请优秀的美国高校，就不是“后排美国人”能做到的。这需要获得必要信息的渠道，包括如何申请学校，在哪里申请，录取规则，等等。你还需要各种人脉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加持。

如果你出生在正确的社区，拥有正确的家庭背景，那么你可以凭借家庭支持和长辈经验顺利走上这条路。就而对这个群体之外的人来说，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很多家庭根本就不认识上过大学的人。更何况，很多家庭的状态非常糟糕——父母吵架、离异、失业、酗酒、吸毒、坐牢比比皆是，他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根本学不进去，读大学的机会非常渺茫。而在当代美国，上不了大学，意味着将永远被排斥在精英阶层之外。

对锈带工人阶级群体来说，继续留在故乡，没有工作可干；通过“经济大迁徙”到发达地区找工作，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工人子弟通过上大学出人头地，这条道路也几乎被堵死。那个曾经人人皆可攀登的向上阶梯不复存在，“美国梦”破灭，这是他们陷入绝望的原因。

美国精英阶层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之前严重低估了制造业外流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有没有可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呢？

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开启了“重振制造业”战略，于2009年12月颁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0年8月颁布《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将制造业确定为美国核心产业。2010-2016年间，奥巴马政府又陆续出台了《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振兴美国制造业与创新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力法案》《清洁能源计划》等法案，进一步支持高端制造、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接着搞，开启了“重振制造业”2.0版本，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跨国企业的制造业岗位回流。

那么，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效果如何呢？应该说，这些政策的出台有一定效果，但从整体上看，美国制造业持续衰退的大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从投资增速看，1980-2006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5.2%；2003-2006年这个数字下降为4.6%；2010-2019年进一步下降为4.1%。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由1980年代的20%，下降到2008年的13%，再继续下降到2019年的11%。从就业人口看，美国总就业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占比，从2015年的12.5%，下降到2019年的不足10%。

为什么美国政府持续10年以上的“重振制造业”战略，却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对此，学术界有很多讨论。比如，认为美国金融业的过度繁荣侵蚀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美国国内生产的高成本阻碍了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具有产业集群效应，培育一个地区的产业集群需要时间，短期内很难有明显成效；等等。

就拿苹果来说，特朗普在总统任上强硬喊话库克，要求他把“该死的电脑以及其他产品的生产留在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而库克淡淡回复一句“在美国组装iPhone还不现实”。库克给特朗普算了一笔账，把iPhone组装线搬回美国，按美国的生产成本根本不赚钱，而把组装线留在中国，每年能给苹果带来超过500亿美元的净利润。你是想要一个不赚钱的美国工厂，还是想要一个每年能给你赚500亿美元的外包工厂？特朗普毕竟是生意人，这个账他还是算得过来的。

换句话说，想通过制造业回流的方式来解决美国“锈带”工人阶级的困境，短期内是很难看到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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